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韩非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者。晚年，毛泽东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后，对韩非评点道：

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唐汉：《毛泽东历史笔记解析》，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盛巽昌等编著的《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第316页，将此事排列在1976年1月。

法家在自身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法治、术治、势治三个分派。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在其师荀子“性恶论”学理的基础上，吸收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黄老学说，又加入了法家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内容，以及东周以来郑国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构成了具有集大成色彩的法、术、势三合一的法治思想，即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

法家法、术、势三个分派有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李悝、商鞅一派专主用法，是“法治”派，着重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著有《商君书》二十六篇。李悝相魏文侯，变法图强。商鞅定秦法，国富兵强。他们所主张的法是君主制定法令，全国臣民无不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一人所说出的话是最高贵的话，说出来就成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适当的事，定出来就成为法。

申不害、尹文一派专主用术，是“术治”派，着重讲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及驾驭的方法手段。申不害著有《申子》，大部分失传，今传有《大体》一篇和几十条佚文。尹文著有《尹文子》，今传《大道上》与《大道下》两篇。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术的一种。所谓形名，就是“循名以责实”，要臣下名（言）实（行）相符。

慎到一派专主用势，是“势治”派，着重讲究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慎到著有《慎子》，现存七篇。势是凭借权位，有重权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着要等待贤智。

韩非提倡“以法为本”的思想体系，是法、术、势的结合，他主要继承了商鞅的“法”（成文的国法），申不害的“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慎到的“势”（权力和地位形成的权势）。克服了各家片面和不足之处，提出了以“法”为核心的完整系统的法治理论。在他看来，法、术、势不可缺一。君主当乘势执术，臣下当守法奉令，不可偏废。

韩非注意总结法家内部各个学派在理论上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商鞅在秦国行“法”，“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定法》）因为没有“术”，变法的果实落到了权臣的手里。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封，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他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昭侯用申不害的“术”，因为法令不统一，前后矛盾，仍使奸臣有机可乘，因而申不害执政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不能使韩国成“霸王”之业（《定法》）。只讲“术”而没有“法”，弊病也很多。慎到只讲已有的“自然之势”，而不知有可造的人为之势（“人之所得设”）。他们的主张都不完善。所以他主张把法、术、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定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法和势都是关系到法治的成败问题。

同时，韩非注意“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把秦国和东方六国统治经验中的成败得失作了比较，得出法、术、势的必须兼用并举的结论。他认为秦由于“法明”“罚必”，使得“忠臣劝”“邪臣止”，因而“地广主尊”；东方六国与此相反，由于“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韩非子·饰邪》）。还认为三晋魏、赵、韩三国由于“慕仁义而弱乱”，秦由于“不慕而治强”，秦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完成统一的帝业，是由于“治未毕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韩非阐述“法治”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他又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韩非的意思是说，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是公开颁布的，要使老百姓普遍知道，赏罚制度深入人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对于触犯法令的人给予处罚。韩非还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用人》）意思是说，“法”是准绳规矩，不能离开，不能任意行事，像工匠不能离开他的工具一样。他还主张大力宣传“法”，“法莫如显”，连“卑贱”的人也都要知道“法”。韩非特别强调制定了“法”，就要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他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他还说：“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为了行“法”，不惜设重刑，“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六反》）。这是为了镇压贵族的反抗。在用人和奖赏上要贯彻有利于执行“法”的原则，“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

韩非阐述“术治”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谏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韩非认为，所谓术就是按照需要来给予他们所胜任的官职，按照所具有的名义责任来要求工作达到的实绩，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考察群臣的才能和业绩。这是君主必须掌控的东西。他认为“术”很重要，说商鞅行法“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定法》）。在韩非看来，没有掌握“术”，“法”也无效。韩非认为统御术有很强的私密性：“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遇）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有度》）这里说“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手段，暗自运用的一种权术。“术不欲见”（《有度》），“术”是不能让人知道的。韩非等法家的“术治”，后来为统治阶级继承成为使用阴谋权术的手段。

韩非阐述“势治”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八以》）意思是：所谓“势”者，就是使众人臣服的资本和力量。这等于说，势就是势力和威势，或者叫作权威。他又说：“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这话说得很明白：君主所以尊贵，所凭借的就是权力。韩非举社会现象证明：“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人主》）又说：“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功名》）韩非认为，要治理天下，就要有权力地位，处于“威势”。韩非说：“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他认为对于“势”运用得如何，关系国家的安危。

韩非讲“法治”“术治”和“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三者缺少了哪一个都不行。韩非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也就是说，君主之所以了不起，有尊贵的权势，是由于手中掌握了法和术的缘故。同样，“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而只有这两个工具，没有高高在上令人生畏的势，这两个工具也不会产生正确的功效。用他的话说，叫作“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学说的出现，说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已经完全成熟。这个理论一直以“外儒内法”的形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思想武装。所以毛泽东说韩非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口头常提到的“封建帝王统御术”，其主要内容正是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学说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