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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古文理论与散文创作

时间:2022-01-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韩愈为了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挽救社会颓风,反对文坛上柔靡的文风,以巨大的勇气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以提倡古文、复兴儒道相号召,掀起古文运动的浪潮。为此,他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主张,创作出大量的散文作品,给运动以指导和示范。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祖上曾居昌黎郡,人常称韩昌黎。早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赦还后,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谥为“文”,故又称韩文公。

韩愈出生于小官僚家庭,他的叔父韩云卿有文才,曾被古文家李华等赏识。其兄韩会曾写有《文衡》一篇反对魏晋以来浮艳淫巧的文风,提出文章要“统三才,理万物”,以儒家的思想作为文章的中心,发挥文章的教化作用。韩愈不能不受到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开元天宝以来,萧颖士、李华等倡导文章复古的理论主张,又给韩愈以引导启发。早年,韩愈就提倡古文,以儒学复古自命。20多岁踏入仕途,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人师。元和十四年(819),又上《谏迎佛骨表》,力论信佛的荒诞。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贞元、元和之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社会危机日益严重。韩愈为了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挽救社会颓风,反对文坛上柔靡的文风,以巨大的勇气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以提倡古文、复兴儒道相号召,掀起古文运动的浪潮。古文运动的要旨,一是内容上的革新,变南朝言之无物专事涂饰的作风为有内容有思想的作品;二是形式上的革新,变南朝讲究骈俪声律的技巧为直言散行接近口语的作品。为此,他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主张,创作出大量的散文作品,给运动以指导和示范。

(一)古文理论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巨大功绩,是他在继承了古文先驱们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新的古文理论。

1.文道结合,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他所谓的“道”,就是儒家孔孟之道,但他又不排斥诸子百家和其他社会内容。他又强调“道”的决定作用:“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写古文是为传古道。

2.辞不足不可以为文

他又重视文的作用,作家必须要有丰富的词汇、准确的语言,“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答尉迟生书》)词汇贫乏,不可能写成完整的文章。文辞表达不明白,内容再好也没有人愿意看。

3.作家应加强道德修养

为了使文章能够贯通、体道,他又提出作家必须学习,加强思想道德修养。“闳中肆外”(《进学解》)是作家的基本要求,又说:“夫所谓文者,必有储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答尉迟生书》)说明思想道德和学识的好坏,一定会在文章中表现出来。作家的精神状态、道德修养的深厚与文章的气势、语言也有关系,“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即作家的修养高、学识厚,作文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4.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

他还特别强调作家要创造新体的古文,学习古圣贤的文章,不能模仿因袭,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要求在语言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抛弃陈词滥调,“惟古于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讲求文辞的通顺流畅,符合语言的规律,这样才能创新,自然准确地表述内容。

5.不平则鸣,关注现实

除了道和文,韩愈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见解的“不平则鸣”的理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送孟东野序》)指出古文与现实的关系,说明自古以来圣贤百家的言论,以及一切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都与当时的现实密切联系,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矛盾的具体反映。因此,创造新型的古文,就不能重复古圣先贤之意,必须要反映现实、批评现实,使文章具有时代精神。可见韩愈所谓的“道”,是有比较宽广的内容的。

韩愈的古文理论,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文章内容与形式、创立新体古文及文章与社会现实的问题,而且特别强调创新,“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反对因袭模拟,比起他之前的古文家们,大大发展了他们的理论,对于改革当时的文体文风,建立新古体文,开一代文风,起了重大的作用,对宋元明清散文,也有深远的影响。

(二)新型散文的创作

韩愈的古文理论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革新的,是自己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他身体力行,以示典范,许多作品都体现出他的理论精神,具体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突破了一些传统的文体格局,扩大了古文的表现范围

韩愈的古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序文”和“碑志”占一定的数量。

“序文”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序,一类是赠序。“书序”,或自作或代人所作,主要是作者说明或评价书的内容以及写作经过等。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则有所不同,他是读了李翰的《张巡传》之后,有感而发,一方面对《张巡传》的史事发表议论,为当时受到人们责备的许远、张巡申辩;另一方面又在此之后补充了南霁云的事迹。整个序着意刻画了人物的形象,把书序写成了一篇类似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赠序”是写作者与被赠者的关系,并对被憎者表示安慰、劝勉、关心等内容。《送孟东野序》,本来是孟郊去江南就任溧阳县尉时韩愈作的赠序,但整篇序文都在谈“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文中根本没有谈到孟郊以及与之送别的事情。只是在序文的末尾,才点题说出作序的缘由:“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此以抒发孟郊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感,对“善鸣”者的孟郊一生不得志,50岁才就任县尉,深表同情。《李愿归盘谷序》本是为李愿因求仕不得而归隐盘谷所作的赠序,而内容却是通过得志士大夫的骄奢和奔走权贵的庸俗形象描绘,与有志之士的穷居野处相互对比,抒发自己政治不得意、才志之士不得其时的愤懑之情。《蓝田县丞厅壁记》,不依照传统惯例,写官职的“创建及迁授始末”,而是通过人物细节的形象描写,以幽默讽刺的笔触揭示出当时官场的内幕,为崔斯立抒发不平之感。

“碑志”有六七十篇,按照碑志的体例,主要是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嘉言善行”,而韩愈的这类文章,除去应酬谀墓之作,有些则表现出新的特色。《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不是一般的碑志,而是一篇风格特异的描写人物的小品。文中着重写了王适这个“好读书、怀奇负气”的奇士平生的不得意。最后以小说笔法,描写王适骗婚娶妇的经过,生动地表现出这个奇士的落拓不羁的性格。《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也不像一般的墓志,文中先简单地写了其兄之孙女婿太学博士顿丘李于想求长生,却因服丹药而病死,然后又写自己亲见与之同游的工部尚书归登等六七公,同样因服丹药而死,作者以此为证,对服丹药求长生的封建迷信进行批判,对他们“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的愚昧,表示惋惜。

2.韩愈的散文提高了艺术技巧,增强了散文的文学性

其文学性的表现之一是无论说理、叙述、抒情都生动、形象。比如在《答李翊书》中谈到文章和气势的问题,他把“气”比作水,把言比作浮于水上的物,通过水与物的关系,形象地阐明了“气盛则言宜”这个抽象的文学理论问题。《送高闲上人序》实是一篇谈论书法学习、批判佛道思想的理论文章,它首先从尧舜禹汤治天下写起,列举八个有名人物的事例说明,要功于某一事业,包括学习书法,必须具备“寓其巧智”和“神完而守固”的条件。然后形象地说明外物对感情的巨大作用和张旭草书“变动犹鬼神”的道理所在。寓理于事,寓理于形,变枯燥为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情味。

文学性的表现之二是构思新颖,能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写笔的产生、发展、作用,以及弃置更换的经过,通篇在写人物,生动奇妙,表面在为“毛颖”立传,实寓统治者“少恩”之意,抒发了胸中的郁愤之情。《送穷文》是一篇发牢骚的讽刺社会不平之文,表明“君子固穷”的节概。但它却异想天开,以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个穷鬼作为自己的画像,说明自己与时不合之缘由。此文构思奇巧,仿效扬雄的《逐贫赋》,以赋体排比铺陈的形式表现出来。

《杂说四》又称《马说》,以马设喻,把有才能的人比作千里马,把执政者比作伯乐,形象地描绘了执政者不能识别人才、粗暴压制人才的情况,为在封建制度下被埋没、处境穷困的人才鸣不平,表现出极大的愤懑和深沉的感慨。再如《祭鳄鱼文》,以鳄鱼占据一方,繁其子孙危害人民,不听刺史之命,隐指当时藩镇的割据。文中宣告限令鳄鱼率丑类南徙于海,如其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刺史就选拔有才能和技艺的官吏百姓,“必尽杀乃止。其无悔!”。这正是韩愈主张平定藩镇、先礼后兵的办法。这篇寓言式的文章,构思新颖,完全是一篇气势雄迈的“讨贼檄文”。

文学性的表现之三是感情奔放,气势雄伟。《祭十二郎文》是一篇有名的祭文,被后人称为“祭文中的千古绝作”,它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它把作者和十二郎那种深厚真挚的骨肉之情和对其无尽的沉痛哀思,充分地表露了出来。文章一反过去用四言句韵文的形式,采用了明白如话的散体文,像面对逝者述家常一样,年幼往事,兄嫂抚育,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为了求斗斛之禄,遂乃远离,竟成死别。现在“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年幼的十二郎匆匆早逝,衰老的自己也不会长久存在。尤使作者感到悲痛而引以为恨事的是,求官远离,以致不知十二郎的病时、死期,“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得凭其棺,窆不得临其穴”。因此,作者向逝者自责:“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一字一泪,肝肠寸断,真是悲痛欲绝!作者还用了重叠的词语,循环往复,进一步抒写其回旋激荡的情感。如“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用一系列感叹疑问的语句,表现对突如其来的噩耗的惊疑、悲痛。最后是“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进一步表现感情的回旋激荡。又如:“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这是悲痛之语,祭文末尾又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语言重叠,这是对逝者的安慰。这样的重叠复沓,句式随感情而变化,突出了内心的巨大哀痛,增加了感情的深度,造就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感情奔放这一特点,不仅用来抒情,有时也用于议论说理。《原毁》分析了当时士大夫喜欢毁谤别人的原因,用古之君子与之对比,提出古之君子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要求宽的论点,然后引用舜和周公作为论据,指出:“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说到周公,又重复用这些完全相同的词语句式,只换了几个字。以下又说:“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这样的重叠复沓,就把古之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的品质突围出来,强化了文章的情感,为批判“今之君子则不然”蓄聚了力量,文章也显得跌宕多姿。

3.语言上富于创造,是韩愈散文突出的艺术特色

韩愈古文语言的精练做到了“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他善于融会古语,吸收民间口语而加以创新,故语言形象生动,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概括力。比如,《师说》中“今之众人”,《蓝田县丞厅壁记》中丞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答张籍书》中,“吾望见吾子于人人之中”,《张中丞传后序》中“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等等,都是当时口语的运用。韩愈还自造了许多新的词语,如《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俱收并蓄,待用无遗”,等等。又如《送穷文》中的“毛发尽竖,竦肩缩颈”,“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不专一能,怪怪奇奇”,“影与形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等等。其中有许多形象生动,有很高的概括力表现力,后来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有的一直还活在人们的口语和文章中,可见其影响之大。

4.骈散兼用,各逞其长

韩愈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六朝以来浮靡的骈体文风,但他对骈文并不一概反对。他对王勃用骈文写的《滕王阁序》是很推崇的。他不仅写辞赋,他的一些文章还吸收骈文的某些长处,改造了它的语言表现形式,以散体代替骈偶,而又骈散兼用,间杂各种长短不同的排比句,参差错落,增强文章的气势和力量。他的《进学解》和《送穷文》就被人看作骈文赋体,但它们骈散兼施,间以有韵无韵,显得流转自如。他的论说文如《原毁》、《师说》同样用了许多排比的句式,抑扬顿挫、波浪层叠、气势奔放。《送孟东野序》开头一段,先以散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开始,接着是不整齐的排比句式:“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中间插入三个排比短句:“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然后才又是“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与开始两句呼应。以下则是骈散间杂:“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为文,就是这样灵活多变,跌宕多姿,充分表现出他善于继承革新,善于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三)成就和影响

韩愈的散文内容广泛,多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形式多样,众体皆备。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有昂扬奋进的精神。他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继承了三代两汉的古文传统,在古文的形式、艺术技巧、语言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把自己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能自树立,不因循”的要求,为建立新体古文、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示范的作用,对以后古代散文有深远的影响。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他在散文上的继承革新,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韩愈说他自己学习为文的艰苦过程,“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日以继夜,勤苦不息。而且旁搜远罗,多方面探寻继承,努力创作实践,“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才能“能自树立,不因循”,吸取多方面的精华,有所创新。清代刘熙载评韩愈的文章说:“韩文学不掩才,故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未尝不自我作古。”“虽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又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文概》)这一评论是符合韩愈的创作实际的,由此可见韩文的成就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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