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增量民主与治理

【增量民主】

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可称之为“增量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发展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增量民主就是对现有的既有制度不做大幅改动，而倾向建立一些新的民主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阻力较小，更具可操作性。例如，建立基层民众自治制度、实行党代表的任期制等，都反映出中央一步一个脚印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俞可平认为，“增量民主”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当特定的政治改革开始时，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储备，换而言之，经济和政治上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可称之为“存量”，所谓存量，就是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积累了可观的存量。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政治上必须具有一股进步力量，此时，更远一步的政治改革才能开展。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须和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相互兼容。

第二，在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上，政治改革应该创造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又扩大了资源储备。这并不只是由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决定，而且最终由大多数公民来决定。所以，这不是只是要合乎法律，而是要具有合法性。

第三，政治改革应该逐步，稳定的进行。这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演化。

第四，增量民主依赖于公民政治兴趣的提高，同时也不能危及公民现有的利益。

第五，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党内民主和草根民主应成为政治改革过程中的焦点。

第六，增量民主能促进动态稳定。有人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应该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但实际上，增量民主的结局并不是保持传统的静态稳定，而是一个现代的动态稳定。换句话说，它专注于保持一个新的平衡，这个平衡中又有缓慢的、持续不断的变动。

第七，增量民主需要有秩序的民主，就是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应该得到鼓励，但这种参与必须合法，组织有序。

第八，增量民主并不能扮演法治的角色。没有民主能离开法治。在中国，贯彻法治和推进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治理与善治】

俞可平是国内善治理论的先驱者，较早在国内引入和发展了西方学者提出的治理与善治理论。

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实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民间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文胆”辨析】

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文胆”，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中，海内外一些人士普遍给予积极、正面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建议，解读可以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上来展开，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葛是一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更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中不曾冷却的话题。

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上，毛泽东的"皮毛论"最为经典。他说，知识分子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没有自己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中，知识分子始终难以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和价值。

对于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俞可平曾做过深入研究。在《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一文中，他这样概括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游魂无处归。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像一个游魂，飘浮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这种判断，也是反思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问题中的主流声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地位的认知越来越清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中南海专家讲座"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人们发现，在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正在隐然形成，并逐渐向制度化方向过渡。有分析家认为，这种变化根源于执政党的成熟，也与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

与此同步，各地政府对知识、对合作关系的需求达到了“渴求”的程度。北京、上海、大连、沈阳等城市纷纷成立了政府专家顾问团，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

毛寿龙认为，当前传扬颇盛的“文胆”之说，可以与中国各级政府目前这种对专家专业知识的渴求状态联系起来解读。

同时，人们也没忘了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

赵宝煦认为，俞的境遇，说明知识分子报国有门。但他同时提醒：“学术，特别是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为政治服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学者应该用自己的科学性为政治服务，如果只是诠释上面的意思，就失去了学者从政的价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学者则认为，很难说“文胆”对现实政治运作会起到多大作用，更不能从一个学者的学术立场推断他的政治立场。

毛寿龙从四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政府使用专家、学者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一是学者进入政府后，应该有个地位，不要是不了解决策过程的局外人。现在咨询性专家往往与处一级干部挂钩，很难了解决策过程，这就限制了专家提供咨询的水平;其二是在发挥专家、学者水平的同时，应该允许他们保持学术自由和专业自由，这是学者与专家发挥作用的前提;其三是要扩大顾问规模，因为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偏见，偏见需要通过学术自由来弥补;最后，政府使用专家、学者也要着眼于制度性建设，开座谈会的方式有点单一，同时最好免费使用专家，这样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