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行省，影响后世中国

设立行省，影响后世中国

行省一词，起源于金朝。金因地方性战争的需要，设行尚书省用来分任各地方上的军民之事，非定制。在元世祖时，开始设立中书省。到了中统、至元年间，又在各地分置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专门负责掌管辖内军政要务。所谓行省制，就是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执掌全国政务，其中由枢密院掌管军事，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则设行中书省，行省设丞相一人来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又分设路、府、州、县。元朝共在全国设置了十个行省，包括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其他地区，如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被称之为“腹里”，直辖中书省。

行省制的确立，在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统一，它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充分保证。这在中国行政制度上算是一大改革，对后世影响非常大。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称谓，也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行省制起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在当时，它仅仅作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一个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设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对这项制度同样高度认可，于是入主中原时效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用以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并将其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在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正式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随之改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自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以省为单位进行管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设官职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与官吏品秩跟中枢设置相等，即整个省的军国大事无所不涉。对于行省辖区的设置一般不仅地域辽阔，而且省界犬牙交错，令其没有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大开，整体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格局。因为此措施非常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所以被明、清沿袭使用。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没有固定统属关系，比较随意。有些行省和路之间还设道，起监察之用。为了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都设有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用以监督各级官吏，掌有最高权力。县以下又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对其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担任，衣食用度均由居民提供，是当地的最高主宰。因此导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引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行省具备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时，行省开始只是作为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后期，开始基本定型，并逐渐转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来，哪怕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无法摆脱中央派出机构，抑或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曾指出：“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这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个特点区别于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也是这种特点使行省不但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同时又要与其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行省内部存在的权力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在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就是通过行省内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目的在于让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能互相牵制、相互监督，这使得每个行省官员都无法独立行使权力，而必须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和制约。与此同时，中央在行省更构制了一些用来监察行省、防范其专权的特殊机制。比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立及其跟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堪称元代地方监察的一大创举。终元一代，行省和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都处于一定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因而真正有效地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一项民族统治的主要工具，元朝行省主要还是任命蒙古、色目官员来掌握权力。以最为关键和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里只有平章以上能执掌军权，而平章以上的官职又明文规定不得由汉人担任，一般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按《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记：“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而任职的这些人更多为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一般不会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作为一个异族身分份，且文化背景与当地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便有大权在手，亦很难去策动汉族或能够策动汉族去搞分裂。总而言之，元朝统治中掺杂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所代表的利益取向，它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存在，因此它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有关行省这一制度时，不能单纯由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必须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入手从中寻找原因。这也解释了何以元代行省制度明明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到明初朱元璋时却仍要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

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自秦汉以来，地理行政区划分大抵是按照山川地形的自然分界或者是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跟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比较强，相对来说，很容易产生割据局面。而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开始将主要目的着眼于中央军事控制，因而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不按规则地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几个地区拼接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如此就大大削弱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制造成犬牙交错及以北制南的局面。这使得行省官丧失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极大降低了朝廷的控制难度。比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分归入陕西行省，令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大大洞开，致使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而然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当然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知识链接

元代的行省制度虽和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存有较大抵触，但仍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终极目的。而与此同时，这项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沿用行政省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