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向

在谈意识研究的复兴时，不能不提及克里克的开创性工作。正是他登高一呼，指出了意识是大量神经元的集体行为。他把这种说法称为“惊人的假说”，并以此为书名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书。该书开宗明义地说道：“惊人的假说是说，‘你’，你的喜悦、悲伤、记忆和抱负，你的本体感觉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4]

克里克被200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坎德尔誉为可以与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比肩的科学巨匠，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这是因为在三大科学之谜——宇宙产生之谜、生命之谜和意识之谜中，他与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英国生物学家威尔金斯（MauriceWilkins）在1953年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66年破译了遗传密码，揭开了生命与非生命的本质区别；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他又在20世纪70年代毅然离开了他开辟成熟的正如日中天的分子生物学坦途，吹响了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意识的号角。

克里克原来是学物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的课题是研究高压下水的黏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轰炸把他的整个实验设备化成了灰烬，使得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且由于战争的需要，克里克转而从事磁性和声学水雷的设计工作了。战争结束后，他有点迷茫，不想再搞武器设计，也不想重操旧业再去研究水黏度。这两项工作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他的兴趣是做基础研究。但是问题是，要研究什么？在此之前，克里克并没有什么专长，这反而成了一个有利条件，他可以转向任何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他仔细回忆一下，自己最喜欢和人谈论的论题：一个是生命和非生命的差别，再有一个就是脑功能的机制。这必定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他把这称之为判断一个人爱好的“闲聊测试”。然后就该两者择一了，根据他当时的条件，他觉得自己从事前一项研究更容易入手，于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研究中去。最终他和詹姆斯·沃森发现了遗传的物质基础——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遗传之谜，甚至也可以说揭开了生命之谜。

图7-2　詹姆斯·沃森（左）和克里克（右）。

就在他和詹姆斯·沃森一起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破解遗传密码，奠定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之后，1966年他意识到分子生物学的轮廓已被清晰地勾画了出来，进一步研究已经有了可靠的基础，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填补许多细节。所以在1976年时，他觉得是该转向下一个自然之谜——意识研究——的时候了，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因此他对自己说：“要么现在就干，要么就永远也干不成了。”在功成名就又年逾花甲之际，放弃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领域，而另走当时还被自然科学家视为禁区的意识研究这样一条荆棘丛生、前途未卜的未知之路，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略！詹姆斯·沃森不愧为他的知交，一语道出了这位大师的崇高思想境界：“弗朗西斯（Francis，克里克的名字）……从来不追名逐利，他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去解决问题。”所以后来克里克婉拒了英国女皇授予他爵位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