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认为近年批评界的重要趋势是“伦理转向”(Ethical Turn)。[60]又是“叙述转向”，又是“伦理转向”，这两个转向是什么关系?表面上看，叙述转向是个文本形式问题，而伦理转向强调内容或意识形态。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麦康奈尔指出:
你是你自己生活故事中的英雄。你要讲给自己听的那类故事，就是你有能力成为或变成的那一类人要干的事。你会听到(在书中读到，在电影中看到)别人的故事，那只是因为你知道，在一些基本的水准上，你也能成为，或将成为，那些故事中的英雄。[61]
正是因为叙述化，才彰显了伦理问题。叙述化不仅是情节构筑，更是借叙述的情节化彰显伦理目的。有不少学者指出，只有用叙述，才能在人类经验中贯穿必要的伦理冲动:叙述的目的是意义，首先是道德意义。1995年文学批评家牛顿的名著《叙述伦理》[62]已经提出两个转向的合一。叙述学家费伦在与中国学者唐伟胜的对话“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中也提出这两个转向是同一个转向的两个方面:读者的伦理判断是阅读(读者的“叙述化”)过程中不可能减省的部分。[63]
可以看到，出现叙述转向的文科学科，基本上都是以追求“真相”为己任，不可能摆脱伦理考量的科目。“真相”独立存在的观念早就过时，但是心理学、历史学等，依然需要追索对象中包含着“有效性”(validity)。由此，“真实性”就变成了“故事的可信度”问题。通过叙述，才能获得把握经验“有意义地联系”的方式。
为什么叙述能达到伦理化的目的?因为叙述不可能“原样”呈现经验事实。在情节化过程中，主体意识不得不进行挑选和重组。生活经验的细节之间本是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叙述化”，即在经验中寻找“叙述性”，就是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编成情节，即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
一旦情节化，事件就有了一个因果－时间序列，人就能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为获得了事件中的意义，叙述就起了一般的陈述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叙述是构造人类的“时间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式。情节将特定事件的诸种要素连为一体，构成道德意义。叙述性并不提取抽象原则，不把意义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因为人与世界的特殊联系，就植根于故事的体验之中。[64]
最后说明一下叙述转向与20世纪初开始的“语言转向”的关系:某些论者认为叙述转向是“20世纪语言学范式相继更迭的结果: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经典叙述学)，生成叙述学(文本语法)、语义学和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文本语言学(会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到现在的认知语言学(认知叙述学)”。[65]这话实际上是说，叙述转向是“语言转向”的最新一环，人文思考所特有的意义价值，改造了“语言转向”，最终转化为一种与“伦理转向”结合的“叙述转向”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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