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极端立场

批判极端立场

在新理论的建构上，哈克采取融合极端的折中策略。无论是基础融贯论、坦诚实在论，还是批判常识主义无不是如此。哈克认为，认识论可以划分为基础论和融贯论两大阵营，基础融贯论试图融合基础论与整体论的合理成分，以重构认识论。基础论坚持知识必须立足于真实世界，信念必须得到主体经验直接或间接的辩护（经验验证信念的辩护即为间接辩护）；整体（融贯）论坚持真理是主体信念之间的关系，单个信念必须与整个信念系统相一致。在哈克看来，基础论、融贯论都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因而使得对认识论激进批评（比如罗蒂）占据了上风，正确的立场是：知识既是“基础”的，也是“融贯”的，经验证据、既有理论都可以为新理论辩护。

在实在问题上，哈克既反对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也反对激进的反实在论；既反对实在问题的独断论，也反对否定实在的相对主义。她的坦诚实在论试图融合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是在对立两极之间的“居间历程的一种早期表述”^[25]。首先，哈克坚持唯一的、独立于人的实在世界的存在，反对多元实在世界论。其次，实在世界是异质的，除了自然世界是实在的，许多人造物、社会建制、理论、描述以及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小说家等的想象构造物都是实在。再次，科学理论是实在的，但只有它解释成功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最后，我们对世界的描述是否真实，既取决于它与世界的关系，也取决于它与既存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世界的真实描述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形式，真实理论既和世界相符，又要和其他理论相容。

批判常识主义试图整合正统科学哲学和另类科学哲学的观点，即哈克所称的传统尊崇主义和新犬儒主义。哈克对批判常识主义基本立场的阐明，采取的就是和两个极端相比较的叙述策略，一方面批判极端观点，一方面吸收合理成分。她指出：“如传统尊崇主义一样，批判常识主义承认有较好和较差证据的客观标准，也有较好和较差实施的探究活动的客观标准；但是批判常识主义提出一个关于这些标准是什么的更有弹性和更少形式化的理解。像新犬儒主义一样，批判常识主义承认观察和理论的交互依赖，承认科学词汇的不断转移和意义变化，也承认科学在深层次上是社会性事业，但是批判常识主义不是把这些看做是理解科学如何取得显著成功的障碍，而是将其视为这种理解的一部分。”^[26]

哈克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它太过形式化。她否认纯粹“科学的逻辑”的存在，反对保证趋向真理的所谓“科学方法”，主张科学中理论辩护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严格逻辑的。在《证据与探究》中，哈克还细致地批评蒯因的认识论自然主义努力，强调认识问题形上研究的价值。

相比而言，哈克对反科学思潮的批评更为着力。她指出，新犬儒主义指出了科学的社会性，但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科学的社会性否定了科学的真理性；而传统尊崇主义也认为它阻碍了科学发展，极力想排除社会因素。相反，哈克认为科学的社会性对科学发展是有力的，是科学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哈克认为，SSK受到政治成见的影响，对主流科学哲学和科学本身持敌对态度，不能全面地理解科学而是一味地批判科学。所以，哈克主张“一种明智的科学社会学”，即中肯地看待科学、与认识论合作的、参与到理解科学事业中的社会学研究。哈克反对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论，借皮尔士批评罗蒂，说罗蒂哲学“感染上了死亡的种子”^[27]。她指出，罗蒂用协同性代替客观性，从对话代替探究，是错误的，是“原创性的庸俗实用主义”^[28]。哈克批评激进的科学修辞学，反对将科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等同。她认为，激进的科学修辞学混淆了探究和论述之间的差别，合理的科学修辞学必须承认宣传不是探究，更不是科学。哈克还批评了科学终结论，对各种终结论进行详细的分析，强调科学在仪器、术语方面而不是真理方面的积累性，坚持科学持续发展的观点。哈克批评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论，认为它们并不是科学探究，而是一种政治辩护术，因此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它们实际将严重阻碍科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