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

(一)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对语言转向根由的不同解释则同各派哲学的立场密切相关。仅从语言转向和语言哲学兴起的外在文化背景说，人们会获得很多大致相近的看法，比如，现代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是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甚至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分界，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和语言研究升华、泛化的哲学性质的论断构成语言哲学的重要内容。索绪尔语言学是德里达解构主义论战和灵感的源泉，语言学从语法到语义、语用、语境研究的不断深化规范和制约着语言哲学研究的主题。但是，如果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怎样理解和解释哲学的语言转向实际就是各派语言哲学合法性的自我申诉，它构成了这些哲学的实质内容。对语言哲学的各种流派来说，他们的语言观也就是哲学观。所以对语言转向的深层根源就没有一种各派语言哲学都可以接受的统一理解和说明，下文我们试从三个方面对语言转向作些分析。

1.科学主义思潮对语言的认识论理解

作为弗雷格研究专家的达米特和斯鲁格都把弗雷格看做现代分析哲学的始祖和导致语言转向的决定性人物。考虑到弗雷格对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这两个被称为“哲学家的哲学家”的影响，考虑到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开创性贡献和持久影响，上述评价可能是公允的。弗雷格在19世纪末所实现的哲学转向或语言转向支配了20世纪英美哲学的方向。这一转折的逻辑理由和时代精神的变化都是很鲜明的，这就是回答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如何使哲学重新获得推进科学发展的力量。

近代哲学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启蒙任务，即推动人的自由发展和科学理性的发展。最初这两个任务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人的自由就是运用科学理性否定神权和专制的外在权威，科学理性集中表达了人的自由本性。因此，人的解放和实证科学的发展是相互推动的两个车轮，而启蒙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人的发展和科学发展清除障碍、铺平道路，哲学的主题就是相互关联的人性论和知识论。此时的哲学和科学携手前进，哲学为科学修理工具、提供合法性的证明。这就是费耶阿本德所怀恋的真正科学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却使科学的哲学终结了，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看来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奥的思辨、晦涩的语言使它割断了与科学家共同体的联系，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具有启蒙精神的自我批判意识。人的自由仍是哲学的根本课题。但自然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亦即抽象理智的思维方式已是黑格尔逻辑学批判的主要对象，科学理性作为一种抽象的有限的理性并不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尺度和目标。哲学对科学的这种限制和反思，并未阻碍实证科学的发展，却使哲学自身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黑格尔之后的任何一种哲学，或者成为科学的附庸，或者要反复申辩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弗雷格的语言转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在实证科学的冲击下德国古典哲学迅速衰落，哲学能否作为一门有意义的学科而存在，哲学如果存在，那么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弗雷格当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弗雷格思考的结果是哲学可能作为逻辑而存在。他的逻辑研究一方面使传统逻辑符号化、数量化；另一方面他关于内涵与指称的区分把真理问题、语义问题带进了逻辑领域，使逻辑哲学出现了语言问题或语言转向。罗素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逻辑计划”，在罗素看来，人类的一切知识或者来自亲身经验，或者得自间接推理，只要构造出人工的理想语言，一切哲学问题或者作为假问题而被抛弃，或者作为真问题而被还原为逻辑，这就能全部澄清知识的混乱。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理想语言的追求，他在对日常语言细致深入的思考中探究生活、行为、语言和世界的复杂联系，其著名的“语言游戏论”虽仍坚持着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局限。对语言转向最典型的科学主义理解显然是逻辑实证主义。奎因认为，从意识观念转向语词、语句和语言是近代经验论和现代经验论的根本分界。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一切非分析的综合命题都能还原为直接指称经验的语词或语句，意义和观念的证实问题转换成语句在特定语境中的证实问题。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语言转向作为重大的哲学进步似乎是自明的；意识和观念是内在的、私人性的、模糊不定的，语言则是公开的、公共性的、可作客观分析的，因此要澄清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诸多问题，现代哲学的语言分析较之近代哲学的意识分析明显具有优越性。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认识论视野中语言转向成为拒斥形而上学、重新建立科学的哲学的重大契机。据罗蒂回忆说，战后美国哲学是一片乐观景象，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规范的科学吸引了比原来多几倍的大学生，但好景不长，发自逻辑实证主义内部的摧毁使科学的哲学的梦想和光荣很快过去，罗蒂从认识论转向解释学，奎因、伯恩斯坦等转向新实用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科学主义、认识论的立场仍是近代哲学精神的延续，缺少对启蒙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批判。仅从逻辑的理由说，语言转向固然是重大的哲学进步，但语言哲学仍摆脱不了意识真理和外部世界等古老问题的纠缠，语言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律性，却肯定不是自明的。

2.人本主义思潮对语言转向的存在论理解

与达米特和斯鲁格的看法不同，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20世纪的哲学转折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伽达默尔所说的哲学转折也包含着语言转向这一欧陆哲学的重大事件，但是语言转向却不仅仅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课题，在人本主义的视野中语言转向具有生存论和存在论的意义。

胡塞尔毕生追求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哲学，他力求用希腊的普遍理性精神拯救为反理性主义所败坏的欧洲文明，现象学作为新康德主义最顽强的表现形式并未脱离古典哲学的精神。但胡塞尔与英美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同，他明确地洞察到人文科学单纯地效法精密自然科学方法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能造成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困倦。人类理性不能限定为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科学理性，必须找到适合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方法。伽达默尔高度评价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这个神秘的词，认为它把久已被人遗忘的先于科学的前提和真理带进了语言。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传统中实现了语言的转向，他批评西方两千年形而上学对语言的遗忘，批评科学和哲学概念化术语对原始存在经验的遮蔽，他不厌其烦地在词源学探寻中力求取回原始存在经验和生命感受。语言是存在的家，理解是人的基本生存样式，先于科学的语言和前理解是人的本真状态或实存，因此语言的照亮就是存在的澄明，解释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人文科学方法，而是存在论的基础环节。

反对自然科学的控制论思维方式，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处理精神世界或生活世界现象，这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主要关注点，相应地它对语言转向的理解也与科学主义根本不同。科学主义把语言转向看做净化语言，用科学的理想语言消除哲学语言的混乱或误用，从而强化实证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人本主义则把语言转向看做向生活世界、存在经验的开放，它关心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和感受。语言是理解人的在世的基本途径，语言转向是通过对原始语言、诗化语言和一切文本的理解照亮人生的晦暗。它要限制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拓宽人类理解的维度。深究这种对立和区别的根源，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人文知识分子与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在理性信念、生活思想和价值态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3.语言转向的社会基础

语言转向和语言哲学的兴盛不仅是哲学圈内的事情，据有的西方学者讲，语言问题曾一度成为普通民众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2]所以语言转向肯定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我们看来，首先，人们日常交往的需要促成了人们对语言的浓厚兴趣。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周围世界的人工化和符号化，以至有的哲学家认为现代文明的主要困惑是感性客体的隐退，人们陷入了无客体的黑暗之中。感性确定性的消失必然使人们要追问包围着自己的符号的意义。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语言媒介也日益复杂化、抽象化，地图不是国土，照片不是某人，命名的因果链条越延越长，甚至难以找到它的指称。这为主体间的交往和理解增添了障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的指号理论强调控制符号，而不被符号所控制，他指出过分概括的陷阱、完美交往的陷阱、符号的欺骗性等，对于渴望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提高交往质量的人们无疑会有很大的吸引力。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著称，它不仅迎合了美国资产阶级冷战的政治需要，而且它的著名的外延五法对于清晰精确地交流思想也提出了有价值的规范，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通民众日常意识的关注。

其次，英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也迎合了战后人们对个人自由日益强烈的关注这种社会心态。20世纪初，罗素和摩尔在剑桥大学领导了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反叛，接着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主张。从哲学的外在形式说，这些哲学家在现代逻辑背景下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精巧细微，似乎使哲学更加职业化、技术化，从而也更具有了科学的外观，但其实质则是以形式逻辑或知性逻辑为工具，就思维方式来说，与传统哲学相比它与普通群众的日常意识更为接近，更容易为受过一定科学训练的人们所接受。从哲学的理论实质说，“拒斥形而上学”，这个口号就是要取消哲学，至少是要取消哲学作为最高智慧和一级真理的特权地位，它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是可以想象的。战后西方文化的大众化、世俗化和多元化，本能地抗拒传统哲学的一元主义、绝对主义，个人自由的自我意识幻觉和意识形态的淡化肯定是支持语言转向和分析哲学运动的社会基础。

最后，冷战后的东西方对话与和平发展的世界主题使解释学成为最切近现实生活的哲学话语，“对话”作为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断获得丰富的边缘意义，语言和交往甚至成为世界性的话语中心，从而使哲学的语言转向显得意义更为重大。每个人从常识中都知道，当代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利益、权力、信念和意志的对抗和冲突，谁也不会相信血与火的搏斗仅仅是因为语言的误解和误用，哲学对话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对话的艰难和鲜有成效，充分显示出理解的限度。但是，交往中语言的误解和误用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揭示出交往和理解中的前理解的差异、注意到不同文化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寻求语言交往的某些语用学规则等，确实是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应该说语言转向和解释学的兴起反映和表达了当代世界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