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的选题原则与操作模式

一、深度报道的选题原则与操作模式

选题是根据对新闻的价值判断选取报道的题材。对于深度报道而言，选题是相当重要的。价值判断准确而切入点独特的题材选择，将使深度报道的巨大力量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某种程度上说，好的题材决定深度报道节目成功的一半。

1.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选题的一般原则

深度报道的特性，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深层次的新闻挖掘。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记录或叙述，还必须探究这一事件的原因、结果甚至未来的趋向。这是深度报道必须进行选题的基本前提。除此以外，选题还以最佳效果为出发点，在大千世界中寻求符合自身价值定位的特质。如《焦点访谈》的选题有三大原则，即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与党和国家当下的重大政策和决定协调一致，配合宣传，以唤起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深度报道价值除了一般新闻价值要素如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时宜性、趣味性外，还因为深度报道较之平面报道，更多地担负着如新闻舆论监督等重要职责，这就决定了深度报道价值与普通新闻价值相比较有其特殊性。做深度报道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挖掘选题：一是上级的普遍性要求；二是具有普遍性的能解决的问题；三是百姓角度的有普遍性、代表性、突出性的问题；四是民间或者媒体关注程度较高，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五是需要避免的个别性重大问题。

（1）上级的普遍要求。

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喉舌性是广播电视新闻的根本属性。深度报道选题强调喉舌性的目的是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选题中要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特定时期的宣传重点和舆论导向，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提法和态度。上级领导普遍要求报道的事件一般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按照上级的要求来操作深度报道，往往能切中社会大众最关注的核心题材。

（2）具有普遍性的能解决的问题。

深度报道需要抓问题，但问题报道不等于深度报道，问题报道需要遵守有关原则和纪律。有关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选题很多，但并非都可以拿来搞深度报道，也不是都有能力做出深度来。《新闻调查》栏目认为能够投入力量实实在在开展的问题性选题有这么几类：一是上级有明确要求，而有关单位和部门没有去做的；二是对上级的要求做了，但是做得不好，“经”念歪了，路走偏了；三是明显的违法违纪现象。在选题时要考量问题是否普遍存在，在此基础上再考量所提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深度报道应该指向能够被解决的问题，太过普遍但报道后不能被解决的问题一般不宜作为深度报道的选题。

（3）百姓角度的有普遍性、代表性、突出性的问题。

新闻报道只要立足百姓，就可以发现具有较大新闻价值的新闻线索和材料，同时，时刻注意配合党和政府特定时期的工作重点，尽量避免主观色彩很强的硬性宣传以及经验材料式的介绍，努力寻找普通百姓的审视角度或思维方式。只要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次报道上，独辟蹊径，努力寻找百姓视角，发现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突出性的问题，找到重大问题的平民化的新闻题材与切入点，深度报道就会做到既真实可信，又具有很强的可视／听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4）民间或者媒体关注程度较高，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

对民间或者媒体关注程度较高，属于舆论焦点、热点事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深层报道是对重要事件的全面展示，通过剖析事件的生成背景、涉及影响和发展趋势，深刻反映客观环境的最新变动状态。注意把新闻事件或现象放到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分析其在更大范围的影响与意义，从而选定题目。一名好的广播电视记者，特别是资深记者，应该善于运用理性思维，从事物的发展中发现和提出关乎时代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以报道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5）需要避免的个别性重大问题。

选择的问题发生在某个点上，不具有普遍性，但后果严重，危害极大，值得我们透视原因，剖析影响，以防微杜渐。这样的问题能通过深度报道呈现放大效应，从而使社会对其集中关注，最后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2.深度报道的选题操作

选题策划不仅仅是看到或找到别人没有看到或找到的事物，而且要通过逐级深入研究，完成对具有最高传播价值的新闻的挖掘。在这一过程中，新闻策划贯穿始终，其执行人既是记者、编辑，还是新闻业务部门的管理者。从这个高度认识选题策划，就从单纯的题材发现提高到体制性新闻运作的高度进行认识，并由此总结出一种结构性思维模式^[10]。

在业界有个具体的选题“公式”是：发现新闻＝重要时段＋题材范围＋角度选择。对于这样一个公式，与其说它是一个“发现”，不如说是记者在试图寻找一种更适应媒体变化的方法，目的是更深入地思考深度报道的“视点”的发现和定位问题。这里的“发现”，实际上是题材策划，虽然是说的一般的报道，对深度报道也是适用的。不妨透视一下这个“公式”。

（1）重要时段。

可分为大时段（即促成深度报道事件发生的各种因素）和小时段（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根据不同性质的分类，大时段可以分为季节性时段（因特定季节衍生新闻的时段，如高考等）、政策性时段（国家或本地新出台政策引发新闻的时段等）、事件性时段（重大事件引发相关报道的时段）、灾难性时段（天灾人祸引出的新闻时段）、链接时段（外地、外国新闻与本地具有联动性质的新闻时段）、活动性时段（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式新闻时段）、热线时段（新闻热线等引出的新闻时段）、显著性人物时段（知名人物动态或平常人物反常举动引发的新闻时段）。小时段是指新闻发生的具体阶段，相当于一个大系列报道中的一个个部分或系列报道中的一个个小高潮，如某一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的各个时期，包括发生时期、审讯时期、审理时期、审判时期、执行时期等。须注意的是，对于公式中的“重要时段”，应很好地结合大小时段所表现的不同内容进行整合，如果分离开来，“发现新闻”就不具有策划功能，深度报道的效应也就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对于记者报道来说，“重要时段”的概念，其意义为：1）在时间上对新闻“视点”的发现给予提醒；2）对报道的切入时间予以认定；3）缩小搜索最高价值新闻的范围。

（2）题材范围。

题材范围是指构成深度报道的诸多材料，包括具体的事件、人物、问题或现象等。这里的“题材范围”，还特指记者分跑的“口岸”范围或采访某一专题所涉及的领域。

记者在日常报道中，通常会形成较为固定的分跑“口岸”。他们应该对自己所分工的范围有一个全面了解，根据这种了解的深度与广度逐步建立并完善“题材范围档案”。在具体的实施题材策划时，一般采取“点线法”逐层分列出具体的领域。如对交通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就包括：大范围的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索道、地铁等→小范围的长途客车、公交汽车、出租汽车、高速公路等→点上的各客车站、长途汽车客运公司、运管局客运处等。记者脑子里越是储备较多的采访“线”、“点”，越可能挖掘出多方面的信息内容。

（3）角度选择。

角度选择，这里主要指大的角度的选择，也就是宏观上的报道思想。它依赖于记者的时事观察、知识储备，以及记者对某一领域的独特的研究或见解。简言之，角度选择直接地表现为深度报道从哪一个“点”去做。

总体上说，这里的角度选择大体可以分三类：实用性角度、社会性角度和预见性角度^[11]。如交通采访，可以从与受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价格、品种、质量、服务等竞争的角度做（实用性角度），也可以从企业与生活相关的经营模式的社会性、经济性思考角度报道（社会性角度），或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交通为参照，着眼于未来交通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预见性角度）等。角度选择是个深层次问题，它受到媒介定位、记者认识、读者关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这个公式，还需要综合起来理解。应该说，重要时段、题材范围、角度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有什么样的题材，就会有什么样的角度，这是事实决定方向的问题，同时也说明对时段、题材的选择是否正确、深入，都会直接影响角度切入的准确乃至传播价值。反之，对方向（角度）、大小的切入是否恰到好处，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对时段、题材的选择与开拓。总之，越是准确切入，就越会缩短发现新闻的路径，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到新的题材甚至是被湮没的题材。”^[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