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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传统

时间:2022-08-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词典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部成功的词典离不开对伟大传统的继承。1878年开始接手《牛津大词典》编纂工作的默勒,他的思想比较开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兼总编辑王伟文先生和华夏出版社副社长刘力先生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后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的通力合作使得本词典得以顺利面世。

词典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英语界的老前辈、已故著名词典学家吴景荣教授在耄耋之年曾指出:一部好的“词典必须反映时代的精神。换句话说,词典的编写必须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首次推出的这部《Oxford Dictionary of Business English for Learn-ers of English》正是这样一部以英国英语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为依托,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商务英语词典。与别的牛津词典相仿,该词典出版当年就“牛劲”十足,发行了三个版次,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现已发行至第8个版次。

一部成功的词典离不开对伟大传统的继承。英国词典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词典大王约翰逊”( Dictionary Johnson),而近现代科学词典之父当推一个世纪之后编撰《牛津大词典》(简称《OED》)的詹姆斯·默勒。约翰逊博士的《词典》和默勒的《牛津大词典》除了释义上很下工夫外,最大的贡献在于两者均有丰富的例证。约翰逊的《词典》在风行了整整一个世纪后,早已被萨克雷(Thackeray )《名利场》(Vanity Fair)里的女主角贝基·夏普在毕业离校时象征性地抛弃,而默勒的事业却在他身后13年由他的三个弟子得以完成,并且《牛津大词典》已出到如今的煌煌23卷,70高龄的它返老还童地出了光盘版不说,还系衍族繁,子子孙孙地根深叶茂着。眼下,这部拓荒性质的《牛津英汉双解商务英语词典》又为牛津词典家族平添了一个聪明伶俐的英中合璧的小孙儿。

一部卓越的词典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必须做到推陈出新。约翰逊博士效法意大利学院词典,在英国开辟了以名家名文为主的传统,就连半个世纪后的美国词典学开山鼻祖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也自然而然地把约翰逊的原则看作“完美的顶点”。1878年开始接手《牛津大词典》编纂工作的默勒,他的思想比较开明。比如,在编辑《牛津大词典》之初,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代表们原打算把引自报章的所有例证以及专门术语(包括科学术语)一概排除在词典之外,但是默勒坚持了原则。从将专门的术语一概不收,到专门出版第一本商务专业词典,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

牛津词典的创新则首先表现在1948年,在《牛津大词典》(1928)的基础上推出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简称《OALD》 ),标志是语法解释、动词用法特别适合非英语国家学生使用。而这次的《Oxford Dictiona of Business English》无疑又构成了一次创新,突出表现在按学科对首词分别进行定义以及将语言栏单列出来,在方便读者的程度上更进了一步。此次英汉版编排时,在原有Jones音标的基础上又加注KK音标,同样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进步。

其实,任何进步的背后都包含着牺牲和痛苦。如果说词典编纂家是“harmless ddges”(约翰逊语)的话,词典翻译工作者也可被称为“intellectual coolies”。《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称《OALECD》)第四版的译者李北达先生就曾感慨道:“翻译词典是件苦事,越认真越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词典的编纂还是词典的翻译都是对一名学者的考验,他的学识,他的耐心,他的人格,甚至他的体力。

词典的翻译同时也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学习过程。李北达先生通宵达旦上了几年“夜大学”才编译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而我们四位译者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翻译中后,就像当年美军投入到危机四伏的越南战场一样,到处是泥泞和陷阱,每每欲罢不能。1997年那个空调脱销的夏天,我一个人在北京东四环和北四环交汇处的一个死角里负隅顽抗,做最后的统稿工作。我的作家朋友余华有一天来到这个死角里我的工作室,看到一边听着老掉牙的《命运》,一边挥汗工作的我,戏称我为贝多芬的弟弟——“背多汗”。

辛勤地参加本词典翻译的其他译者是:何曾楣、张宏芳和石延芳三位教授。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词典的翻译完工是很难想像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汉词典组的编辑主任文逢参小姐和资深编辑黄勉之小姐。黄小姐学有专长,工作勤勉有加,对译稿做到字字落实,编辑能力卓尔不群。同样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华夏出版社经济室主任陆瑜小姐和责任编辑陈小兰博士。陈博士学识渊博,工作一丝不苟,劳苦功高。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兼总编辑王伟文先生和华夏出版社副社长刘力先生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后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的通力合作使得本词典得以顺利面世。

人们在谈到质量时总爱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即使是权威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词典,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发现了疏漏和欠妥之处(在英汉版中已得到纠正)。同样,词典的翻译犹如远距离打靶,即便是神枪手也有偶尔走眼打偏甚至脱靶的时候,更何况吾辈眼力不济者。敬请慧眼独具的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正。

199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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