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塔西佗陷阱”，提升领导者执政能力

警惕“塔西佗陷阱”，提升领导者执政能力

熊立胜

一、“塔西佗陷阱”与中国社会转型

塔西佗是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曾任古罗马民主政体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曾这样谈论其执政感受：“当一个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见解后来成为国际政治学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及其领导者失去公信的时候，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人们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民无信不立”，是中国古代评价一个政权公信力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可以判断其赖以执政的“民心”正在迅速流逝，种种困难与麻烦便会接踵而来。在古代中国，政府及其重要官员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破产的一个显著社会现象是：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频发，社会动荡不安，流言谤语四起，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与自保，官府则陷入“塔西佗陷阱”而无能为力。近些年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悄然显现出“塔西佗陷阱”的某些征兆，其一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相关资料显示：全国突发性群体事件从1993—1994年间的8709宗猛增至2004年的7万宗，2007年突破10万宗，近年一直居高不下。在这些事件中，无论是维权还是泄愤事件，都表达出人们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信任。其二是各种政治谣言、民间流言、小道消息及种种黑色幽默借助微博、手机短信、地摊文学、街头政治及酒桌文化广为传播，充斥人们的视听。突发事件频发与流言谤语四起预示着执政者已经面临“塔西佗陷阱”，中国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德国现代社会学家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中的矛盾演化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逻辑，可导致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在复杂、偶然的聚变中造成社会撕裂。

二、“塔西佗陷阱”与领导者的能力危机

“七•一”前夕，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概括起来有“四大失衡”，即权力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社会心理失衡和生态环境失衡。石仲泉认为在此四大失衡中，权力失衡是最根本也是最危险的，权力失衡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都好解决。因为后者与前者之间有着许多直接与间接的联系。“塔西佗陷阱”是公众对政府失信行为情绪化的极端反应，是领导者道德危机，能力危机以及政府管理体制危机的预警。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领导干部未能经受住胡总书记所讲的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理想信念丧失，脱离群众，作风变异，精神懈怠，自然地惰性发作。有的沉缅于各类应酬之中，斛筹交错，忙于编织个人利益关系网；有的则价值观严重扭曲，纸醉金迷；还有人视党纪国法如儿戏，言语出格，作派张狂，如此等等。在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尚未健全的背景下，领导者的言行就是社会的风向标，“官为水之源，民为水之流，源清方能流洁”，“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讲的就是领导者言行的重要社会示范效应。

政府失信，领导者道德失范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甚至使一部分人丧失道德底线。而在一个法治势微、规则乏力的无序社会，人们只能靠增强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这样的个体或群体的实力越强，与社会的离心力越大，对其他人的威胁也越大。各种利益关系网纵横交错，其伸张线越长，利益交叉点越多，打成死结甚至撕开口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会使所有人陷入“安全悖论”之中。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人人自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冷漠，使一部分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与责任。

失信于民或智识不足还会引发部分领导者的能力危机，使其不能统筹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不能准确把握改革中的现实矛盾与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将一些由于体制缺陷及缺乏科学预见和有效策略所造成的工作失误以“转型代价”，“国际惯例”，“中国特色”等遁词予以开脱。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担当责任。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以“锯箭疗创”的方式处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不惜成本追求表面的繁荣与一时的稳定等等，最终可能导致政府进一步失信于民。从政策与法律的层面看，此类现象也绝非个别。比如，1980年初酝酿的新闻法、20多年前就已列入人大议程的行政程序法、17年前就提出的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以及历时15年仍难成型的公车改革方案等迟迟难以成型或出台，这些都显示出管理者的执政能力与绩效需进一步提升。提升领导者的执政能力，除了道德教化，知识的拓展，更重要的还得从体制、机制方面着眼。

三、领导者执政能力的提升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各类矛盾集中表现为多元的利益诉求与一元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方式之间的矛盾；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单一的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多元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简单的道德教化与道德评价之间的矛盾，许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导源于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武汉大学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虞崇胜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是经济、道德或别的什么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农民生病不敢住医院是因为他们太贫困，环境污染至少部分是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黑砖窑、毒牛奶、染色馒头等人道主义危机是因为窑主、店主太黑心，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政府官员的贪腐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力量不足以抵制权、钱、色的诱惑，等等，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症结：现行的行政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长期稳定和持久繁荣，必须稳妥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还政于民，变革过分集中的权力体制

权力只对授权者负责，这是政治学的一条铁律。国家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为高度自上而下，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执行权取代或侵占决策权、控制或异化监督权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

至于中央政府干预地方经济文化等事务的行政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早在170余年前，托克维尔就有过深刻的分析：“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能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所及。当它要独立创造那么多的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无益的消耗自己的精力……一句话，行政集权长于保守，短于创新，当它激起社会发生巨大动荡或加速社会前进的步伐时，这架庞大机器的弱点就会马上暴露出来，立即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以把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它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以赢得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因此，它可能对一个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中共执政90周年最基本的经验是，与时俱进，依靠人民成就伟业，依靠人民战胜困难与危机。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不如还政于民。

（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逐步建立基层化解各类矛盾与风险的长效管理机制，在市民和政府之间，在患者与院方之间，在乘客和铁路之间，在本地人和流动人口之间，在房地产商与拆迁户之间，鼓励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每次冲突发生时，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这些机构的权力。让它们长期地、公开地去争论，去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去建立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这一方，时而压制另一方，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许这种治理方式会增加一时一事的困难，会降低发展速度，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其总成本将大大降低。因为一旦这样的程序确立，它所确定的规则就具有普遍意义，维护这样的规则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破坏这样的规则就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规则会使冲突各方容易认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确认各自的利益边界。规则确立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会以正当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过程，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和公民的民主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三）注重行政文化建设，提升领导者的社会公信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行政文化是执政者的思想支柱与精神动力。人类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理想与信念的支撑。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必须注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官员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评价体系必须注重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道德与法律、自律与他律、领导者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有机结合。宣传鼓动方式必须具有科学性、现实性与时代感，使其具有感召力，官方行为必须与所宣传的道德法律相一致，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同与信任。这些都需要文化的支撑。古往今来，领导者失信于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尊重客观规律，并且言行不一。只有保障自由、广开言路，方能预知民意；只有尊重规律、顺乎民意，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提升领导者的社会公信力。

（作者单位：十堰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