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公民的合作能力

六十一、提升公民的合作能力

（一）充分认识合作的重要性

人离不开人，人只要与人发生关系，就会有相互间的合作。今天你给张家锄草，过几天张家给你打谷。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人们只有相互帮助，相互促进，才能使各种活动取得最佳效益。合作所产生的力量远远大于单个人的力量之和，也就是“1+1>2”的道理。

在人类诞生的早期，就存在着广泛的合作，他们合作起来战胜猛兽。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赵、韩、魏六个小国联合起来抵御强大的秦国，三国演义中蜀、吴联合起来对抗曹魏。正是人们之间的合作，使社会发展到今天。现在社会分工更细，我们出门时的自行车、摩托车由工人生产出来，然后运输到全国各地，商人再卖给我们。我们身上的衣服是浙江生产的，而纽扣很可能是在江苏生产的，出门吃饭的饭馆可能是新疆人开的，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时代。但在现实中，要真正实现公民的合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2004年，湖北荆门有个村子，打算成立灌溉委员会，凡愿意交纳10元/亩的泵站日常维护费用的村民小组可以推选一个代表参加委员会，交纳会费的村民小组以成本价用水，每小时80元，没参加的村民小组以市场价用水，每小时200元。即使如此，村民依然没有达成合作协议。为了灌溉用水，许多村民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成本打小水井。如，有几户村民花7000元打一口直径2寸的机井，也只能灌溉约30亩耕地。

现在，农民的合作不同于农业社会时代的那个样子，把自家的耕牛、土地加入集体。现在的合作是在私人利益基础上的自愿合作，合作的难度加大了，你有你的利益，他有他的利益，人们普遍感觉到人心不齐，大家的事情合作不到一块。但是农民之间存在着合作的需求，都明白合作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农产品卖个好价钱是每个农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单个的、没有组织的农民，单打独斗，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受到商贩左右，往往增产不增收，合作起来的农民，将原本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形成整体力量，就能与商贩讨价还价，为农产品争取一个保护价。

李广杏是敦煌有名的土特产，月村成立了李广杏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2009年李广杏市场价3块钱一斤，合作社统一起来能卖到6块，2010年市场价约7块钱，统一起来就销售12块，翻番的收入。合作社的负责人说：“我们组织销售，本村的李广杏价格一下就起来了，我们一不销售，就没情况了。咱们感觉这个明显得很。”

从村庄共同事务管理、农民增加收入的角度来说，合作起来符合大家的利益，所以要努力提升公民的合作能力。

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的角度看，也需要提升农民的合作能力。只有公民合作起来，才有力量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另外，从长远看，村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仍将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依托。提升公民的合作能力，使公民生活在一个合作互助的村庄里，有助于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感。

所谓公民合作能力，就是公民基于共同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能力。就拿农民自己的组织合作社来说，有人负责跑市场，有人负责农产品技术和品质，有人负责财务，有人负责肥料、农药、器械等物资方面的服务，各个环节的负责人共同将高品质的农产品打入市场，农户实现了增收。

（二）如何提升公民的合作能力

第一，要诚实守信，相互信任。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能赢得别人的信任，而只有相互的信任，才可能形成相互的合作，相互间成功的合作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强相互的信任。信任一个人主要看他是否言而有信，好比我借钱给你，如果到期后你还给我，或者你来向我说明情况，因为某某原因不能如期还，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便值得信任；如果到期后，没有还钱又不说明情况，那么下次我就不会再借钱给你了，那时即使我有钱，我也假装没钱。

第二，签订合约，互相监督。对一个人品行的信任常常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人们对陌生人缺乏信任。这么说，陌生人之间就不能合作了吗？不是的，陌生人之间可以通过互相监督实现合作，简单地说，就是签订合约，“我虽信不过你，但我信得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一旦一方违约，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事实上，即使对熟人的信任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我们发现，合伙失败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在亲兄弟之间，所以人们常说“亲兄弟明算账”。将来人们要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打交道，签订合约是必然的趋势。

第三，合作是大家的事情，合作成功对大家都有好处。在维护属于自己私利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属于大家的公共事务，心里装着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迈进，不要只打自己的小算盘。我们发现，在涉及大家的事情上人们谈不拢的主要原因是，总是有些人不愿合作，导致“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

第四，共同协商，定个规则。为什么“三个和尚没水喝”呢？原因是他们都想喝水，却不想担水；为什么我担水，他却只管喝？没有一个共同的约束规则。三个和尚可以共同协商，定一个规则，比如：三个和尚轮流担水，一人一天；如果轮到担水的和尚生病，就由其他两人担，等病好之后，让他多担一天，如果有这样一个规则，三个和尚可能就有水喝了。

第五，树立“互惠双赢”的观念，寻求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公民在主张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利益，如果一心只想着自己，就没办法合作，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实现不了，因此不是明智之举。只有互相得到好处，才可能长久合作，一旦建立长久合作的关系，双方都能从中得到好处，以后，双方更愿意合作。下面这是一个合作失败的例子。

2007年，某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一个广州客商预订了400吨的葡萄销售订单，当时市场价是2.2元/斤，该客商定价2.4元/斤。但是到葡萄成熟时，有的商贩把价格提到了2.6元/斤，农民们纷纷违约销售，合作社的负责人也不能制止农民。最后，400吨的葡萄订单无法完成，而村民们因只顾眼前的利益，也就永久地失去了这笔大生意。

第六，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资金互助社等。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黑龙江省还提出将来要在全省每个村子都要成立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由农民组织发起，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比如说，某村主要种土豆，村里种土豆的这些人就可以联合成立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统一购买农药、化肥，统一销售土豆，统一提高土豆品质，注册商标，申请无公害认证，打造品牌，直接批发给大超市或者出口，可以以合作社的名义与外面的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还可以成立自己的土豆加工厂，让村里的适龄青年在里面当工人。加入合作社的社员可以入股，按股分红。如果合作社运行规范，效益明显，还可以申请示范项目资金。

农民通过参与合作组织的相关事务，会逐渐培养合作意识与公共精神，也能学习民主管理。

1997年，山西省偏远的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学校的一名叫郑冰的女教师出于一些考虑，把周边的一些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科技中心”活动，农民的热心激励了她，并促成她第二年辞去教职，联合当地一批妇女，成立了“妇女科技文化活动中心”。2004年，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永济市农民协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持有合法手续的农民协会。至2005年，在7年间形成了跨两镇35村，共有3865名农民会员的综合性农民协会。该协会兴办了农业生产资料、资金互助、手工艺、涂料、生态园、手工蒸馍坊等多个合作社,还设立了整顿村容村貌的村建理事会、妇女文艺活动队、农民教育学校、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多种社会组织，开展了普及科技、清理垃圾、修建道路、创办企业等多项农民自治活动。这个农民协会被《农家女》杂志、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等媒体报道,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在一系列的合作活动中，村庄恢复了互助合作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农民也锻炼了合作的能力。

第七，由有威望的人组织大家合作。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村民们都清楚合作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总因一些人有意见，大家都合作不起来，如果有个有威望、办事公道的人出来组织大家合作，则有可能实现合作。

如果村里很难找到一个令大家信服的人，政府也可出面组织协调大家合作，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个深得民心的政策，如果没有政府出面组织，单凭农民自发合作，是很难组织起来的。

第八，积极配合政府，共同促成合作。

高村4、5、6组通往主干道的路面坑坑洼洼，下雨时泥泞，村民们出行不便。路面一直未能硬化的原因是取消农业税后，乡政府没钱。而4、5、6组住户分散，有些人离公路近，想少掏钱或不愿出钱，其他人却不答应。有些人说：“反正我家每年过了春节就出去了，修不修路对我家来说无所谓。”还有很多村民想不通：“国家不再收税了，为什么还收钱？国家不但不收钱，还补钱，既然种田国家可以补贴农民，为什么修路还要农民出钱？”一位村干部这样说：“国家给钱高兴得很，各人出钱，比登天还难，都希望优惠多一些，拿了钱还感觉太少，给他一二百，他觉得怎么才给一二百，好像国家你应该给我钱，哎，成这种意识了。”总之统一筹资难。

2009年，按照“以奖代投、农民自筹，国家出大头、农民出小头”的政策，以农户自筹资金为基础，政府按以奖代投的方式补助，政府和农民共同投资硬化道路。村民们反复商议，最后陆续出钱，出钱的户主姓名张榜公布在村口，不想出钱的人榜上无名，脸上挂不住，只好出钱。就这样，通过合作筹资的方式，实现了道路硬化。

第九，公民之间要多交往，多参与公共活动。在与其他公民的交往活动中，密切公民之间的关系，加深相互的了解，增加互相的信任与团结，有利于合作的实现，合作过程中出现矛盾，也易于协商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