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一、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是用来标志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此话语系统中，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基础和对象。换句话说，语言不仅被看成是传统哲学的症结所在，同时也是哲学要进一步发展所必然面对的根本问题，由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紧密关系，哲学之思在相当程度上被语言问题所替换。“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更是我们乃至整个历史存在的载体，我们的所思、所言，其实就是整个历史存在的所思、所言，而且语言中也透视出自我的存在显现。”^[15]主张语言总是我们有限生存状态的反映，而语言所要表达的“是”，则是超越我们语言能力之外的，这就是语言学转向的基本原因。

在科学哲学领域，由于分析哲学家大多是数理方面的科学家，在追求表述方面承袭了实用主义传统，即力图在语言、意义和实在之间达到统一。受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那些无法为经验证实的语言命题被宣告为非科学的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真理言说系统，其语言必然包含超越于经验的指向，因此分析哲学的严谨性要求最终划分两个世界，也即可以用可靠语言或有意义的命题进行表达的部分和无法进行准确表达的“无意义的”部分。基于此类状况，语言学转向就成了一个必然趋势。

世纪之交发生的所谓“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是基于对科学哲学作历史概括与解读的产物。如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郭贵春认为：“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中，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批评理性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和后历史主义众多流派，先后经历了‘语言转向’、‘解释转向’、‘修辞转向’。”^[16]无论是“解释转向”、“修辞转向”，还是稍后出现的“语境论转向”，其实质都是科学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一部分。如果把直接以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问题作为哲学反思对象的科学哲学称为一阶科学哲学，其对象称为科学哲学的一阶问题；把直接以一阶科学哲学中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称为二阶科学哲学（或其对象就是科学哲学的二阶问题）。那么，在科学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之后，科学哲学似乎走到了尽头，清晰的思想发展脉络模糊了，研究对象越来越集中在二阶甚至二阶以上的问题，基于研究对象的视域性转换，费耶阿本德敏锐地指出，科学哲学只有伟大的过去，而不再有辉煌的未来。

那么，发生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的科学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科学哲学呢？由分析哲学隶属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知，其实质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不是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而是西方哲学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分支学科。在这种情况下，体现的是本来就属于人文基础学科的语言学与哲学两大人文学科之间的合作，自然科学提出的问题仅仅是话语系统下的点缀，充其量是作为话语中的背景知识而存在。因此，在中国忙于翻译、引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范围的科学哲学领域似乎出现了集体性失语，积淀下来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屈指可数。同时，在国内学界所做的相关工作，体现的也只是对20世纪前半期分析哲学传统的继承与延续。

为摆脱面临成为三级学科的处境，尤其是“语言学转向”本身面临着困境，学界有识之士开始从认知转向角度取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在教育部2004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中，魏屹东认为：在科学哲学领域发生的“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不仅没有深入到认知的深层结构，反而以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掩盖了微观认知问题，忽视了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使科学哲学陷入“认知困境”。其原因在于：（1）语言与认知相关，但不是认知的本质：（2）心智在逻辑上先于语言，只重视语言而轻视认知是不可取的，乔姆斯基的语言认知结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3）社会心理解释只能说明认知的外因而不能说明内因。最后，更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包括语境论转向在内的所谓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虽然确立了语言、语境在科学研究中和理解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语言（和语境）问题，把语言（包括语境）的作用绝对化，颠倒了主（自然科学提出的问题）次（理解和把握“问题”的方式、方法），把“自然科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合作，转移到本来就属于人文基础学科的语言学与哲学两大人文学科之间的合作，成为地道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而非科学哲学。从科学史上看，学科哲学是一阶的科学哲学。在这里，哲学是为物理学、化学等具体学科前沿领域的论争提供哲学依据与方法的，科学哲学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一阶的学科哲学（如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或以某种具体自然科学的历史为材料建立起来的科学哲学在起点上就是二阶的。目前，是否存在一门统一的科学史在科学史界尚存在争论，那么以存在一门统一的科学史为前提建立起来的科学哲学在前提上理所应该成为尚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在科学史界一直存在所谓的内史与外史之争，而以某门具体的科学史（而非全部的科学史）或其中案例为基础直接跨越学科哲学这一层面建立起来的科学哲学的适用性理应遭到质疑。现实状况是，不仅哲学与具体的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而且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这两个在传统上一直被认为联系十分紧密的领域之间的断裂也在进一步扩大。不仅在科学史界的学术会议上已越来越少地见到科学哲学领域学者的身影，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学术会议也越来越少地见到科学史界学者的出现。事实上，在大多数科学史学者的眼中，科学哲学到波普尔时代已经终结，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是一群自说自话的妄断狂的梦呓；在科学哲学的视域中，科学史学者的工作太拘泥于细节，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一言蔽之，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抛弃了科学哲学是以自然科学提出的问题作为进一步解释和解决对象这一一阶层面，斩断了科学哲学是在对具体自然科学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然联系，使科学哲学彻底沦为西方哲学这个二级学科下的一个学术流派，成为分析哲学传统序列的延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与技术哲学并列的层面，可以说，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标志着科学哲学只有伟大的过去，而不再有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