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向的偏失

(二)语言转向的偏失

语言转向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事件无疑是哲学发展的重大进步，它拓宽了哲学思考的维度，增大了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推动了哲学语义学、哲学语用学、逻辑哲学等哲学分支的建立和发展。从哲学自身的理论内容说，无论是科学主义对语言转向的认识论理解，还是人本主义对语言转向的存在论理解，都使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环节。就前者说，从近代的认识论发展到考察认识媒介的语言哲学，确实使许多传统的知识论或认识论问题得到了澄清或深化，诸如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的关联、内在的意识和外显的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意义问题、真理问题，等等，都在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分析技术中具有新的形态。就后者说，从近代的认识论发展到存在哲学、解释学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揭示出认识论的隐蔽的前提。笛卡儿“我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纯思”的抽象性和空洞性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已对认识具有先天情感定向的“前理解”，先于一切理解活动的历史“本文”和主体的“偏见”规范理解的视野和“历史效果”；我们通过语言拥有世界，语言和存在、语言和世界先行规定了我们在世的情态；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统治、遮蔽了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导致了对存在的遗忘，总之，认识论需要生存论和存在论的根基，需要生活世界的现象学之根。

语言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向的逆转，它的核心主题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正是在这种宏观哲学视野中语言转向构成了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环节。科学主义把传统哲学中不能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假命题作为无意义的胡说加以拒斥，把一些可以检验的哲学命题转换成科学命题。因而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被废弃了，知识论和逻辑学则成了科学的对象。人本主义则批判传统哲学对语言的遗忘、对存在意义的遗忘，认为传统哲学受西方语言主词宾词结构的诱惑和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两千多年的实体—属性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把抽象的概念或主词实体化，其哲学形态是实体本体论。实体本体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把抽象的概念对象化、实体化、凝固化，并且作为说明世界、规范人生的根本原则，它必然是对活生生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扭曲和遮蔽，因此必须摧毁拆解形而上学话语，从久已被人遗忘的语言中寻回存在的本来意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语言转向的旨趣不同，但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这一主题上却是一致的。这表明当代西方文化的氛围或时代精神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哲学必须被否定和扬弃。

在我们看来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分界，语言转向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拒斥是现代哲学的积极成果。但是，也许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拒斥和否定中语言转向出现了重大的偏失，语言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绝对，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的神话”。

首先，语言转向把语言作为哲学面对的主要对象确是重大的哲学变革，这在哲学史上是前无先例的。但是即便在有所限定的条件下说西方两千年哲学史都是对语言的遗忘，或者说传统哲学未关注表达认识的媒介，则是夸大其词。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开篇就以奥古斯丁的语言观为例，否定字词是通过指示即代表事物而有意义的，这也是许多现代哲学家共同认可的传统语言观的一个错误，^[3]但却明白地说明古代哲学家思考了语言的习得和意义问题。此外，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即抽象概念或名词是表达实在地存在着的抽象实体，还是表达名义上的存在因而抽象实体应予废弃？这种争论仍是当代语言哲学和哲学逻辑探讨的问题。^[4]至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德国唯心主义对语言的遗忘也并非完全如此。德国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固然是以意识为主要对象，黑格尔的逻辑学也确实存在着把意识事实、“事情本身”牵强附会地全部纳入逻辑学范畴体系之中的弊病，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减损了原始意识涌现的丰富的存在论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哲学也总是受到语言的暗示和引导。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津津乐道德语中一个词有两个相反意义的思辨特点，黑格尔还常常就一个词的用法去发掘语言固有的辩证本性，比如在《小逻辑》第112节的附释中他接连考察了反映或反思(reflexion)，过去的有或存在(gewesen)的日常用法，从中引申出对反映和本质范畴的辩证理解。在我看来，黑格尔对主词宾词的辩证分析是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远未达到的深刻见解，二者的高下区别后文再述。黑格尔哲学并非完全遗忘了语言，而且就消解知性的概念的实体论说，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相去也并非很远。^[5]

其次，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不可避免地出现矫枉过正的偏颇和执着。传统哲学对语言的忽视并非仅仅通过引进语言分析就可以完全弥补，传统哲学的错误也不仅仅是语言诱惑或语言误用的结果，语言分析、语言原始意义的寻求、文本意义的唤醒乃至对语言进行拆解和解构，也不可能完全战胜和取代传统哲学。对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作出过分的期待，导致对语言的崇拜、迷信和新的形而上学。语言也远不是哲学分析的自明性前提。语言哲学的后来发展表明，语言的意义与意向性和指称是不可分离的，这就使传统哲学的意识问题、外部世界问题进入了语言哲学中语言的用法、语言交往的语用研究，显示出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德里达认为伽达默尔关于对话“诚”的要求甚至就是康德伦理学的“绝对命令”。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思维方式、说话方式与生活方式相互关联的洞见，现象学、解释学对语言与生活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都使语言哲学走出话语和本文以外。语言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语言的维度，使传统哲学的丰富问题重新涌现出来并获得新的形态，而不在于语言转向之初取消哲学的豪壮的诺言。

最后，语言转向的根本偏失在于它的知性思维方式。英美经验论语言哲学效法自然科学方法，把形式逻辑作为哲学分析的出发点，而在黑格尔看来形式逻辑就是知性逻辑，这种逻辑对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研究是有效的，但对哲学思维来说却是不够的。形式逻辑和知性逻辑的根本缺陷是它脱离思想内容来考察思维形式，因而思维的形式规则避免不了主观任意的使用；它脱离对象的具体丰富性去把握对象的抽象的共同点，因而不能达到包含差异的理性的具体；它脱离事物的整体联系和生动流变用凝固的、孤立的知性概念把握事物，因而不能理解事物的联系和发展。黑格尔所说的思辨的逻辑与知性逻辑的根本差异也可用对“同一”的不同理解来显示。辩证法把同一看做包含差异的同一。比如，主词与宾词用“是”联系起来，可说二者同一，但同时必然包含差异，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而且这种差异是相互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比较。现代语言哲学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则是建立在对同一的知性理解上。同一是绝对的等同，“A是A”是所谓重言式的命题，是永真的；差异则是外在的比较，只能用经验证实或证伪。对同一和差异的知性理解是科学分界、鉴别形而上学命题的思维方式基础。总之，经验论是语言哲学未经反思地信赖形式逻辑和经验常识的可靠性，它缺少胡塞尔所说的不同于自然思维的哲学思维态度。欧陆语言哲学较少受到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它自觉寻求与统治人们思维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相抗衡的人文科学方法和哲学思维态度。但由于对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厌恶，特别是对黑格尔逻辑学本体论的抗拒，哲学家们很少自觉地吸取辩证思维的积极成果，他们也难免受到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布埃耶认为，存在哲学把形而上学经验论和人的忧虑感结合起来。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立场，对私人经验、体验、原始意识涌现的过分强调，对科学说明和人文理解对立的执着，都可看到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