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走向极端，批判与歌颂的极端形式

歌颂走向极端

与上述言论相映成趣、与其极端程度相等的乐观言论，是传媒研究的另一大障碍。文化民粹主义者不把媒介中的传播看做威胁，而是鼓吹它所谓的众人参与、其乐融融的优点：传媒让人走近彼此，为人们提供共同的“迷思”，仿佛一场新式魔术，重新串起社群间的联络（同时假设这些联络会反复断裂，这一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预设相同）。此类言论坚持文化应由民众共享，主张捍卫民俗。它们虽属少数派，但是一直有市场，其间一度被技术至上主义的理论抢去了风头。后者为新传播手段的力量欢欣鼓舞，视之为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社群主义和技术至上观念的交界处，麦克卢汉分析了视听传媒及其影响（他预言了“地球村”和部落化趋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预言都以他为参照。控制论的发明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更是期待人类凭借“电子大脑”实现无可挑剔的信息传播，从而剔除谬误和野蛮，这样的梦想一度也很普遍。

应许一个以互动为基础的透明的未来，相信更优良的技术（民意调查、影像、计算机）将庇护众生免受误解之苦，这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焦虑的补充，其源头也在启蒙精神：社会信息化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被看做是知识革命、个体自主的同义词，因此也就是回到了更负责、更开放的契约社会（但是并不大众化）。这类应许的核心是相信技术进步、意识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存在一个简单的关系，它可以与技术至上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社会社群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兼容。一个多世纪以前，电报和电话刚一问世，传播预言就宣告乌托邦即将来临。20世纪末，互联网和以新技术为主的新经济蓬勃发展，这类预言更是层出不穷——从传播专业人士、记者到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从民意测验机构到预言家，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占据传媒领域的中心位置，或梦想提出一套社会工程学，他们抛出了各式各样的言论……关于传播的语言将计算机和现代性混为一谈，政治领域和政府机构也受到这种狂热思想的影响，甚至全社会都在欢庆，仿佛信息实时传播、观点交流畅通无阻的美好新世界诞生了。神秘主义又为这一美景“锦上添花”：被技术世界的磁力吸引，因凝视甚至沉溺于网络或虚拟世界而产生的陶然，仿佛那里比真实的物质和人类更有意思。

批判与歌颂的极端形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