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本喜欢梁启超的文风，可是，谁逼着他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呢？这一钻研，却也见了成效。毛泽东对韩愈由衷钦佩，但也指出了他的不足……

毛泽东评点原文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1]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2]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3]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因古代重视氏族门第，韩姓郡望在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愈自称昌黎人。

韩愈父母早亡，由哥嫂抚养成人。7岁读书，性聪敏。唐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因不善钻营，三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贞元八年春，因梁肃的推荐，中了进士。但他连续三年考博学宏词科，都落第了。贞元十二年，韩愈进入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幕府，任观察推官，并加了个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开始了仕途生涯。

贞元十五年，董晋去世，韩愈投奔徐州军阀张建封，因不被重用，一年多就告辞了。他怀着怀才不遇的苦闷，来到洛阳，收了几个弟子讲学，并从事著述，写出了一组比较系统的宣扬儒学的文章。

贞元十八年春，韩愈到长安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博士。国子监是唐代的最高学府。博士为主讲教员，韩愈教导弟子，热情认真，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生欢迎。

贞元十二年到十九年，韩愈不断写文章，向世人宣传儒学复兴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主张，并把二者结合起来。韩愈出身文章世家，知识渊博。他抱负很大，仕途不得志，把较多的精力和才华用到了文章上。他把振兴儒学和改革文风结合起来，不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也做出了榜样，对古文运动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中心内容和具体要求：一是“文以载道”和反对形式主义；二是提高作家的品德修养，言行合一；三是“不平则鸣”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四是创造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创造新鲜的、适合社会需要的词汇；使文字通顺流畅，具备语法规律的自然性和正确性。

贞元十九年，韩愈被撤掉了四门馆博士职务，不久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因奏章揭露官吏的横征暴敛，遭打击报复贬为广东阳山县令。在任一年多，因德宗去世，顺宗继位，大赦天下，又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半年后，被调回长安权知国子学博士。这一时期，他致力于散文和诗歌创作，名声大振。

元和六年，韩愈任尚书职方员外郎，次年又降为国子博士。元和九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元和十年，任中书舍人，掌管诏诰制敕。元和十二年，升任刑部侍郎，为刑部副长官，正式列位朝廷三品大臣。元和十四年，因反佞佛，触怒皇帝，贬为潮州刺史。这年十月，蒙赦调任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韩愈被召还长安担任国子监祭酒，半年后，提升为兵部侍郎。穆宗长庆二年(822)，韩愈代表朝廷前往镇州安抚河北军阀王庭凑，因出色地完成使命，回京升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去世，终年57岁。

韩愈一生最大的功绩，是领导古文运动，并使古文取代骈文，成为流行的文体。奠定了此后流行了一千多年的“文言文”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贡献。他的文学理论，他的文学活动，他的典范作品，以及他那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一份宝贵财富。他集前人之大成，而给予无穷影响于后世。

试析

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他为扫荡骈体文冲锋陷阵，功业显赫，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主张主要有：

首先，他主张宗经、明道，文道统一。韩愈读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写古文是为了宣传古道，所以他提倡古文总是和学习古道、宣传古道联系在一起。古道即指儒道。他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明道”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文”则是他终生乐之的事业。

其次，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变革。文体方面，韩愈坚决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他心中所向往的是质朴明晓的散文，他反对空洞无物的骈体文及僵死的形式。但并不反对骈偶句。文风方面，韩愈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习气，用自己的创作实践，通过优秀新体古文的示范作用来扭转文风，并获得极大成功。

他主张文章语言要以先秦两汉散文的散句单行句式为主。从具体内容而言，一方面，他主张务去陈言，词必己出，求新奇，贵独创。他明确提出：“惟陈言之务去。”另一方面，他要求“文从字顺各识职”，文句要妥帖流畅，书面语言要规范化，要符合语法规律和语言的自然气势，反对语言艰涩，做到繁简适宜。这两方面的结合，体现了韩愈对文章语言的总要求和全面的看法。他既要求语言新颖独到，又要求语言平易自然，形成精练、准确、奇特、生动、明晓、流畅的散文语言，从而大大缩小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距离。

再次，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他认为文章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只有那些备受压抑的人才能写出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认为作者处在和平、欢乐的环境中，不可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只有在坎坷失意、悲愤抑郁之中，才能深深感触到时代的脉搏、社会的矛盾，才能写出揭露社会、抒发激情、有声有色、如泣如诉的动人之作。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比较好地解决了他的前辈们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重大问题。他的古文运动的主张是唐代古文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不但指导唐代古文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且原则上确定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为开创唐宋派古文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元明清的散文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毛泽东对韩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毛泽东早年求学时就深受韩愈文体文风的影响。据他自己回忆，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由于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的严教和鞭策，他由小学堂时学的梁启超的文笔而改学古文，他每天勤学苦背、反复领会、细心钻研，加上原有的古文功底，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文风，并写出了一手很出色的古文。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仍清晰可见韩愈的影响和痕迹。如毛泽东讲话和文章中常用到的“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行成于思”；“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等语言均出自韩愈的文章。

毛泽东一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60年代中期，他还让工作人员帮他找《韩昌黎全集》。毛泽东读《新唐书·李汉传》，读至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批曰：“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可见，毛泽东把韩愈文集的编辑流传看做是功盖后世的幸事。

当然，韩愈关于古文运动的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他的“道统”思想和某些唯心主义观点影响他理论上的完善，也导致了他自己和后世古文家在创作上的某些不良倾向。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同志谈话时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的思想，毛泽东持反对态度。

1973年国内开展评法批儒运动，一些报刊基本否定韩愈。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给毛泽东写信，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这就进一步表明毛泽东赞同和肯定韩愈反对骈文、革新文体、词必己出、文从字顺、陈言务去等方面的思想。即使在否定他维护孔孟儒家道统思想方面，也要把他思想的另一面，诸如关心民生疾苦、反对横征暴敛、反对藩镇割据、排斥佛道等思想进步的方面区分开来。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