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全球化与极端势力
贾都强
“极端主义是对社会进程中矛盾和冲突的一种极端表述”。[1]当极端势力如同瘟疫一样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许多国家蔓延，演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和安全威胁，就有必要从更宏观的视野思考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深刻影响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潮流，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堪称史无前例。如果把极端势力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审视，就会发现极端势力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消极面相联系的。
当然，极端势力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许多领域和层面，既有宏观的背景，也有具体的微观因素，从各角度出发进行的种种探索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本文仅试图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极端势力，重点放在分析和探讨极端势力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联系，旨在深入揭示极端势力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为更有效地应对极端势力的挑战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现代化的压力、治理失败与极端势力
（一）极端势力:回应现代化压力的一种产物
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运动对现代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正在推进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提出了挑战。“宗教变成了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政治力量，吸引了政府、政党和反对派运动，构成了解放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源泉。”[2]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正是从宗教复兴运动的源流中分离出来的一支极端化的力量。
如果分析宗教复兴运动兴起的背景，不难发现，其中突出的亮点就包括了以西方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狂飙突进，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摩擦碰撞，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激烈冲突。实际上，宗教复兴运动正是作为对现代化的一种回应而出现的，是在现代化压力下的一种文明与文化的觉醒。当代宗教复兴运动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强调身份、认同与社区，通过严格恪守传统的宗教教义，谋求重新确立某种个人或者社会生活的意义或秩序，具体则表现为寻求特定社会的重新伊斯兰化或重新基督教化或重新犹太教化。
伊斯兰极端主义从伊斯兰宗教复兴运动中衍生出来，同样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回应，它是伊斯兰社会中的极端势力选择的回应方式。一个多世纪以来，伊斯兰社会面对现代化的强大压力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回应，学者乔恩·埃斯波斯陶（JohnEsposito）将其具体概括为四类，即世俗的、保守的、新传统主义的和改革的。世俗主义的回应，简单地说，就是把教堂和国家、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分开；保守的和新传统主义的运动可以称为伊斯兰复古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改革运动虽然同样追求伊斯兰的复兴，但是其主张与方法则与复古主义截然不同。
具体来看，伊斯兰保守主义运动以宗教权威乌里玛（Ulama）为中心，要求完全遵循在一千年前确立的伊斯兰法（Sharia），将伊斯兰作为一个封闭的无需改革的系统全盘接受，尽管实际上因派别不同而存在着关于伊斯兰法的多种不同的解释。保守主义运动在多数穆斯林国家里都存在，如巴基斯坦、苏丹和埃及等，尤其在沙特、北阿尔及利亚和前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表现得最明显。新传统主义运动要求重新发掘伊斯兰的资源，通过向传统的回归为当今混乱的社会指明发展方向。该派组织有反对西方价值观的倾向，突出与西方的不同，主张把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化。然而，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却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认为技术进步是与伊斯兰教的发展相一致的。新传统主义运动在伊朗的力量非常强大，此外，在埃及、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改革运动主张在传统价值观基础上实现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他们不认为，现代化和西方价值观的精髓与伊斯兰教存在任何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学者，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构成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
伊斯兰保守主义者和新传统主义者都是复古主义者，都带有较浓烈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尤以前者更甚。他们坚信，伊斯兰传统及其资源具有道义上的优越性，反对和拒绝西方的世俗主义及其价值观，要求以伊斯兰教法为根本对本国社会进行政治、法律和文化的整合。在他们的眼里，世俗主义的政府和个人只是西方的玩偶或者代理人，改革运动的支持者是西方压力下的屈服者。尽管在复古主义的伊斯兰组织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要求诉诸暴力实现其目标，但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常常是从复古主义的宗教源流中产生的，两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原教旨主义既存在于伊斯兰教，也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强调回归原初的宗教信仰，重申神权的至高无上和信仰的核心地位，要求信众阅读神圣的经书，以先知和先行者的生活和行为为基准，以早期的教众为楷模。为此，他们将重大的宗教事件重新进行解释以适应现代的情况，比如犹太人出埃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耶稣复活，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朝圣（Hijra）以及圣战（Jihad）等，试图利用这些古老的宗教资源及神的昭示，“把人们从现代世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在许多实施西方化的穆斯林国家，民众并没有同步地获得现代化变革所必需的心理调适和价值观。[3]一方面，传统宗教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构成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方面，现代化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繁荣，反而导致了腐败、混乱和不公等种种乱象，造成了本土和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使他们感到困惑和不满。在许多人眼里，资本主义似乎只是孕育腐败、价值观的堕落和极大地不平等。[4]在过去数十年里，伊斯兰的复兴进一步加深了传统与现代两种世界观之间的裂痕。其中的一些人，受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走上与西方对抗的极端主义道路，他们认为那些极端组织是在为捍卫本地区文化和身份的独立而奋斗，是在帮助人们夺回在西方现代化思潮进袭下失去的自由、自尊和权力。
（二）政府治理失败:极端势力滋生的政治条件
极端主义势力的产生，往往先是发端于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内部，进而才蔓延到国际社会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许多国家最初都是从与本国政府的极端化对抗之中孽生的，而催生这种对抗的，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府的独裁、腐败和治理失败。“当现代化转型处在错位和混乱最严重之时，也往往是激进运动最有诱惑力之时，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危机交织纠结在一起，人们接连不断地受挫和感到羞辱的时候，狂热分子的蛊惑往往最容易得逞”。[5]
中东地区一些政府的独裁和无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伊斯兰激进主义及其势力的蔓延。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令人失望。在过去的20多年里，OECD国家的人均收入以1.4%的速度增长，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的增速更高达5.8%，在12年半的时间里使人均收入翻了一番，拉美国家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债务累累的“失去的十年”，但是人均收入在过去的20年里也有1%的增长。相比较之下，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今天的人均收入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多大区别，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则大致与1970年相当，这种经济表现使他们位列世界上经济发展最糟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在政治制度上，中东地区国家实行君主制，经济上实行进口替代模式，两相结合构成了由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量的石油财富直接流入国家控制的公共金库，国家的运转不依赖公众的税收，也就不存在向公众负责的制度，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一些国家虽然也尝试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往往是实验性的，进展十分缓慢，加上地区内连续不断冲突和不确定性妨碍了投资，导致了劳动力需求增长缓慢而失业率飙升的局面。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东地区的都市化和城市化发展较快，但是政府的治理和服务又难以同步跟上，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影响人们生活的问题，陷入了一种可以说是都市化发展的泥淖。中东地区城市人口的数量，在过去的35年里增长了1亿多，预计在2025年将会由现在的1.35亿的水平上升到3.5亿。目前约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拥挤的城市里，许多地方的公共服务设施已经不堪重负，水、电、交通、医疗和教育等系统都陷入困境。例如，在约旦，城市供水无法保证随时供应，1/3的都市人口缺乏下水道设施。在一些国家的城市贫民区，能够保证基本服务的地方唯有教堂，被形容为里面凉外面热，里面干净外面脏，里面安静外面乱。由于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服务，在一些地方，公共服务如伊斯兰学校、诊所、医院和福利机构等被迫让给私人经营，这也给伊斯兰极端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经济发展的失败会侵蚀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治理失败导致的混乱失序和民心怨愤是孕育反对派和极端主义势力的温床。许多失业和生活困苦的年轻人对政府的无能深感失望，在不少人的眼里，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都是失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一团糟，人们生活困苦，巴勒斯坦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解决不了，简直是阿拉伯民族的奇耻大辱。一些人于是开始转向清真寺和极端的教义来寻求安慰和答案，“他们被吸收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事业中去”。[6]
在这种背景下勃兴的宗教复兴运动大都具有一定的反政府色彩。许多组织将自己与现政权和被整合进官方系统的制度化宗教区别开来，自视为社区中的社区，或者说不公正的社会中的公正的社会。在伊斯兰教中称作穆斯林兄弟或者社会（Jamats），在南亚地区称Jamaat-I-Islami，在科威特称Jammat al-Islah，意思是改革社会；在基督解放神学中，称为基本社区（base communities），或者基层百姓社区（grass-roots populist communities）或者干脆叫做穷人社区（societies of and for the poor）。这些组织试图在信众中创造一种新的宗教自觉、身份感、团结感和使命感，其宗教实践不仅包括祈祷和斋戒，还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
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向传统的伊斯兰严格地回归，其根本宗旨之一，也是要以此解决今天中东和穆斯林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难题，他们常喊的口号就是“伊斯兰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以原教旨主义为思想武器的极端势力，则带有更明显的反政府倾向，他们攻击的矛头既指向西方国家和殖民主义，也指向本国的现政权，认为他们是独裁、压迫、无能和不公正的，是屈从于西方的傀儡。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狂热的乌托邦主义者，在他们头脑中有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化的未来”，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打倒他们所认为的亲西方的政权，击退和驱逐西方势力，恢复像七世纪时阿拉伯人那样的生活、自尊和荣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诉诸极端的恐怖主义。
（三）落后的教育、失业和绝望的年轻人:极端势力产生的社会基础
不可否认，极端主义势力之所以能够发展和蔓延，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威胁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力量，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极端势力产生的社会基础，就是中东地区为数众多、深感绝望的一些年轻人，鉴于其所受的教育和糟糕的生活状况，他们常常是激进和极端主义组织毒化、动员和招募的主要对象。
在20世纪，中东地区国家的人口一直呈现急剧增长的态势，根据有关预测，在未来的15年里，这种人口增长的势头仍然强劲，到2025年全地区总人口将增至6亿，相当于1950年时人口的6倍。人口的急剧增长势必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构成巨大的挑战，涉及到满足庞大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工作等许多具体问题。
在中东地区的人口构成中，以年轻人居多。例如，伊朗人口的54%和巴基斯坦人口的52%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沙特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口占到该国人口的2/3。在年轻人口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又占到2/3，其中一半的人不满20岁，40%的人不满15岁。而与此相对照，发达国家的人口中20岁以下的人只有1/3稍强。中东地区年轻人占多数的人口结构首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正是在此后的十年间，政治伊斯兰崛起于中东和世界的政治舞台。
对于急剧增长的青少年人口，教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突出的问题。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在教育方面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教育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但是入学率和识字率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比如，在伊朗和科威特有3/4的成年人识字，在巴基斯坦有2/3的人识字，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等国，识字的人口估计在1/2到2/3之间，在埃及、摩洛哥、苏丹和也门，有约一半或者不到一半的人识字。虽然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男女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在许多国家，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男孩子往往优先于女孩子登记入学，如在沙特阿拉伯，尽管所有的男孩子都上了小学，但只有75%的女孩子能够上学，在一些最落后的国家如苏丹和也门，多数女孩子仍然没有机会上学，在摩洛哥和安曼，女孩子上学的比例只有大约1/3和1/4。此外，在老旧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观念下，学生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接受宗教灌输，死记硬背古兰经，而忽视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实际技能的教育，如在沙特阿拉伯，学校一般将30%～40%的课时安排学习古兰经。
上述教育状况至少导致了三方面的后果:教育的迅速普及作为主要因素之一，造成了理查德·布里埃特（Richard Bulliet）所说的伊斯兰“权威的危机”。过去，宗教权力仅由少数拥有特权的受过传统教育的伊斯兰学者精英即乌里玛（Ulama）掌握，他们是绝对的权威，而现在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伊斯兰教法等级控制的减弱，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局面，从而为激进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宣传和倡导他们的思想提供了空间。其次，男女的差别教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第三，接受教育燃起了人们心中的期望，但是灌输型教育却没能使他们掌握将期望变成现实的技能，数百万年轻人在接受教育后，一方面不想再从事往日父辈们所从事的肮脏而辛苦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他们所受的教育又使他们无力应对现代全球经济体制下的激烈竞争。
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年轻人占主体的人口结构，中东地区拥有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劳动力队伍。在1990～1998年间，其劳动力年均增长4%，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同期欧盟劳动力的增速为0.4%，美国为约0.8%。从近中期来看，中东地区劳动力的高增长势头也不可能减慢下来。在劳动力增长迅速的同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增速缓慢。劳动力需求和供应的关系的失调，导致了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而一些国家在劳动就业政策方面的失误进一步恶化了就业形势和失业问题，如忽视私人部门在创造工作机会方面的作用，长期实行国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政策，造就了一个十分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等。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失业率非常高，情况严重到几乎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最糟糕的经济危机时期的情况相仿。
首当其冲面临失业威胁的是年轻人，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都市人口或者城市移民，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和愤怒。除了年轻人口膨胀带来的那些问题和严重的年轻人失业问题，更深层面则是认同和合法性的问题。[7]譬如，尽管那些失业、沮丧却又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可能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但是他们也可能转向毒品和犯罪，转向冷漠和愤世嫉俗的麻木。可见，导致一些人加入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或极端组织，经济方面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还存在别的强烈动因，那就是在愤懑、不安、迷惘和彷徨中寻求一种承认和价值，因而才会被极端主义的教义和“事业”所吸引。
（四）贫困:极端势力产生的催化剂
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可以成为孕育极端主义的催化剂。“世界不同地区在资源总量和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为恐怖主义的邪恶和猖獗提供了理由”。[8]虽然当前对贫穷与极端势力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不乏争议，确切证明两者的关联也面临着一些切实的困难，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两者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现代化的成果，“尽管怀着对世俗民族主义某种繁荣的预言和乐观主义，许多人还是感受到或者亲历了现代国家大范围的失败的情况”。[9]与西方的发达、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许多人承受着贫困的苦难与煎熬，西方强力推销、本国精英极力引进的现代化，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政治动荡，腐败横生，现代化和都市化实践的结果往往导致过分拥挤的城市、失业、社会失序、文化冲击、大量的城市移民和都市贫民窟等问题，“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使贫困问题更加突出、人口稠密和糟糕的教育状况也没有大的改进”。④
“经济方面的贫困和不均可能导致许多人从伊斯兰的极端形式中寻求安慰”，[10]宗教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常常标榜自己是代表那些困苦、失意的百姓的，声称要致力于改善他们的处境，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一个值得期待的、以古老宗教为基础的公正的社会，他们的宣传对于一些穷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伊斯兰运动常常会提供社会福利性质的服务。在拉美的原教旨主义性质的极端主义组织天主解放神学也是以帮助穷人相标榜的，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解放神学从一种深度令人不安的经历中崛起，基督信仰面临拉美大量的穷人们辛酸的经历，一种如在麦德林（Medelin）的主教所言的“向天堂哭诉求公正”的苦难”。[11]一些极端民族分离势力在合法化自己的恐怖活动时，也常常会把本民族的“落后和贫穷”归罪于主体民族，以此蛊惑民众开展分裂活动。
那么，什么是贫困？相对于极端主义势力的产生和发展而言，贫困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政治后果呢？如何定义贫困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具体在不同的社会，人们对贫困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贫困既是一种实际的处境，又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的穷人，通常不会把自己与柬埔寨或者马达加斯加的穷人相比，他们感到“贫穷”，主要是相对于本国的情况而言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贫困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无论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都呈上升趋势。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中期的一段短暂的石油发展年代，贫困人口比率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在此后又重新上升，贫困问题不断恶化。贫困把许多人赶到了政权的对立面，成为现存秩序的反对者，贫困也为极端主义者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先，一些穷人和失业者，特别是其中那些或多或少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愤懑不平中加入暴力反对运动。今天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成员，一般都是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并且很可能是新迁入城市的移民，他们或者拥有一份远低于自己期望的工作或者沦为失业者，对现政权和现存秩序十分不满。在北非，这些年轻人甚至被涂上神秘的色彩，称为“Hetistes”。埃及的情况表明，在那些因从事暴力反抗政府活动而被捕的人中，许多来自于大城市周边那些破烂不堪的小城镇，或者说城市贫民窟。有关研究表明，在中亚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也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有关。
二、全球化、国际体系内部的紧张与极端势力
作为深刻影响当代世界发展的两大进程，现代化与全球化在理论上是两个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续与扩展。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使传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向现代转型与变迁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矛盾、冲突和问题；全球化进程给了现代化新的动力，使得内生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加速外化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也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放大为全球性的现象和问题，而且全球化本身也一个具有正负效应的矛盾统一体。
（一）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及其负面效应为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新土壤
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和传播与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既是伊斯兰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国际问题。
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是由西方主导的。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通过全球化的进程侵入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这是解释伊斯兰恐怖主义发展的主因之一。在阿拉伯国家，许多人认为，全球化的过程意味着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边界的缩减，意味着市场自私的、一往无前的、堕落的力量进入传统社区，还意味着西方价值观的文化殖民主义，这些都对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
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不平衡性。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使他们成为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要复杂的多。虽然一些国家可能最终成为参与全球化的受惠者，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是，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很难从中受益，对他们来说，面临的更多是冲击、挑战和日益边缘化的困境。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内部的治理问题，离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无法获得完满的解释的。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权及其治理的失败，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失败，事实表明，种种治理问题、创伤和无所不在的暴力，常常伴随着从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的转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来自西方的种种压力。
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就业和贫困问题上。全球化通过影响投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而影响就业；全球化通过影响劳动所得、基本日用品及其服务的价格以及对低收入者提供社会安全保障的网络而影响贫困问题。尽管中东贫困问题比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地区要好一些，但问题仍然是严重的。在该地区22国中，穷人的数量达到7000万人，占到阿拉伯总人口1/3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亚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到1/3。[12]根据联合国发展项目报告，阿拉伯地区国家对全球化愈来愈不满，他们感到自己似乎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弃儿，全球化所期许的自由、发展与繁荣并没有化为现实，因此他们对美国领导的霸权体制心怀怨愤。
随着全球化向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渗透，原教旨主义势力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蔓延。在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中都有原教旨主义的信徒。[13]甚至美国本土也存在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势力，尽管它在聚焦全球反恐的时候，故意对本国内部的极端势力轻描淡写。在美国国内，有许多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军事民兵组织及其训练营地，还有其他许多的极端主义派别。基督教徒Terry Nichols和Timothy McVeigh在俄亥俄州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政府大楼爆炸案。两人就是受到了极端主义组织—基督教认同运动（Christian Identity movement）的深刻影响，他们以制造爆炸案来表达对政府不满，作为对“敌人”采取恐怖和毁灭性攻击的行动方式。再比如，规模小却非常激进的上帝军（Army of God）以坠胎诊所为袭击目标，牵涉到一系列的绑架、爆炸和枪击案。据报道，仅从“9·11”事件发生以来，他们就发动了多达280起的袭击堕胎诊所事件。
（二）全球化与新恐怖主义的威胁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的衰退。[14]全球化的扩张同时也便利了极端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全球化不仅为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动机，同时还提供了实施的方法”。[15]全球化的整合，特别是大量的国际移民和国际交流，非政府组织、地区联盟和国际组织的大规模扩张等，使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扩展到全世界。
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相联系，极端势力较之过去发生了诸多新变化。以恐怖主义为例，传统的往往是在一国内部的恐怖主义已经愈来愈演化成一种新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就是这样性质的一个组织，它是全球化时代一个“成功”的由私人赞助的拥有全球行动议程的非政府恐怖主义组织。全球化时代的新恐怖主义具有下列特点:
1.在组织体系上多采取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改变原来的等级的、垂直的领导结构，而采用更加灵活和隐蔽的平行的非等级制的结构和制度，基地组织采取的就是这种结构形式。对于恐怖主义分子来说，由于避开了以往的国家赞助，使得他们更容易维持来自无组织的基层的支持，行动更容易付诸实施，在面临沉重的打击下仍有发起反击的能力。
2.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日益跨越国际边界，恐怖分子往往不属于任何国籍，因此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国家的监控和制约，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际旅行的方便，在带来贸易便利的同时，也同时便利了恐怖分子的活动，并增加了对恐怖分子抓捕和惩治的难度。
3.全球化时代资本、劳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恐怖分子能够更容易地得到资金和庇护，恐怖组织可以像一个隐蔽的跨国企业一样地运作与发展，有的甚至拥有只有一个国家才能够动员起来的资源，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行动能力。基地组织就是一个典型。这个组织一直从世界各地吸收极端主义分子。负责为他们提供财源的组织既有合法的企业，也有非法的机构，非法机构通过诸如毒品生产与走私、抢劫银行、绑架勒索、欺诈等各种手段来筹集资金，此外，还有慈善机构。据报道，基地组织的部分资金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跨国网络:在阿富汗，店主和小生意人将钱收集起来，由基地组织成员跨越边界运送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那儿换成美元，再通过非正式的哈瓦拉（Hawala或者Hundi）金融系统[16]转到阿拉伯酋长那里换成金条，然后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可能的干预之前，迅速分流到全世界。用这种方式，基地组织分散和保存了它的一部分财源。[17]
4.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得极端恐怖分子寻求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危险和可能性比过去明显加大了，[18]加之，由于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支持者群体的不确定性，曾经主导恐怖分子行为的道德自我约束正在消失，[19]他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为政治社会的变化、公众舆论及诸如此类的考虑所左右，愈来愈倾向于为了达到自我目的而诉诸死亡和毁灭性的攻击，美国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认为，当今的恐怖主义正处于“技术和激进主义的十字路口”，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
5.全球化时代，另一个突出的发展就是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如因特网、移动电话和即时信息等，大大便利了极端恐怖分子的活动，增强了他们在诸如组织管理、协调行动、招募人员、内部通讯、吸引同情者等等活动方面的效率。在“9·11”以前，基地组织通过雅虎的电子邮件沟通，原计划中的发动攻击的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塔，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策划的。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运用，像1998年攻击美国大使馆和2001年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的同步的致命攻击及其巨大影响是不可能发生的”。[20]因特网已经变成恐怖主义组织秘密或者公开从事活动的一个有力的工具，他们在网上招募人员，接受捐赠，通过网络向广大的受众散布虚假的政治信息。[21]一些恐怖主义组织还直接通过网站，发布死亡威胁，雇佣黑客收集情报，在网络上收集制造生化核等武器的信息。
（三）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与国际体系内部的紧张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当今的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西方强力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现行国际体系内部的紧张，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成为催生极端势力的国际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极力维护自己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霸权，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在中东实行“袒以抑巴”的政策，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奉行双重标准，这些都招致了伊斯兰世界普遍的不满和仇怨，为极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适宜发展的政治气候和条件。伊斯兰极端势力最初发端于中东和北非等地，带有浓厚的反西方和反美色彩，然后才蔓延到南亚、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正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自恃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大国，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全世界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遭遇了强烈的反弹和回应，包括极端恐怖势力的攻击。在中东和非洲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民众的眼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和自由是虚伪的，这些国家一般都存在被西方殖民的历史；美国一方面宣扬所谓的人权与民主，另一方面却对独裁政府提供或明或暗的支持，因为害怕在这些国家出现不稳定或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掌握政权；美国还是以色列的铁杆支持者，而以色列被看作是攫取阿拉伯领土的掠夺者和巴勒斯坦的压迫者。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极端主义被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恐怖主义也被看作是较弱的一方回击强者和既得利益者而选择的方法。对于全世界的穆斯林来说，美国的霸权与西方价值观的及其宗教文化的渗透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在他们看来，伊斯兰三圣城即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都处于西方的攻击之下，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三、对如何回应极端势力的若干思考和结论
本文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和分析极端势力，并不是要为极端势力辩护，而是重在强调，要深刻理解极端主义势力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及其相关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恰当的策略和战略，有效的应对极端主义的威胁。
回应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挑战，需要新的思维。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其核心概念和关注主要是权力、领土、主权、联盟、威慑等政治军事问题；当受到挑战时，反应的方式则常常选择现实主义政治的方式，即采取军事行动、建立联盟、威胁和利诱、或明或暗的干预等。但是与变化的时代相联系，当代极端主义势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压力有关。[22]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及其种种矛盾导致了一些国家、社会和群体出现较普遍的挫折、失落、迷惘与愤懑的情绪，并最终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近数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极端主义及其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回应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对现代化的回应，其中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探讨最为深入，在这方面出现了许多深刻的分析与洞见。但是这些研究与探讨的成果，还没有在根本上触动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安全与战略的思维。
研究极端势力与现代化、全球化的关系，可以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有益的思考，通过本文的论证，可以得出如下几个主要的结论:
1.运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军事手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后果，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的是最有效的手段。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反击恐怖主义，但是目前的进展表明，军事手段并不能根除恐怖主义。根本的问题在于，恐怖主义是不可能被军事力量所打败的，因为军事手段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极端势力赖以产生的政治社会土壤，反而可能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从战略的高度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扔下雨点般的炸弹对于根除恐怖主义并无多大帮助，对华盛顿安全部门重新洗牌以及在机场设置更多的安检器也无法保证在未来将恐怖主义袭击挡在门外，也许恰恰相反，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反恐战争将“加剧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紧张，这种紧张只会助长那些极端的运动……（事实上）该地区的心里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23]与滥用军事手段相反，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思考和重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与心理根源，重点从极端势力蔓延的源头上解决问题。
2.各文明之间应该平等相待，应该重视文明的交流与对话，而不是强调文明的冲突。自从亨廷顿立论之后，文明的冲突成为西方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紧迫的危险就是两大对立的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依据则主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阿拉伯国家广泛传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实，文明冲突论的源头，追根溯源，根子还在于在西方一直颇有市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凭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以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美国与西方国家强力推销自身的价值观、文化和制度，结果导致了与其他文明的激烈碰撞，引发强烈的反弹。对于当今世界美国与西方文化的强势蔓延，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这种外部的侵入和都市消费主义的同化，携带着物质主义倾向、放纵的价值观、道德的崩溃和民族的亲善，其实是一种文化灭绝的药方，因为这一过程可能潜在的庸俗化或者捣毁人类文明的丰富的多样性”。[24]反全球化者也认为，美国的企业利益正给人类社会的生态多样性带来毁灭。一些人把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与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如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卡塔米这样说:“全球化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威胁到文化之间的对话。新的世界秩序和某些大国试图使我们接受的全球化，忽视整个世界，看起来像一种新殖民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威胁到国家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之间的对话”。[25]
对于受到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的社会来说，“全球化，包括西方化，世俗化，民主化，消费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意味着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人们的一种攻击，他们抵制全球化力量所带来的根本变革，或者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的扭曲和分配不均感到愤怒。这种情况在阿拉伯世界反映得最为明显”。[26]亨廷顿也认为:“文化与政治经济相比较，其特性和不同更少变化，更不容易妥协，问题更难解决”。[27]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一些国家、民族和宗教组织以及个人会做出看起来似乎是无理性的与其最大利益背道而驰的选择。
3.对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发展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发达国家有义务对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援助，理解他们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与西方日益拉大的差距和贫富鸿沟。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现代化的进程或者失败受挫或停滞不前，面临着一个多层面的危机，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许多层面，根源错综复杂。在其他一些转型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现代化的进程打断了传统的一致的链条，人们面临着失业、认同危机、抉择困境、社会失序和群体的心理脆弱等种种问题。贫穷、落后、边缘的地位、失去自我的迷惘，催生的是疏离感、挫折感和愤怒，狂热的身份求索使许多人走上歧途，大规模地在现代世界游荡，有时候给这个世界带来毁灭。如海德格尔所说，无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家园”，催动一个决然的有时是暴力地寻找，为了一个英雄的事业，求得一个紧密联结的群体的热烈的拥抱。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横行，其实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暴露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因此，全世界都应该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问题，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不公正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尤其应该关注和帮助那些落后的、被全球化进程甩在后面的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共同发展，没有公平与公正，世界就没有和平，更多的索马里和阿富汗的存在决不是世界的福音。
4.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各国应该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仍然应该得到尊重。美国等西方国家应该摒弃动辄进行经济政治干预或者制裁的做法，任何的霸权主义和随意的干预主义，都不利于世界的和平。改革和发展是一国内部的事务，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由相关国家自己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决定，外界的干预无法代替其决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样，解决当代伊斯兰与现代性的深刻的对立也只能由穆斯林社会自己来解决。霸权主义的干预，只会为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提供新的发酵的土壤和攻击的弹药。
从一个更宽泛的视野观察，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是国际权力历史性转换的副产品，这里所讲的权力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各种形式，这些权力构成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力量的核心，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主体。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构架和国际秩序是为维护西方的利益服务的，这必然与一些非西方的国家和社会产生矛盾。对于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那些倍感沮丧的人们来说，服膺激进的宗教和极端组织是一种选择，是诉说他们的不满与愤怒的一种抗争方式，极端势力威胁的核心是那些深感挫折的人群和日益倾向于猛烈回击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的国际运动。[28]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当今的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把矛头主要指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因此，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9]也应该成从根本上消除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5.全球化与极端势力极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构成21世界安全的主要特征之一。全球化的进程在加深世界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同时，也便利了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和扩散，使得其对世界的威胁大大增强，极端主义势力由原来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一个安全问题演变为一种国际性的安全威胁。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反全球化也主要与反美国联系在一起，因为美国是全球化力量的主要驱动者。[30]然而，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证明，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免于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威胁。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反恐斗争，还是反对其他极端势力的斗争，都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应对极端主义的威胁和挑战。
（原载许利平主编:《亚洲极端势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Alexei Arkadyevich Krylov，“Extremism and its Social Roots in Russia”，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enhancing security of States in a MultipolarWorld:focus on extremism，September 2000，pp.18-22.
[2]Scott Gibbs，“Islam and Islamic Extremism:an Existential Analysis，”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Vol.45，No.2，Spring 2005.
[3]Esposito，J.L.，Islam:The straight pa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86.
[4]Scott Gibbs，“Islam and Islamic Extremism:an Existential Analysis，”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Vol.45，No.2，Spring 2005.
[5]Alan Richards，“Explaining the Appeal of Islamic Radicals，”Global Policy Brief，No.1 January 2003.
[6]Brian Burgoon，“Social Welfare Politics and Political-economic Roots of Terrorism，”ASSR Working Paper，04/07，September 2004.
[7]Alan Richards，“Explaining the Appeal of Islamic Radicals，”Global Policy Brief，No.1 January 2003.
[8]James D.Wolfensohn，“Making theWorld a Better and Safer Place:The Time for Action is Now，”Politics，22（May 2002），118-23；Jan Nederveen Pieterse，“Global Inequality: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Third World Quarterly，23（December 2002），1023-46.
[9]④John L. Esposito，“Religion and Global Affairs:Political Challenges，”SAIS Review 18.2 （1998），pp.19-24.
[10]Andrew Tan，“Armed Muslim Separatist Rebellion in Southeast Asia:Persistence，Prospects，and Implications，”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No.23，2000，p.272.
[11]Scott Gibbs，“Islam and Islamic Extremism:an Existential Analysis，”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Vol.45，No.2，Spring 2005.
[12]Munira A. Fakhro，“Globalization and Equity in the Arab World，”paper for the GDN Fourth Annual Glob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Cairo，Egypt，January 19-21，2003.
[13]Jeffrey S.Victor，“Forecasting the Future of Religion:The Next 50 Years，”The Humanist，May/ June 1996.
[14]CharlesW.Kegley，Jr.，and Gregory A.Raymond，Exorcising the Ghost ofWestphalia:Building World Order in the New Millennium（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2）.
[15]Matthew J.Morgan，“The Origins of the New Terrorism，”Parameters（Spring 2004），pp.29-43.
[16]哈瓦拉（Hawala或者Hundi）是一种非正式的外汇系统，它不属于国家正规渠道，但是可以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汇款和兑换等业务，国际上称之为哈瓦拉汇款体系（在阿拉伯语中，“哈瓦拉”的意思是汇款）。这种资金交易方式在印度、巴基斯坦、中东地区很流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登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经常靠哈瓦拉来运作资金，以逃避有关国家政府的监管。
[17]“Cash Moves a Sign Al-Qaeda is Regrouping，”Straits Times，March18，2002.
[18]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WMD在当今世界仍然不是恐怖分子的一个主要选择，他们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多数的恐怖分子将会在行动中避免使用WMD，宁愿使用枪和炸弹，但是多数学者较一致的看法是，极端恐怖分子使用核、生化等武器的可能性和危险已经大大增加了。“9·11”事件证明了恐怖分子计划和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攻击的意愿和能力。WMD攻击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恐慌和不确定性，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极端恐怖分子只要感到WMD对达到他们的目的有利，并不惮于使用这样的武器。奥姆真理教的行动，还有美国恐怖分子计划在城市供水设施中下毒等都提供了WMD威胁的证据。
[19]Matthew J.Morgan，“The Origins of the New Terrorism”，Parameters（Spring 2004），pp.29-43.
[20]Audrey Kurth Cronin，“Behind the Curve: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3（Winter 2002/03），pp.30-58.
[21]Dorothy Denning，“Cyber warriors:Activists and Terrorists Turn to Cyberspace，”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23，No.2（Summer 2001），pp.70-75.
[22]Michael J. Mazarr，“The Psychological Sources of Islamic Terrorism，”Policy Review Online，http://policyreview.org/jun04/mazarr.htm l
[23]Nathan Tierney，“Relig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War，”paper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n，Payap University，Chiang Mai，Thailand，July 2003.
[24]Robert J. Lieber and Ruth E. Weisberg，“Globalization，Culture，and Identities in Cri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Vol.16，No.2，Winter 2002.
[25]Munira A. Fakhro，“Globalization and Equity in the Arab World，”Paper for the GDN Fourth Annual Glob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Cairo，Egypt，January 19-21，2003.
[26]Audrey Kurth Cronin，“Behind the Curve: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3（Winter 2002/03），pp.30-58.
[27]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Vol.72，No.3.
[28]Audrey Kurth Cronin，“Behind the Curve: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3（Winter 2002/03），pp.30-58.
[29]关于全球化与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请参见贾都强:《全球化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当代亚太》2002年第1期。
[30]Audrey Kurth Cronin，“Behind the Curve: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3（Winter 2002/03），pp.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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