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封建”创造制衡君主的政治力量

　　 讨论“复封建”的思想，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在面对君主专制这样一个历史瓶颈时，黄、顾、颜三人为何要不约而同地回首，都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上古三代一种早已远去的制度呢？这初看起来似乎有很强的历史倒退意味，或反映出顾、黄等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创造性不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学人由于得不到西方政治学理念的支持，逃不出中国固有的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等中国传统政治的概念空间，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孤立、封闭的弱点，[41]因而对黄、顾等人转向“封建制”持批评态度。

　　 然而，换一个角度，“复封建”主张也可以被认为是黄、顾等人，准确地找到了古代中国一种可能制约君主权力的政治力量——封建诸侯。因为对权力最有效的控制是“以权力约束权力”。[42]分权制度的实现，依赖于掌握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制衡（Balancing）。没有多元的、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分权就不可能实现。而中国历史上一贯推崇权力的集中，秦汉以降，建立统一的王朝政权和确立君主最高权威，成为各个朝代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任何可能分散君主权力的政治主体，都被无情地剪除，中国成为一个没有政治在野势力或政治反对者存在的国家。政治的“大一统”，使得君主独揽大权，不存在其他权力主体来平衡君主的权力。恢复“封建”制，则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封建诸侯阶层，使其成为一种制约君主的力量。

　　 观察西欧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封建贵族对于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效限制王权、实行宪政的起点，是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43]。1215年约翰王被不满其统治的贵族制服后，被迫签订了旨在限制其权力的《大宪章》。虽然约翰王至死都不愿承认《大宪章》，但其子亨利三世在其后迫于贵族的压力，又重新颁布了《大宪章》。[44] 自此以后，《大宪章》为后世的所有英王所承认，开启了“王在法下”的宪政传统。正如Metzger所说的：“从长期来看，《大宪章》成为了对‘公正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协定，任何一个英王想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承认大宪章的原则”[45]。可以看出，封建贵族的势力在《大宪章》的签订和宪政的确立中起到平衡王权作用。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英贵族，制服国王迫使其就范，使国王放弃部分权力，将其置于一定的规则之下。由1258年的《牛津条例》确定的英国议会制度，也是国王向贵族妥协的结果。国王把国家权力交给由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即英文的Parliament），不经该委员会同意，国王不得做出任何重要决定。[46]早期英王与议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国王与贵族的关系。除英国外，其他西欧国家的封建贵族，也对国王起到了制约作用。《大宪章》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在当时欧洲都不是唯一的。其他君主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巴巴罗萨皇帝，莱昂的阿方索七世等，都被迫与领下的贵族签订某种限制自身权力的条约。君主在战败或有重要决定需要支持时，必须向贵族做出让步，这是中世纪后期西欧政治的普遍特征。[47]在法国，国王从1263年起享有对全国的控制权，但其命令必须要得到贵族的认可才可以实施。[48]可以看出，欧洲的封建（Feudalism）与分权，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英国的David Cannadine曾指出的：议会在早于1386年的早期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它表明了议会是源自于中世纪封建时期的。[49]贵族阶层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于君主的政治力量，对专制君主起到了极强的制衡作用。

　　 在中国“大一统”政治模式下，封建制下的诸侯，恐怕也是黄、顾、颜在中国政治的概念空间内，唯一能找到的独立于君主之外的政治势力了。黄宗羲、顾炎武明确提出应将地方官员改为世官，并给予充分的政治权力。“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禄之终身”。[50]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培植一种类似西方的封建贵族那样的地方领主势力，以平衡中央的君权。正如黄宗羲所希望的那样，“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51]而这种思路也正符合西方“野心必须以野心对付”[52]的制衡观点。

　　 明末清初分权论者无法找到足以制衡君主的权力主体，因而想到了利用“封建”的形式，使政治权力在更多的人之间分配，以塑造可以制衡君主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政治设计。而西欧的历史恰恰可以佐证这一思路的合理性。以此观之，“复封建”之主旨，实则为分化权力、削弱君权，是反抗极权专制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思想家的泥古守旧，而恰恰是他们政治主张的突破性之所在，是当时启蒙思想耀眼的闪光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