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世对《道德经》的阐发
《道德经》分为上、下两篇。过去流传的各种版本，包括唐初的傅奕本，都把“道”经作为上篇，“德”经作为下篇。但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古代帛书中，却发现两部《老子》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文字也有一些差异。这是迄今所见的《老子》最古的本子。（图149）
最早开始注解《老子》的，是战国后期的韩非。他对《老子》中“道”与“德”的概念，作了唯物主义说明。韩非在《解老》中，认为“道”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他认为“德”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德者，内也。”同时，韩非又认为“德”是人身中积聚的“精气”，或者说是一种精微的物质，故在《解老》中指出——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图149）
身以积精为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周也。
韩非强调人的认识，必须依赖感觉器官与外界的接触。他在《喻老》中，将人的感官比作认识事物的门窗：“空窍者，神明之户牖。”
最早对《老子》作宗教性的理解，并加以详尽阐发的，是西汉时的河上公。相传他在河滨结草为庵，因而以此为号。河上公对《老子》有精湛的研究，撰成《道德经章句》一书，将《老子》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当时汉文帝推崇道家，经常遣使往问《道德经》经义。河上公将《老子》中的“生而不有”引申为“元气生万物”，提倡“怀道抱一守五神”的修养方法。河上公认为——
人能抱一，使不离于身，则长存。
他甚至说“人能养神则不死”。这就把修身养性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河上公进而又指出——
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
这是把《道德经》的有关论述，当成治国修身、修炼成仙的理论依据。
王弼注《周易》（图150）
最早以玄学迷人的形式来探讨《老子》的，是三国魏代的王弼（图150）。他从小深受儒学熏陶，少年即有盛名，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尚书郎。他精于思辨，擅长驳论，并能援儒人道，阐述玄理。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老子注》、《老子指略》等书，可惜只活到二十四岁就去世了。《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万物的来源，即所谓“造化之根，天地之源”。《老子》说的“一”，乃是“一元”之气；“二”，乃是阴阳；“三”，乃是阴阳相感而产生的万物以及阴阳的和合。王弼将《老子》的这一观点作了改造，不用阴阳交感、五行相胜的过程，直接将“道”定义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本体。他在《老子注》中指出——
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
他不仅从正面阐述了“以无为本”的命题，而且用逻辑上的反证法论证，说明用具体的几种事物来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
汉魏两晋直至隋唐，用道教的观点解释《道德经》的甚多。据唐代道士杜光庭（图151）《道德真经广圣义》记载，唐及唐以前注疏笺释《道德经》的六十余家中，大多为道士。杜光庭对上述各家作了比较考察，概括了各家的意向、宗旨和特点——
杜光庭（图151）
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
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苻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佑、卢氏（卢裕）、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
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
杜光庭的这些分析，基本反映了各家注本的特点。他所赞赏的孙登的“玄之又玄”的观点，成为后世道教学者注解《道德经》的重要依据。杜光庭本人对“道”的理解，有“理”、“导”、“通”三层含义。《道德真经广圣义》指出——
理者，理实虚无，以明善恶；导者，导执令忘，引凡入圣；通者，通生万物，变通无壅。
“道”作“理”解释，意为法规，泛存于万物之中而不为有。“道”作“导”解释，意为引导，遵循“道”的规定而万古不灭。“道”作“通”解释，意为虚无，以虚无而能开通于物。
杜光庭修道理论的核心，乃是“摄有用之迹，归无为之本”。他认为：如果“人能摄情断念返性归还”，则契道冥真。这是因为——
无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万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于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资道而生，是万物生于妙无矣。能自有而复无者，几于道矣。
杜光庭引导人们弃有归无，超凡入仙，可谓用心良苦。他还对《道德经》中“道”与“德”这对基本范畴，从七个方面作了详细辨析：一为本迹，二为理教，三为境智，四为人法，五为生成，六为有无，七为因果。上述七个方面，均有关道教教义，不仅系统地援引了道家学说，而且全面地发展了道家学说。
杜光庭用“二元论”的观点，来阐述“道”与“物”的关系。他既指出“万物，道存则生，道去则死”；又认为“万物自古而固存，岂待为之而后存哉？物自得其生育动作也”。这就是说，“物”与“道”从来就处于并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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