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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的难点

时间:2022-04-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深度报道的难点深度报道记者在新闻活动中所面临的社会背景比较复杂,这也是从事深度报道的难点所在。正式规则与潜规则一起,构成社会运行的模式。面对这种潜规则下的深度报道,记者除了要洁身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外,更重要的是要洞悉埋藏在显规则下当事人操作潜规则的真实意图,从而揭露出新闻事件的本质。

一、深度报道的难点

深度报道记者在新闻活动中所面临的社会背景比较复杂,这也是从事深度报道的难点所在。

1.采访活动中的社会阻力

人类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合,从根本上说,任何社会的运行规则都是复杂多样的,大体上说,都具有一定的“双规则”色彩,即在显性的规则之外,还有一套“潜规则”体系。深度报道之“深”,也在于不仅揭示“显规则”下的社会,还要揭示“潜规则”下的社会。由于历史的影响,社会的“潜规则”与“显规则”往往并存,呈现出较突出的“双规则”特征,这就要求记者认真全面地研究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对“潜规则”的存在予以适当的注意。

按对潜规则深有研究的吴思先生的说法:潜规则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这种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正式规则与潜规则一起,构成社会运行的模式。“潜规则”上不了台面,进不了文件,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获得广泛认可。有人形容它:无形无踪,却又无所不在;无名无分,却又无可摇撼;逆情背理,却又通行无阻。“潜规则”无孔不入,商界、文坛、民间均有。

新闻采编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不可避免会遭遇社会运行中的“双规则”,舆论监督类报道尤其如此。只有记者深刻地了解到各个领域存在的“双规则”特别是“潜规则”,才能在报道中全面了解事实真相,不为表象所迷惑,也才能全面理解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至于解释出现偏差,甚至做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解释,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进行合理的预测,真正实现深度报道的“深”。例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做太湖污染治理难的深度报道时,太湖流域三省一市的不少地方政府都向记者表达太湖污染治理难的原因是因为地方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管理职能没有跟上,少数地方政府表明是财政方面有一定困难。记者针对太湖流域无论是人力、财力、物力还是科技实力都能治理好水污染,而污染却还在加剧的情况,经过深入细致调查,深入政府内部,最后发现太湖水污染治理难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各地地方政府之间在为谁该管什么,谁不能管什么而明争暗斗,兴趣在管辖权,而不是在如何管,相互之间在费力耗时地扯皮[19]

此外,记者的采访行为本身也会受到“潜规则”的影响,对此一定要明辨是非,原则坚定,不能犯错误。例如在河南某乡镇发生矿难之后,为隐瞒当地发生矿难的消息,地方政府从农村信用社贷款,先后向赶来采访的记者发放“封口费”总计30余万元。这种费用支出的真实用途当然不能公开,当地官员称,这是为了维护地方政府形象与社会稳定。其真正想掩盖的内容则是“因为市里有位领导对口管理这家煤矿”。据负责“封口”的当地官员介绍,“封口费”的发放有具体的级别标准:1)凡是自称来自中央级大媒体的每人500—1 000元;2)凡是自称来自省内各大媒体的标准是每人200—500元;3)其他市级媒体每人200元;4)跨行业、跨地区媒体每人100元。

党和国家重视矿难、接连严厉处理有关事故责任人的政治气氛,使个别官员对矿难消息格外敏感,并产生了控制消息源的强烈冲动。比起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规模,“封口费”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可以由贷款支付,最终公共财政为个别官员的政治生命买了单。面对这种潜规则下的深度报道,记者除了要洁身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外,更重要的是要洞悉埋藏在显规则下当事人操作潜规则的真实意图,从而揭露出新闻事件的本质。

2.采访编播中的外在阻碍

深度报道很多涉及的都是问题报道,在问题报道中,一方的成绩是以另一方的问题为代价的。特别在处理一些揭露性报道时,既得利益一方会拼命阻止对他所产生问题的揭露,处理不当还会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深度报道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常常遭遇以下四种阻碍情况。

(1)人身伤害。

这是最野蛮地阻止新闻采访的方式。记者被打受伤害的例子已经是屡见不鲜。

(2)地方保护主义

一些地方政府和所属部门,为了保护地方局部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与宣传纪律,利用行政权力干涉、阻挠正常的新闻采访。滥发“土记者证”限制外来采访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表现,某些地方置国家法规于不顾,擅自发放自制的记者证,没有地方所发的记者证,即使一个记者持有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制发的“记者证”,有关单位也一律不接受采访。

(3)恶意诉讼。

恶意诉讼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报复”记者的手段。在很多“新闻官司”中,一些被曝光的单位和个人以记者(或媒体)侵害其名誉权、隐私权为由,将媒体和记者告上了法庭,名誉权、隐私权成了一些受访者拒绝采访、逃避舆论监督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对媒体和记者“反咬一口”(恶意诉讼)的锐利武器。

(4)打招呼。

一篇批评报道采访完之后,记者最担心的不是写作,不是主题,而是能否顺利播出。往往在播出之前,被批评的对象会动员所有的社会关系包括媒体上级领导,向媒体打“关系电话”,向媒体有关人员进行游说、贿赂甚至施压,直至将报道扼杀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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