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视线转向公众的接受

第一节　文学接受理论：把视线转向公众的接受

当我们谈论“舆论导向”时，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把传播者置于主导的一方。如果考察一下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一个被人们忽略的事实：人类80%的语言行为都属于信息接受性质，即由人听或阅读；只有20%的语言行为具有发出的性质，即对别人说或写。由于这个原因，人类对别人口述和笔述的理解能力，即信息接受能力要远远大于发出信息的能力，即使对于专门从事信息发出工作的人来说，听和阅读也是大大多于说和写（纳乌曼，1989：65）。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公众接受不同形态信息的特征，把重心移到公众如何接受的方面，对于媒介引导舆论来说，显得格外重要。

另一个研究结果也颇令人注目，这就是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进行的“媒介与观念现代化全国调查”（N＝1-447）。数据分析显示，单纯的媒介接触频率并不能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其中起作用的是所选择的媒介内容和对具体内容的偏好。就具体的传播内容而言，人们对新闻的偏好虽然能够对观念现代化起塑造作用，但强度不如传统娱乐节目大，而后者对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影响却是负数（孙五三，1994）。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由于它所具有的特殊的情感力量，对现有舆论的影响力大于直接的信息传播和劝服性传播。我们强调正确的舆论导向，目的之一是使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在这个意义上，需要较多地关照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形成积极舆论、转变消极舆论的作用。

文学艺术对舆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又是深刻而长远的；对于情绪型舆论的影响，它也显示出特别的效力。不少文艺理论家都注意到这一点，例如美国的韦勒克（Wellek，R）、波兰的英伽登（Ingarden，R），在不同年代说出了差不多相同的话：人在现实中是受压抑的，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让人松懈或摆脱压抑的情感，通过观赏或阅读将情感集中于作品上，留下“心灵的平静”，或“感受到一种宁静”，领悟隐蔽在作品深处的形而上学品质，让文学之光穿透心胸而幡然醒悟（韦勒克，1984：28；胡经之，1988：228）。

但是，当人们谈到这一点时，通常指的是作者和作品的作用，谈的最多的是作家的责任、作品的创作和“社会效果”，至于接受者公众，似乎只需引导他们“正确”地理解作品就可以了。其实，作品产生的效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接受者在阅读中自己创造的。在这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德国起源的文学（或美学）接受理论（die Rezeptionsasthetik），在以往的阅读现象学、阐释学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对此有不少商榷性意见，但它提出的基本问题大大改变了国际文艺理论的面貌，不论哪个学术派别，都不能不考虑接受者的作用。近一二十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关于接受理论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专门的大型会议也举行过多次。了解接受理论的一些观点，有助于深刻理解文艺接受过程中接受者的特征，对于媒介如何引导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

这是文学接受理论的理论前提之一。1967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学者尧斯（Jauss，H）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简要而全面地阐述了文学接受理论的七个基本观点，从而标志着这一学派的诞生。一般人认为，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就是审美对象，审美对象亦是文艺作品。接受理论首先区分了两者，指出：作品只是作家创作的文艺制品，即第一文本；而被读者印入脑中，经过领悟、解释、融化后再生的艺术情感和形象，才是真正的审美对象，即第二文本。没有与读者发生联系的第一文本，可以承认它是作品，但是也得承认它没有对读者产生影响，没有实现自己，也就失去了影响舆论的意义。与读者发生联系的作品已经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读者对象化了的作品，读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象与作品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新的“作品”（张廷琛，1989：序33；胡经之，1988：275-276）。

这种观点与一般的信息社会效果论的不同点，在于效果论中的传播者和作品是独立的、主动的，而接受者是被动的；而接受理论认为，不应局限于读者群如何受作品影响，许多审美效果是读者自己创造的，这种效果一定程度上要由读者自己负责。例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把自己的知识、情感因素加进去，就将小说对象化为“《易》”的《红楼梦》；其他情况下，还会出现“阶级斗争”的《红楼梦》、“淫”的《红楼梦》、“缠绵”的《红楼梦》等，不一而足。因此，一位文学接受理论的阐述者格林（Grimm，G）开列了以下一个公式，简单地表达了这一学派的理论前提：

S＝A＋R

S指文本的意义结构，A指作者赋予的意义，R指接受者所领会、赋予的意义。其中A是恒量；R是变量，随读者的不同水平而变化，在S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经过他的演算，最后竟得出了“S≈R”的有些偏颇的结论（格林，1985）。

区分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目的是强调文艺作品与一般的讯息作品影响舆论的差别，强调读者与本文的交流。作为接受理论先驱的阐释学认为，文学不仅是信息资料，也不仅是供人欣赏的花瓶，而是一种自古以来的精神形态，人的生命之流的表现，人生体验的产物，因而它本质上是交流的，能够沟通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胡经之，1988：244）。接受理论重点研究第二文本，对此作出了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另一位接受理论的著名学者伊泽尔（Iser，W）指出，文艺本文与一般的讯息本文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它具有“交流能力”，可以使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体验到，而不是认识到某种当前世界不存在的，或者读者尚未意识到的东西，而一般的信息本文是以材料的形式存在的人类的认识成果，不具有文艺本文的交流功能。他写道：“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验不复存在的事物，能够理解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事物；现在需要研究的正是这个令人惊奇的阅读过程。”（伊泽尔，1988：17、25）

从信息通道的角度看文艺本文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有些不同一般。一般的讯息本文到达接受者，尽管会有不同程度的“噪音”干扰，但传播通道是单一线性的，所以有著名的“拉斯韦尔线性传播模式”。而文艺本文是通过两条通道传播的：直接的文字（或声像）传播、无形的情感传播。文字（或声像）方面引导读者的反应，限定了读者主观想象的领域，而情感方面则要由读者根据本文的预先构造来实现。就此伊泽尔说：“信息在文学作品中是通过两条信道传播的，读者通过构造它来‘接受’它。在这里不存在共同的编码——顶多人们只能说共同的编码会在阅读过程的进行中产生。”（同上，28）

在这里，接受理论所专注的文学作品对读者（也就是舆论的主体公众）的影响方式，或者说读者接受作品的方式，是与一般讯息的“传播—接受”或“刺激—反应”模式很不相同的。如果希望媒介上的文学作品正确地影响舆论，必须要研究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时的特殊的交流方式。

本文的召唤结构

“召唤结构”（die Appellstruktur）原是英伽登阐释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接受理论学派用它来说明作品的虚构与陌生化、作品中的不确定性、空白、一定程度上对读者已有观念的否定等结构，所构成的呼唤读者去完成未尽之意、或完全进入情境的态势。由于文艺作品的内在结构与一般讯息作品结构的这些差异，给予了读者相当大的参与“创作”的余地，所以文艺作品的传播效果需要由本文的召唤结构与读者阅读时的响应结合，才能产生。召唤结构既激发了读者的再创造性，同时又限定了读者的想象不能逾越本文的潜在含义。就此伊泽尔写道：“效果和响应既不是本文的特性，也不是读者的特性；本文所提供的是一种潜在的效果，在阅读过程中才得到实现。”（同上，1）召唤结构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根本原则是造成本文与读者间的不对称，从而形成交流。

文艺本文的结构与信息论和感知理论的参照系也不同，它是虚构的，而后者是真实的。读者与本文的交流过程恰恰同接受真实的信息相反，不是确认信息和搜集材料的过程，而是根据已有的正在阅读的本文，扩展与创造新的属于自己的本文。虚构的文学本文与读者之间有一道鸿沟，即读者的不可体验，恰恰是这道鸿沟成为交流的基本诱因。文艺本文的特点是形象化，所以伊泽尔指出：“作为一种交流结构，虚构既不和它所参照的现实一致，也不和它可能存在的读者的倾向相同，因为它不仅把人们关于现实的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形象化了，而且也把它所预期的读者规范和读者价值形象化了。正是因为它不同于世界，也不同于读者，它才能进行交流。”（同上，247）

使人们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是本文引导读者进行自我创造的基本的策略性功能。伊泽尔强调：本文“并不单纯是一种给定的本文特征，而是一种能够使读者从他习以为常的惯例框架中挣脱出来的结构，……读者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而不是在他固有的条件下（类比推理），被迫形成本文的意义，他才能把他以前在有意识的心灵中无法系统表述的、他的人格层次揭示出来。”（同上，68）文学作品需要重新唤起对日常生活的新鲜感觉，那么就要超越读者已经熟悉的东西，将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从而使得读者更新习惯反应，感受到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陌生化并不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以这种形式将新的经验和观念赋予读者，影响他们原有的经验，进而影响信念、态度。这种逻辑关系就如伊泽尔所说：“当熟悉的东西被超越、或者被逐渐损害时，经验才能产生；这些经验是从改变或者曲解已经是我们的经验的东西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过去仍然保持着我们的经验，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它开始和我们到目前为止尚不熟悉的本文存在相互作用。……获得经验并不是一个累加过程——它是对我们已经具有的经验的重新构造。即使在日常生活层次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同上，178）

文学艺术的描写性语言比说明和解释性语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读者来说，文艺本文需要含有适当的不确定性，才可能引起交流。这种不确定性有两种基本结构：“空白”和“否定”。所谓召唤结构，主要指的也是这两种结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控制着交流过程，引起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自然的“完成”它、或者“协调他我”的欲望。关于这种接受心理，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已经做出了相当完善的论证（阿恩海姆，1987：前言2-9、15）。

文艺本文中的形象描写、情节转换、突然中断等的开放状态，经常激发读者自己去填补意义的空白。接受理论对空白的定义是：“存在于本文之中的、受到本文悬置的可联结性。”（伊泽尔，1988：271）空白对于读者接受的作用在于：“通过阻碍读者建立本文的连贯性，空白把自身转化成激发读者观念化的动因。从这种意义来说，空白在文学交流中发挥的是一种自我调节结构作用；它们所悬置的东西转化成了推动读者想象力的力量，使他提供曾经受到本文抑制的东西。”（同上，266）这样，读者就在阅读过程中参与着本文的创造工作。

对读者已有的信念、态度，或者社会流行的观念、习俗规范，以文艺本文特有的形式予以适当的否定，给读者既定的观念造成一种思想的冲击，这即是所谓本文的否定结构。它造就了一种观念上的暂时不协调，于是激发起读者参与其中，追求心理平衡。接受理论对于否定的研究十分深入，伊泽尔写道：“如果本文否定了这些规范的有效性，那么这种感知就会变得更加强烈。……这样一种否定造成了一个具有能动作用的空白，因为规范的这种失去意义，表明了被作者选择来的规范之中存在的缺陷。所以，读者被迫发展一种特殊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能够发现被这种否定指出、但是却没有得到本文系统表述的东西。”（同上，291）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同样需要积极参与本文的创造工作，并且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本文的引导。需要说明的是，文艺本文的“否定”不是一般宣传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艺术形式，“不存在对整套规范的全面排斥。但是，这里却存在得到本文策略仔细引导的、对规范的部分否定，这些否定把规范那些有问题的方面突出表现出来，这样就为读者指出了重新评价这些规范的道路。”（同上，292）

文艺本文特有的空白与否定的结构，对于引导舆论有特殊的意义。就此伊泽尔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它能够在读者的心灵中、并且通过读者的心灵经历一种受到引导的转化。”（同上，297）

文艺本文的召唤结构还会造成作者思想由读者“主观化”的现象，这是文学艺术接受中又一特殊的现象。当读者完全进入本文营造的情境时，阅读消除了主体—客体的区分。笛卡尔当年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曾经是理性主义舆论形成观的基础（参见第二章第一节），而在读者深深地进入文学本文时，却变成了“我思故他在”。阅读现象学的一位研究者鲍列特（Poulet，G）描述的情形，得到了接受理论的赞同，他写道：“在这里，我正在思考一种显然属于另一个精神世界的思想，它在我这里得到思考，就像我不存在一样。……不论我什么时候阅读，我内心中都发出一个我的声音，但是，我发出声音来的这个我却不是我本身。”“这就是我通过我的意识受它支配，我召唤来使每一部作品成为存在的特有条件。我不仅给予了它存在，还给予了它关于存在的意识”（同上，209）。

这种现象再次证明读者如何赋予本文以思想的存在（第二文本），同时也揭示了文学作品影响读者的特有优势。例如“感动”这种情绪反应，就是在读者主观化的情形下出现的：“主体和他自身的分裂（这种分裂在阅读中导致了一个被阅读过程和谐地构造出来的人），不仅使主体自身能够出现在本文之中，而且它还造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表明了主体受本文感动的程度。”（同上，213）这种情形能够唤起读者心灵中的潜在意识，引导他们走近崇高。就此伊泽尔说：“本文的意义揭示了以前一直被封闭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的东西。当主体被迫与自身分开时，由此而产生的自发性就被本文以这样一种方式（它被转变成为一种新的、真正的意识）引导和塑造。”（同上，214）

期待视野、美学距离和视野转换

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和进入阅读状态之时，其意识并不是空白的，而是具有了某种思想倾向、社会经验、审美要求等。一旦与具体的作品发生联系，这种已有的意识（如果作为群体的意识，按照李普曼的说法，即是舆论。参见第一章第一节）会对作品进行补充、拓展、抵制等，对理解作品起到指导、制约、限定等不同的作用。相对于阅读的文学本文，尧斯借用德国当代哲学、社会学的概念，将这种意识称为“期待视野”（der Erwartungshorizont，我国有的研究文章译为“期望阈”），意在说明读者的主动性基础。他把期待视野分为“生活的”和“文学的”两类，生活的期待视野包括读者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和状况、教育水平、性格气质、价值观和道德观等等；文学的期待视野包括以往的阅读经验、审美观和审美情趣及素养等等。实际上他讲的是读者广义上的阅读经验和接受准备，借以说明读者在意识和下意识中所接受的一切信息，都会影响对文艺本文的接受活动。期待视野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阅读需求，引起对同一本文意义和内容接受的差异。另一位接受理论的研究者鲍埃尔（Bauer，W），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根据调查分析将期待视野划分为三个方面：语言经验，包括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能力；文学阅历；个人情感倾向，主要指社会与文化两个度向（张廷琛，1989：序41）。

与一般的信息接受不同，并非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艺本文愈一致，接受兴趣便愈强烈。如果阅读的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完全一致，读者反而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只有所阅读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超越、校正了期待视野的时候，读者的阅读兴趣才可能被调动起来。但是，如果作品过大地超越、校正读者的期待视野，它的吸引力同过于接近期待视野的情况相同，读者也不会产生阅读兴趣。于是，接受理论提出了文艺本文与读者间的“美学距离”概念。格林（Grimm，G）还就这个概念作了一幅图，如图6-1所示。

图6-1　格林“美学距离”

由图6-1可见，当距离为0时，文艺本文对读者的作用（引起反应）也为0；随着距离的展开，本文对读者的作用亦开始呈现，在距离的适中位置，作用达到最大值；随着距离的继续拉大，作用趋于持续下降。只有适中的距离，才谈得上产生作用，顺利接受或是抵制接受（格林，1985）。

接受理论其实也很重视文艺本文对读者的影响力，他们并不认为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美学距离适中，本文的召唤结构同时发挥作用，就有可能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于是尧斯又采用了德国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E）提出的“视野转换”（der Horizontwandle）概念。他就此写道：“如果我们把给定的期待视野和一部新作品的外貌之间的差距描述为美学距离，而对该作品的接受能够通过对熟知经验的否定，或通过将新的相关经验提高到意识的水平，最终‘视野转换’，那么，这种审美距离就能顺着读者的反应和批评的判断（当时立即获得成功、遭到推拒或造成震惊，零散的褒扬，逐渐的或推迟的理解等）的范围而被历史地具体化。”（尧斯，1989：9）他认为，文学具有特殊的社会成就，可能改变原有的舆论，造就适应新环境的舆论。他以历史为镜继续写道：“如果我们观察历史的各个时刻，在那些时刻，文学作品使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戒律崩溃，或者向读者提供对其生活实践的道德诡辩某种新的解决，而此后，这种新解决能被社会上所有读者的舆论所认可。”（同上，42）

文学接受理论对舆论导向的启示

以上仅涉及接受理论的几个主要的概念，但是已经显示出读者—公众在文学艺术接受中的复杂情形，以及文艺影响舆论的许多特殊性质。文艺的影响力形式上似乎没有大规模的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攻势那样直接，但是它的影响效果更加持久而广泛、渐进而深刻。

接受理论对于舆论导向的启示可以有以下几点：

（1）我们较多地侧重让读者如何正确理解、领悟作品的“本意”（其实文艺作品的多义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而忽略了文艺接受中读者自身的创造性联想、想象、意象、意会等接受过程造成的影响舆论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考虑对舆论的引导，方式应当是间接的，而作用可能是深刻的。

（2）文艺的社会效果，不仅仅是作者和作品带来的，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创造占有不小的成分，社会效果的一部分是读者造成的。努力提高读者的审美素养，而不是为了一时的“稳定”，将作者和作品的较高审美水平降低到防止读者误读的程度，这是把握舆论导向时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

（3）文艺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形态，接受理论中探讨的美学距离、文艺本文召唤结构的各种形式，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艺与一般信息“传播—接受”的差异。简单地把一切文艺归结为宣传，无助于充分运用文艺形态来正确地引导舆论。

把文学艺术影响舆论的视角移到读者—公众方面，将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一些简单的政治宣传式的引导方式，这对于有效地转变社会变迁时期我国舆论的惶惑、浮躁和不稳定等问题，促进生成健康、稳定的良性舆论的循环过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