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都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美国都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约翰·洛根　周　敏

都市社会学（Urban Sociology）是20世纪初从社会学派生出来、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门分支学科。西方世界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伴随而来的都市化运动（Urbanization）已经引起了都市形态、人文环境、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行为模式的深刻变化。日益尖锐的都市问题、尤其是急剧变动着的都市空间结构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成为都市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然而，都市社会学家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一般的都市现象与问题进行描述性的分析，他们更着重于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寻找产生其的原因、条件以及发展过程，以便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一套科学的、系统完整的现代社会理论。因此，都市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某些个别的都市问题的描述性研究，而更着重于对宏观的都市结构的成长与衰落、蜕变与更新、平衡与冲突的矛盾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都市社会关系的动态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美国都市社会学的四个颇有影响的理论。^[1]

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派

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学界崛起的人文区位学派（又称芝加哥学派）从城市尤其是芝加哥这个大城市出发，透过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都市系统来研究其动态发展过程。这一学派主要从两个侧面研究都市动态（Urban dynamics）：一是变动中的都市结构，一是变动中的社会生活。

人文区位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W.Burgess）和罗德里克·麦肯兹（Roderick D.MacKenie）于1925年发表了三人合著的教科书《城市》，为都市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都市结构中人口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派学者认为城市的区位布局与人口的居住方式是个人通过竞争谋求适应和生存的结果。如同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人类出于本能的驱动必须首先为自身寻找一席生存和繁衍的栖息之地，于是便自然地在有限土地的使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然而，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类具有独特的文化性。这一特性使得人类在土地竞争中有可能通过象征性的交换、协商、理解和谦让，直到相互适应而不至于相互毁灭。城市为个人的生存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场所，自然的经济力量把个人和组织合理地分配在特定的功能位置上，使之各尽其才，各得其所，最终导致最佳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和区域分化（Territorial Differentiation），使整个都市系统保持平衡。

根据这一基本思想，伯吉斯提出著名的同心圆理论。他把都市地区划分为围绕同一中心的五个环状区域（Zones）。最内层的中心区称为中心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这个区域集中了都市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这里高楼林立、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人才齐备、经济功能完整，远非其他外围区域可以比拟。紧靠中心商业区的是过渡区（Transitional zone）。这个区域处于都市系统的战略位置，承受着中心商业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一度驻足此地的制造业由于不断上涨的地租和劳动成本而被迫向外迁移，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商业区逐渐向外蔓延的“城市病”（如交通和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犯罪及人格变态等）的威胁，曾安居此地的大户人家也纷纷退居乡间。结果，被制造业和富豪之家遗弃的许多高大厂房和宽敞居屋被分割或改建为零零碎碎的小单元或单间，供穷人和新移民所租用。因此，该区又被称为衰落的“大杂院区”。第三区域是工人住宅区（Workmen’s zone）。第四区域系中产阶级（即白领阶层）住宅区（Suburban resi-dential zone）。最外围的一个区域是郊区（Commuter zone），上层富豪人士凭借着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如高速公路和私人小车）的便利，每天往返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既可在中心区高效率地从事商务和政务等活动，也可避离大都会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弊病，享受了乡间憩静优雅的生活。

都市五个环状区域的划分反映了一种都市特有的土地使用模式，但这只是同心圆理论的静态表述。实际上，伯吉斯的真正兴趣在于透过静态的表述来考察都市的动态变迁过程。他认为，都市的不断成长引起用地形式的变更和重新组织，这个过程可以用生态学（Ecology）的竞争（Competition）、分隔（Segregation）、入侵（Invasion）和演替（Succession）几个过程去解释。都市成长（Urban growth）始于中心商业区向四围的辐射性扩张，即外围区域在竞争中被内围区域入侵直至演替，外围区域最后被迫向外推进。这种辐射性扩张导致土地使用模式的改变，其驱动力就是土地市场的自然经济力量。

在人文区位学派看来，都市人口和团体的区域分布并非无规则的任意安排，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即供求原则的支配而实现的。在市场中，消费者根据个人偏好和支付能力选购商品（土地或房屋），而供给者（房地产发展商、经纪人及房东）则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提供商品。当房地产商品奇缺时，价格便起自然调节作用。价格的起落一方面向供给者发出需求量大小的信号，促使他们在土地开发和房屋建造的问题上作出相应的决策，另一方面，同一信号也影响消费者对居住、工作、购物、做生意等日常活动的地点、位置作出新的选择。例如，中心商业区可建面积的奇缺以及由此引起的地价暴涨与中产阶级对居住空间（Housing space）的需求形成矛盾。为此，房地产发展商便把投资重点转移到郊区独门独户住宅的建造上，郊区住宅区的发展使大批白领阶层人士以相同的价格获得比中心区更为宽敞和舒适的住房。这部分都市人居住地的变动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活动范围和生活规律，引起了一系列与区位有关的调整（如日常作息时间的改变，交通工具的改变，购物、就业就医、儿童上学地点的改变，以及娱乐方式的改变等）。此外，美国城市中不同的人口特质（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社会经济地位、种族、职业、性别、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等——而形成的区域分布也是人们在土地使用问题上竞争的结果。

人文区位学派关于都市结构动态变迁的学说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幅都市土地使用模式的地形图，而且还提供了解释这一地形图的理论。归纳起来，其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发展了中心位置学说，即在任何一个都市系统中，位置不是平等地、而是根据等级而排列的。在这个区位等级排列中，占统治地位的总是中心位置，占据中心位置来组织经济活动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第二，阐明了人口的地理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都市的成长与区域的分化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第三，提出了都市研究的新方向——社会病态（Social pathology）的分析。伯吉斯发现，都市的区域分化引发一种由中心区向外围区域辐射性蔓延的社会病态，这应该是都市社会学不可忽视的主题之一。

人文区位学的另一重要人物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从都市生活动态的侧面剖析都市病态（Urban pathology）。沃思强调都市化对人的心理、人格、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副作用。他认为，都市具有三种基本的人口或区位特征：一是人口规模（population size）大，二是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高，三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强。这三者是解释都市病态的基本变项，三者之中以人口规模最为重要。在一个特定的都市结构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势必导致人口密度的提高和人口异质性的加强，高密度会给都市人造成过量的精神负担和紧张的心理压力，异质性的增强则意味着人口特质的（如不同的人格、职业、种族、宗教、观念、生活方式等）差距的拉大，这种人际差异可能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必要沟通并带来许多可以避免的隔阂、误解甚至冲突，继而使人们之间丧失应有的信赖。所谓“市侩”便是一例。人口异质化的结果（如行业分工精细，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各种不同宗教并存、种族混杂居住等）从整体结构上来说，削弱了社会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因而使社会控制不得不通过正规化的（Formal）机构如警察来执行，对于个人来说，人们之间参与同一活动、从事同一职业、信奉同一宗教、选择同一生活方式的机会越来越小，进而降低互动频率，最终导致孤立化的人格和社会解组（Disorganization）。

沃思的理论把一系列与都市人非逻辑相关的社会问题归咎于都市化。在他看来，都市中常见的人格分裂、精神病患、种族隔离与冲突、家庭解体、犯罪暴行以及其他反常行为，如同性恋、娼妓、赌博、吸毒贩毒、酗酒等均成为与都市化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病态。沃思的观点有反都市（Anti-urban）倾向，他主张只有重返乡村或城郊化（Suburbanization）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派

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被运用于都市研究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是，都市新古典经济学派在都市社会学领域内自成派系则是在五六十年代期间。这派学者把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到都市领域，着重研究都市房地产市场（Urban land market）的运行及其产生的后果。他们主张，都市稀缺的土地资源的分配是通过市场来组织和平衡的，而市场价格的运动则受制于供求关系、消费者偏好（Consumer preference）以及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ivities）。^[2]只要找出都市房地产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就能解释都市形态变迁的动因和预测未来都市发展的趋势。这里着重介绍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阿朗索（William Alonso）、约翰·卡因（John Kain）、理查德·穆特（Richard Muth）和哈里·理查森（Harry Richardson）的观点。

阿朗索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一套关于都市房地产市场运动的理论。他认为，他自己的理论模型可以运用于解释任何城市的各种用地模式，该理论的核心是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 model）。阿朗索首先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每个都市系统不论大小，均围绕一个中心运行。一个大都会系统（Metropolitan areas）的中心是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一个城市的中心是中心商业区。例如，纽约大都会标准统计地区（SMSA）^[3]的中心是纽约市，而纽约市的中心则是曼哈顿中心商业区。（2）中心是都市各类活动集中的基地，也是所有工作（Jobs）的所在地。因此，都市地区分为两大部分：作为工作地的中心区和作为住宅区的外围地区；都市人每天通过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往返于两地之间（Commuting）。（3）中心位置的便利程度（Accessibility）最高。便利是指都市人衣、食、住、行和办事、做生意等的方便程度和效率。

基于上述基本假设，阿朗索指出，都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迁每时每刻都会受到都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制度即地租变化率（Rent gardient）的制约。一般来说，地租或房租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便利程度，一是土地可建面积（Developable land）。便利程度越高，租金越高，土地可建面积越稀缺，租金越高。中心商业区的便利程度最高，其土地可建面积最缺，因而租金最昂贵。租金随着中心商业区向外辐射型的距离的拉大而逐渐降低。如果租金标准不变，便利程度越高，房屋单位面积越小，反之，单位面积越大，便利程度越低。因此，便利程度高和单位面积大在一定的租金标准下不可能两者兼得。除非极个别家财万贯的千万富翁，一般都市人只能以一方的益补偿另一方的失。

阿朗索的单中心模型是一个纯经济的数学模型，他自己也声称，他的模型涉及的只是纯粹的“经济人”（Economic man），至于现实人的社会需求、情感以及欲望等全不在他的模型考虑的范围之列。

阿朗索把市中心向外辐射的距离作为影响地租变化率的重要变项，卡因和穆特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展了阿朗索的单中心模型。他们承认和接受阿朗索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同时认为，人们的选址决策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收入水平允许且他们自己也愿意以较高的交通费用换取较大的住房面积。

卡因强调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费用（Work-journey expenses）与房租的关系。他指出，个人日常的主要活动是工作，因此，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费用是人们选择地点的重要因素。通常人们都希望居住在工作地点周围以方便上下班，这就势必造成靠近工作地（即市中心）的住房紧缺，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供求矛盾立即便会受到房租的波动的调节。因此，离工作地越近，房租越高，反之越低。人们只能根据他们在交通费用和房租两者之间作出最合理的成本计算来决定居住地点。

穆特则强调总的交通费用（Total trlnsportation cost）。人们的日常活动除上下班之外，还包括购物、娱乐、社交等。因此，在研究都市的地租变化率时，应该同时考虑收入水平、对空间面积的主观喜好、都市交通系统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的房屋政策等因素。他把重点放在研究不同的就业中心（Employment centers）、购物中心、高速公共交通线路网（如地铁）对人口居住模式和人口密度的影响。此外，穆特还否认种族歧视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指出，都市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的居住模式，主要原因不在于种族歧视，而在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作用。例如，当白人区的地价与黑人区的地价相等时，如果白人不愿意与黑人合住一区的倾向强于黑人不愿与白人合住一区的倾向，那么，白人区边缘靠近黑人区的那部分地区的地价就会低于黑人区边缘地区的地价，这就使得黑人有可能不断地向白人区蚕食扩展。这时，如果黑人区的需求不变，其整体地价就会因该区的向外扩展而降低，同理，白人区的地价也随着其地域范围的缩小而提高。

理查森对上述以单中心模型为基础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首先指出，所谓“都市是一个单中心的结构”和“中心商业区是唯一的就业中心”等的基本假设本身与现实不符。简单化了的单中心模型虽然能够通过精密的数学运算得出较准确的有关人们选址决策和都市发展的理论数据，但是这些结果不能全面地解释现实的都市结构的变迁发展过程。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19世纪的芝加哥市还是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其发展都呈现多中心或从单中心不断向多中心分散（Decen-tralization）的趋势。因此，理查森建立了一个多中心的定位模型（Multi-centric locational model）。在多中心的都市结构中，工作地点不一定全都集中在中心商业区，即使分散到各个外围区域的工作也不一定能在这些地区形成不同的就业中心。然而，理查森也看到，多中心的假设使理论复杂化，因而不容易精确地计算出影响都市形态变迁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以，理查森建议纯都市经济学与实用都市经济学应该并行地、而不应综合地向前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与人文区位学的基本理论极其相似，两者皆把都市房地产市场看成是一种相对独立的、遵循本身特有的运行规律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发展的自然力量。个人则是纯粹的、失去人性和没有情感的经济人，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最经济地、最高效率、最合理地为其生存和适应进行斗争。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反传统的人文区位学派以来研究都市的基本方向，另辟蹊径，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基本出发点探讨都市的动态变迁过程。

50年代末和60年代期间，美国高度发展的都市化运动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例如，大规模的城郊化运动吸引了大批中产阶级迁离中心城市，致使中心城市依赖社会安全保险的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因而减少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并加重其社会福利开支，传统的工业城市的专业功能蜕化以及向西部和中西部转移致使大批工人失业和被迫搬迁，全国性的城市贫民窟暴乱和种族冲突造成市民人心惶惶，70年代末开始的中上白领阶层返城运动（Gentrification）严重威胁城市中低收入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住房、就业和生活问题，如此等等。这些现象与问题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中心城市的日渐衰落——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的过分集中、住房拥挤、失业、教育和医疗水准的持续下降、犯罪和精神病人数的不断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设备陈旧失修、环境污染、交通滞塞等。这些急剧变动着的都市生活现实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人文区位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所谓“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和市场机制自然平衡的经济决定论已经无法完整、概括地对已知的都市现象和问题、尤其是后工业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都市形态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不能对未知的都市前途作出科学的预测。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于是应运而生。该学派透过近年来千变万化的都市生活现实，发现了都市动态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都市危机（Urban crisis）的真正动因寓于资本积累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从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出发，视资本的动态过程（Capital dynamics）为都市研究的对象。这一学派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都市经济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法裔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哈维的理论试图运用马克思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观点，分析资本在都市过程中的作用，揭示都市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哈维认为，都市化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纳为一对相互关联的矛盾的作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这对矛盾的运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矛盾寓于资本本身。资本运动的轴心是剩余价值（利润）。资本家投入每个企业的资本都独立发挥各自的功能，实现价值的增值。在激烈的竞争中，资本家在价值规律和资本本质的支配下盲目地、无计划地发展生产，追求局部的和眼前的利益，结果，不仅使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引发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还削弱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因而动摇了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劳动与资本潜藏着矛盾的对抗性。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支配，劳动是资本主义利润的真正源泉。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随着各个个别资本之间的无休止的竞争不断地明显和激化，最突出的例子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引起雇佣工人在就业问题上的竞争，当工人阶级的共同阶级意识尚未实现时，资本家便有可能利用就业竞争进一步扩大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权力，压低工资，以保证价值最大限度的增值，结果使劳资矛盾日益加剧。哈维主张，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矛盾过程不仅决定社会生产的方向和前途，而且决定都市形态变化的规模、速度和本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哈维提出了资本的三级环程流动的观点来解释资本运动的矛盾和平衡的关系。所谓资本的三级环程是：第一，资本的初级环程（The 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即资本向产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投入以及向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的投入，第二，资本的次级环程（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即资本向有形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的投入，第三，资本的第三级环程（The Tertiary Circuit of Capital），即资本向劳动力再生产的投入。

首先，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高涨阶段，资本大量地流动于初级环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对基本矛盾，决定了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府之间的尖锐冲突。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在各自的企业中严密地组织生产，可是，由于生产仅仅服从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狭隘利益，资本家根本不了解也不关心全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协调，为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千方百计地在各自的企业中增加积累、改进技术、扩大生产。随着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严重的破坏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大量商品积压，利润率急剧下降，工厂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的经济危机。为此，在初级环程中运动的资本再也不能继续谋取利润，因而出现积累过剩（Overaccumula-tion）的现象。

第二，资本在初级环程的积累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为了摆脱困境，避免整个生产系统的全面崩溃，资本势必寻求新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权宜之计就是从初级环程中分离出剩余资本投进次级环程。哈维认为，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过程，都需要有一个有形结构作基础。生产的有形结构指的是构成厂房及其用地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这部分固定资本的价值不因为一个生产周期的完成而全部耗尽，哈维称之为生产方面的建成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 for production）。消费方面的有形结构指的是非生产性的房屋、道路、基础设施等，哈维称之为消费方面的建成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 for consumption）。所以，对次级环程的投资实质上是对生产和消费这两方面的建成环境的投资。一般来说，建成环境的投资是长期的和社会性的。由于这类投资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生产性利润，为此，私人资本就其本性而言是忽视次级环程、而往往大量地涌进可以产生直接的生产性利润的初级环程的。又由于这类投资是全社会的（即一经投资，其建成环境就为众多的私人资本所享有、使用），耗资大，私人资本也无力进行投资。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资本若要寻求出路，就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利用债券形式，调集充斥民间的游资，向公共事业投资，如筑路、建桥、改造城市等。这样不仅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缓和劳资矛盾，还可以为私人资本的再生产创造良好的建成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还通过行政措施、税务优惠政策和房屋政策等，鼓励和刺激私人资本向消费方面的建成环境的投资。国家的干预使资本在初级环程和次级环程的流动上得到协调并趋向平衡。

哈维把都市看作是建成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在次级环程的投资是都市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哈维看来，都市的物质基础，如土地、地理位置、地域资源等，就像阳光、空气等自然物一样，为资本提供无价服务，竖之其上的建筑物和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建成环境的无价服务和重复创值的能力有助于资本在次级环程中谋取利润。例如，美国城市中心商业区繁荣的房地产发展业以及土地炒买炒卖的投机事业，给资本家带来了新的财运和财源。大量剩余资本投进地产发展业，不但使资本家从中谋取暴利，也刺激了服务行业在城市的发展。但是，与初级环程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次级环程中的赚钱行业，投资者蜂拥而至，不赚钱的行业，投资者寥寥。当中心商业区的可建面积接近饱和时，资本便迅速向郊区运动，投于郊区豪华住宅区的建设，因而刺激了中产阶级的城郊化、高度排外的郊区社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市的衰落。资本在都市系统中进进出出地流动，造就了当今美国都市如此独特的形态。可见，资本的次级环程运动在国家的干预下大大地促进了全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

第三，资本向第三级环程的投资是指对科学技术、文教卫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等方面的投资。尽管资本家十分不情愿地向这个不直接产生利润的第三级环程投入资本，但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价值，以便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他们不得不适当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以加强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然而，如同资本于次级环程的投入，第三环程的投资也是社会性的，私人资本只能借助国家的力量平衡和协调投资活动。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三大环程的投资活动的相互联系以及国家干预的作用，使资本积累周期性的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随着危机过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会继续发展，并重新激化起来，产生新的恶性循环。

卡斯特尔则从“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和都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s）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在都市过程的作用阐述他的都市理论。卡斯特尔指出，后工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已经形成一股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相对独立的力量，国家直接干预和介入生产和消费两个过程，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卡斯特尔着重论述国家介入消费过程的原因和结果。

在卡斯特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发展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提出了日益高涨的需求，劳动的个人消费已经变成了社会性的集体消费。从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到医疗卫生、社会安全保险、福利事业，直至住宅、城市交通通讯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事业等，无一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投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的发展，私人资本根本不可能独立地组织这一必要的集体消费过程。因此，只有通过国家的介入，才能使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得到发展。

卡斯特尔把都市看作是集体消费过程发生的场所，是两大经济阶级的利益冲突和都市社会运动的产物。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是把集体消费的投资压到最低水平并使之制度化，以便让国家把大部分投资的重点放在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上（即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如修路、筑桥、城建基础工程等的投资）。由于集体消费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出供资本重新榨取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生产和集体消费的投资比例从根本上是服从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的。而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则要求改变国家受资本控制的制度化了的投资模式，加大集体消费的投资比重。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性大生产的深入，雇佣劳动者对集体消费的需求也相应不断增长。例如，现代化的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不仅大量地以机器代替人力，而且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新的、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时，如果政府不能为广大被机器和科技排挤的产业工人提供充分的教育和职业训练机会，势必会引起失业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以致社会动荡。所以，政府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安定。随着资本的运动，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集体消费过程必将极大地影响都市形态的变动。以房屋政策和城市改造政策为例，当资本向建成环境尤其是郊区住宅区的建设投入时，为了刺激中产阶级对郊区独门独户住宅的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购房津贴等措施，鼓励和帮助个人向郊区购置房产，结果刺激了消费，一方面保证资本谋利，另一方面使工人阶级的上层部分从无产阶级队伍中分裂出来，成为小私有财产（房产）所有者，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建成了郊区高级住宅区，从而促进都市中以不同经济地位为特征的社区的建立。

但是，卡斯特尔认为，阶级斗争固然是都市变迁的源泉，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源泉，都市社会运动是决定都市过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都市化运动的深入在都市社会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人与都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相应的新的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人们不仅把社区看作是他们自身再生产的物质基地；而且把他们直接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到社区中来。他们的生息繁衍与社区的存亡息息相关，离开社区，不仅意味着离开一个地理环境，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断绝他们长期在社区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放弃融汇在社区中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是一个社会概念。由于人们的社会利益与社区紧密结合，因此，在同一社区生活的都市市民便有可能超越阶级的界限组织成不同的政治团体，为保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资料，这些社区团体便会动员起来，通过社会运动、社区运动或市民运动的形式表示不满，进行反抗。这些基层群众的社会运动，对于影响政府都市政策的决策过程和都市的变迁过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某研究都市忽视了社会运动的作用，就不能全面地解释都市变迁的真正原因。

都市政治经济学（Urban Political Economy）派

80年代期间，在美国都市社会学领域内出现一批思想活跃、观点富于挑战性的学者，他们在系统地研究和综合三大主流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关于都市形态和结构的争论。例如，约翰·莫伦柯夫（John Mollenkopf）在1983年发表的《城市之争》（TheContested City）一书中指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是政治斗争的产物，研究都市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内的或地方的（Local）“成长政治”（Growth politics）上。此外，菲斯顿夫妇（Susan ＆ Norman Fainstein）在对美国一些特大城市如旧金山市和纽约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地方利益集团尤其是商业集团与地方政府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控制城市发展的方向。还有艾伦·惠特（Allen J.Whitt），罗杰·弗里德兰（Roger Friedland）、约翰·洛根（John R.Logan）和哈卫·莫洛兹（Harey Molotch）等都是该学派十分突出的代表人物。这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色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在剖析都市的政治经济结构上。他们虽然尚未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社会理论，但是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结果越来越为社会学界所重视，他们的理论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和实用价值。

洛根和莫洛兹于1987年出版的《都市财富》一书，系统地总结和综合了都市政治经济学派的各种观点，比较严谨地阐述了都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以及发展趋势，引起了该学派学者以及都市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这里重点介绍《都市财富》基本的理论观点。

洛根和莫洛兹透过都市系统中区域分层的现象来研究都市形态的变迁。他们首先把“区域”（Places）看作是一个抽象的特殊商品，并对此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他们认为，都市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区域商品化运动（Commodification of places），而区域的商品化与房地产商品化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地产和房产为私人所用，房地产作为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在都市房地产市场中进行交易。市场的价格不仅由房地产这一具体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且还由区域这一抽象商品的价值决定。例如，一座公寓楼房既可为居民提供住处（使用价值），又可为房东谋取租金（交换价值）。然而，这座公寓楼的租金不仅反映了本身的价值，也反映了该房产置之其中的那个区域的社会价值。相同的房产在白人区和在黑人区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价格，白人区的房子的市价必定比黑人区的高。这跟房子本身的物质结构和大小关系不大，根本的原因也不在于黑人区的房子比白人区的房子接受阳光空气的机会差些，而在于社会的种族歧视的因素。有钱人不愿意与黑人混居，不愿意在黑人区投资建房和购置房产，那里的房产价格就会自然降低。因此，区域与其他许多自然物（如森林、矿藏等）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商品。但是区域并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概念。如果孤立地看待某一具体的房地产商品在市场中的交易活动，不但看不到活动过程的真实面貌，也会陷入纯经济的成本计算中，丧失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因此，只有把房地产市场的运动与区域商品化运动联系起来，才能找出都市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

洛根和莫洛兹从商品的两因素分析区域的性质。从使用价值看，区域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其不可缺少性（Indispensability），一是其不代替代性（Unsub-stitutability）。如同人类不能缺少空气和水一样，人类必须得在一个区域内生息繁衍，区域也不可以为其他商品所替代，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即使与一些不可缺少的商品（如食物）比较，区域还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它本身的使用价值可以创造并维系另一些相应的使用价值。例如，区域可以提供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住房、教育设施、公共事业设施、卫生保健以及文化娱乐设施以至工作地点、购物中心等的使用价值与区域的使用价值密不可分。一个居民迁入或迁出某一区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搬迁，他除了放弃房产的使用价值外，还放弃与区域相连的一切使用价值。实际上，区域的使用价值是人与地理环境、人与住房、人与人之间的充满社会意义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关系的反映。人们对区域的选择，既非如经济决定论者所主张的是所谓自然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也非像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是两大经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以人们长期形成的社区情感和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他们在同一区域内的长期共处中产生了一种共同认可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利益。作为居民，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和提高区域的使用价值，任何触犯居民社区利益的事件，势必引起居民的反抗和政治斗争。

从交换价值来看，由于区域本身不是劳动产品，其交换价值也就不能以劳动量的耗费作为计算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区域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商品”（Pseudo-commodity），区域的交换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区域使用价值的多元性。都市房地产市场中每一具体房地产的交换价值都是与区域其他多元的使用价值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区域内某一份房产价值的起落，不完全取决于房产本身，而还取决于这份财产与区域内其他财产和设施之间关系的变化。例如，如果在一个住宅区附近建一个化工厂，工厂附近的那部分房地产的价值便会骤然下降，原因不在于房地产本身，而在于化工厂给周围环境带来的污染。第二，区域可用土地的有限性和房屋楼宇的耐久性的关系。土地越是奇缺，地价房租越是昂贵。但是，房屋楼宇一经建成便不易损毁，它可以不断地在房地产市场中转手买卖，这种“二手货”（Second-hand）的特征丝毫不影响房产的价值，它反而能在重复的买卖交换中增值。第三，区域的地理和社会限定性。区域中房地产的交换受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定。靠近污染的工业的区域以及靠近贫民区或黑人区的区域，其地价以至房产必然受到影响。由于房产不能随意移动，要使其增值，除非消除造成其贬值的因素，如工厂搬迁，逼走黑人和穷人等。

基于区域的商品化特点，洛根与莫洛兹进一步论述了区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个别房地产的交换价值直接受区域的使用价值的多元性影响，区域的交换价值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房地产使用价值的影响。这种相互过程势必引起用地模式的变化。例如，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城市建设只能采取密集型的用地模式（如摩天大楼、立体结构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最大的交换价值。然而，由于区域使用价值的多元性，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必然为其他部分的使用价值带来副作用。例如，摩天大楼加重了交通设施（道路、停车场等）的负担，人口的过度集中会产生离异感、精神变态、社会解组等严重都市病，反过来又会降低区域的交换价值。再者，作为经济和商业发展区的使用价值与作为住宅区的使用价值本身又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商业和经济投资者与居民的利益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由此引起不同程度的政治斗争。

对于居民（Residents）和房产所有者（Home-owners）来说，他们的切身利益是保护和提高区域作为住宅区的那一部分使用价值，从而保证交换价值不因使用价值的部分丧失而遭贬值。对于商品和经济的投资者来说，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掘作为商业区的那一部分价值，使之为他们的谋利活动发挥最大作用。笼统地说，居民的利益偏重于使用价值，而投资者的利益则偏重于交换价值。不同的利益使双方各自组成对立的利益集团，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影响和决定都市的动态过程。

居民利益集团本质上是反成长的（Anti-growth）。为了保护区域的居住环境以及居民、社会和区域三者之间长期结成的社会关系不受新的成长因素的破坏，他们组成不同形式的邻里联合会和社区委员会等抵制和阻止经济成长的计划性实施。以郊区社区为例，70年代发展起来的郊区住宅区之所以能吸引大批中产阶级人士，是因为郊区不仅为人们提供宽敞的低层住房，还有清新的空气、安全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教育设施。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在郊区置产安居的目的不单是为了住得宽敞舒适些（城市中的许多豪华公寓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逃离城市病的侵害，为了给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美国中心城市的衰落直接引起教育设施的劣化和教育质量的降低）。所以，人们购置房产的目的既在于房产的使用价值，因为他们不会像房地产商那样买卖房产从中投机谋利，还在于与房产相关联的一切区域优势，如教育设施等。区域任何新的经济发展计划，都会牵动居民的切身利益。居民对发展计划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对该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能提高住宅区的使用价值的意见。如在一个郊区住宅区附近建造一个大型综合商场，居民认为这能方便他们的日常生活，提高区域的使用价值，便给予大力支持，如果这个计划是拟建一个大型化工厂，居民会认为化工厂的污染问题直接影响住宅区的环境健康和人身健康，降低作为住宅区的那部分使用价值，因而会极力反对。

与居民利益集团相对立的是商业利益集团，其根本利益是利润，因此他们本质上是扶持成长的（Pro-Growth）。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是不断运动的，哪里有利润，资本就向哪里运动。资本雄厚、实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公司和联合公司等对区域的兴趣仅仅集中在该区域能否为他们的利润生产服务，这些大工商业集团与区域没有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他们根本不关心社区的利益。一旦利润下降，他们便会迅速向外地转移。例如，美国许多专业化的工业城市的位置转移，给社区造成极大的打击，不仅使地方政府收入骤降，居民的利益也受到侵害，大批工人因此失业。然而，资本还有地方性的特征。地方性的资本的运动受地理和区域范围的限制，与区域结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关系。例如，房地产发展商、地方银行和金融信用机关、建筑商、地方报刊杂志社、商店、地方院校等，他们对地方作的投资是长期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了保证区域作为商业区的那一部分使用价值为地方资本服务，这些地方商业利益集团必然也联合起来，为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他们组成强有力的政治联盟，一方面通过自身的政治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压制居民集团的不满和反抗。洛根和莫洛兹把这个政治联盟称为“成长机器”（Growth Machine）。这个成长机器是由政治和经济的联合力量推动的，目标是不断推行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最大限度地扩大区域的商业性价值，以保证他们的长期性地方投资不断盈利。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区域的成长机器势力越强，该区的经济成长率越高，作为住宅区的使用价值也就越小。^[4]

洛根与莫洛兹关于区域商品化过程的分析对都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都市政治经济学派在社会学领域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都市政治经济学派首先肯定了都市系统中房地产市场的存在以及市场作用的重要性。与人文区位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不同，他们主张的市场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Free market）。在他们看来，市场无时无刻不受到都市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所以，这个市场的运行并非完全为自然的经济办量所驭动，而是以都市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为条件的，都市的动态变迁过程绝不是一个鼓励发展的“自然”过程。

第二，这派学者接受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社会生产方式与资本的动态过程决定都市形态的基本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资本的动态过程分别反映在生产和都市两个不同领域，资本本身也被分成垄断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地方性资本和人力资本。这种理论上的划分，有利于对一般性的生产领域（Arena of Production）与具体的都市领域（Urban Arena）进行分别的理论研究。从都市领域出发研究区域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过程以及地方性资本的性质和运动形式，能够更加具体地、更接近现实地发现都市过程的真正动因和结果。

第三，这派学者把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都市区域系统，而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城市。都市形态变迁归根到底到区域斗争（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与系统内外因素的交叉作用的结果。

当前，美国都市社会学领域内的三大主流学派以及后起之秀都市政治经济学派四军鼎立，势均力敌。四个学派之间既各自为政，在基本理论的辩论中各抒己见、互不让步，又相互影响，在各自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发展的趋势看，四个学派将自成开放的系统，不断接受都市研究中新的信息资料和派系挑战，对本身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四个学派以外的其他不同学派也必将在新的挑战中互相补充和发展起来。美国都市社会学理论正是在不断地修正和调整中显示出它的整体活力。

原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4期

约翰·洛根（John R.Logan）、周敏，约翰·洛根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授。周敏，1982年获中山大学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任教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1994年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现为该校社会学系教授、亚裔研究学系教授、王氏美中关系与传媒讲座教授，美国社会学学会亚洲和亚裔研究分会会长。兼任中国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移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亚裔研究学。

【注释】

[1]美国都市社会学最有影响的理论学派有人文区位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都市政治经济学派。前三个学派被戈特德纳称为三大主流学派（参阅M.Gottdiener，The social productio of Urban Space，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5，p.25），都市政治经济学派是近年来从三大主流学派的理论中发展出来，并富有挑战性的批评理论。

[2]Robert W.Lake（1983），“Readings in Urban Analysis：Perspectives on Urban Form and Structure”，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p.15.

[3]SMSA，即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是美国都市经济学家普遍使用的都市分析单位。

[4]Larry Lyon，Lawrence G.，Felice，M.Ray Perryman， ＆ E.Stephen Parker，“Community Power and Population Increase：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Growth Machine Mode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6（6）：1387—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