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现代主义的操作模式

2.2.2.1　极端现代主义的定义

极端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依赖和信任。它表现在对科技知识的发展、生产的进步、社会秩序的规划，以及在此前提下对不断增长的控制自然能力的极度自信。可以说极端现代主义是将国家将科技的发展进步应用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的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极端现代主义者的野心体现在要按照人类的目的去改造自然，他们试图运用科学知识的权威和无所不能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家庭结构、居住模式、道德观念和思维生活方式等人类的习惯和实践，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科学的再次设计，这意味着其与历史和传统的决裂。他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技来任意地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一策略之所以能顺利地执行，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操纵以及缺乏抵制这些政策的能力和勇气的软弱顺从的市民。

2.2.2.2 极端现代主义运作模式的本质

首先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简单化、清晰化的模式便于自上而下地控制。其次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对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自然和社会控制力的超强依赖，他们相信利用科技能够掌控自然，可以设计社会的秩序。极端主义者期望运用国家的权力来改变大众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等。再次是独裁主义的国家：使极端现代主义设计转变成为现实。最后是软弱的公民社会：社会的简单化和清晰化为开展社会工程提供了可行性，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的愿望，独裁主义的国家为此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为这些政策的操作提供了其实现的基础。

2.2.2.3　场所缺失的原因

尤根·赞弥廷在《我们》中对城市有这样一段描述：“在早晨的码头上，就像一生中第一次一样，我再一次看到，笔直的街道、人行道上闪亮的玻璃、透明住所中神圣的平行六面体、一排排灰蓝色的代码成一个个方阵。这使我觉得，不是过去的人，而是我自己战胜了过去的上帝和过去的生活。”^[13]经过简化的设计或规划忽视了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14]。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策略致使那些非正式的过程被压制，然而正是这些非正式的过程和不可预见的、随机发生的活动，对设计有活力的城市场所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导致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模式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设计者忽视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极端现代主义者认为凭借对历史进步规律和科学真理的掌握，就能预测和掌控未来。然而他们不知道，即使他们掌握的历史规律以及对各种变量的计算是对的，可也会因计划的范围和综合复杂性而存在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史蒂芬·玛格林指出：“如果对未来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将要不断面对意外和惊奇，那么任何计划、任何药方都无法应付未来不断显现出的不确定性。”^[15]阿尔伯特·赫希曼呼吁“对生命有更多一点敬畏，对未来少一点约束，给不可预期的事物留更多一点余地，少一点一厢情愿的想法”^[16]，从而可以看出其对人类行动多样性的重视，以及要对未来不可预知的问题和困难留有余地。

其二，极端现代主义的霸权政策还体现在将城市的主体标准化。主体被简化成抽象的、统一的、一般的主体。标准化的公民具有统一的甚至是可以互换的身份，极端现代主义者为了设计的易操作性，将主体所需的一切都数字化、模式化，例如多少面积的住宅、多少面积的绿化率、多少单位的交通、多少面积的活动空间，等等，这些主体变成了没有性别、历史、价值观、思维、不同需求的无关通用性的标准化的公民，他们不再拥有特定的传统、习俗、地域分别，单一的标准化的量度使其在执行设计中的操作性更强。

其三，极端现代主义者视觉的清晰源于彻底的单一。在简单化的假设下，在其监督和掌控下的所有行动和过程都只有单一的事件在运行，或者说他们过滤掉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把目光投向所关注的局部领域。比如在规划一个邻里社区中，在规划者的图纸中，是由街道、住宅、配套设施组成的图示，他们关注的只是建筑形态的构图、交通流线的组织以及住宅容积率的大小、绿化率的多少。与此同时，他们自然地屏蔽了复杂的、非正式市民的多样性活动：散步、交流、锻炼、游戏、抄近路、见朋友等随机的活动。显然，设计师们未规划在内的事件是组成多样性社区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其同样具有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说，规划做得越宏大、越简单，留给公民自主支配的机会越少，那么在遇到其范围之外的干扰时，也越脆弱和缺少弹性。因此，对市民居住生活的极端现代主义设计导致被动使用者沮丧、乏味、压抑、无法认同环境，最终让人麻痹。

在国家强制权力的保证下，那些被认为是模糊的、复杂的、多变的、异质的、不正式的状态转变成了清晰的、单一的、同质的、正式的、易于国家操纵和控制的稳定状态。例如：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制度的建立，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价值观的干预，城市规划建筑的模式化、简单化，农业的机械化、集体化生产，等等。这些国家操纵下的计划的实施都是为了让社会更清晰、更简单，更有利于对人民的管理和统治。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列举了一些大型的国家操纵的工程项目，例如德国的林业科学化运动，巴西利亚、昌迪加尔等极端现代主义城市的规划，苏维埃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科学农业的清晰简单化等实例。

然而，这些工程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失败的，这是因为项目的策划、实施没有认识到农村地方性的知识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没有尊重农民的世代传承的生存逻辑，同时也忽略了农民的生存智慧。然而这些对于统治者来说，过去已存在了的东西是落后和无序的，一味地迎合旧有的传统和习惯，就没有办法去实现政权操纵者心中理想的全新的现代社会。在这些工程的背后，隐含着的是权力支配下的极端现代主义的操作方法，为了便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社会的清晰化和简单化是实施这个目的的隐蔽手段，而极端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冲动的欲望。项目背后的设计者把自己放在一个类似于神的位置上，似乎只有他才能够拯救城市，然而他们的行动并非攫取权力和财富，而是真诚地希望改造人类的生活生产条件。这些统治者单方面地认为自己在深谋远虑地为大众着想，却忽视了被动接受者的真正需求。然而正是这样极端现代主义的操作模式，导致了城市空间的恶性变化，最终致使城市场所认同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