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范式”意味着形象扭曲

第一节　“非洲范式”意味着形象扭曲

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追求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扩大其文化影响，传播西式民主、人权观念，对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进行攻击、责难和抹黑，视文化为其推行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文化载体的各种现代媒介就成为西方国家的首选工具。在这种价值观念和秩序支配下，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新闻时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以“非洲范式”报道非洲，非洲负面形象和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则是这种范式的产物。“非洲范式”是西方媒体坚持“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信念”，从而形成的报道非洲的“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非洲范式的内涵可分成两个层次：表层的方法技巧层次；内在的价值观念与秩序利益层次。

西方国家利用媒体搞文化霸权和舆论垄断，塑造非洲负面形象，危害甚重：它制造误解，增加西方国家与非洲人民之间的猜测和不信任；西方媒体对政治事件的报道采取“双重标准”，甚至美化霸权国家对弱小民族的战争，不利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反而引起非洲对西方世界的反感和恐惧；西方媒体一味夸大非洲国家的问题，肆意渲染西方文化制度和种族的优越，堵塞了西方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使他们看不到非洲各地的变化与进步，满足于西方现有的水平，也不利于西方发展和整个人类进步；西方媒体专注于非洲负面新闻，是对新闻惯例和标准的武断违背，它侵蚀了新闻学和跨文化交流的本质；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用刻板成见的、不完整的故事来报道非洲，开始慢慢销蚀国际新闻报道和传播的可信性和合法性。

随着全球化加剧，西方新闻媒体作为世界主要信息源，它的首要义务应是提供准确、平衡和真实的世界图景，向西方公众报道非洲的方方面面。但西方媒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追求来选择新闻，根据非洲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价值观来衡量非洲的成功则几乎没有。在西方价值观的背景下报道非洲，非洲人的事情单独地边缘化了也就成为必然。西方媒体和记者不愿意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解释分析非洲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不愿揭露西方殖民非洲的历史，披露西方国家干预非洲的事实，而只是就事论事讲述非洲故事，甚至攻击西方部分呈现西方殖民非洲历史事实的媒体，是因为提及这段血腥的、残暴的历史，背后不为人知的行为，会让西方丧失在文化上的先进性、道德上的正义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样，西方媒体如果建构了非洲真实的形象，如实报道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往来，它批评指责、教化非洲也就丧失了文化、政治和道德上的合法性，指责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也就持之无据、言之无理。

因此，西方媒体坚持的非洲范式意味着形象扭曲。它们关于非洲报道的新闻叙述文本总体上建构的是西方价值观和秩序折射下的关于非洲的神话、喻象，而不是对非洲真实的反映。它为西方的后殖民者形象及其理想的交流传播创造了渠道，让原殖民宗主国的世界观被固定下来，获得承认，从而促使其建立在非洲形象扭曲、非洲文明敌对之上的后殖民体系合法化。这些新闻文本揭示后西方殖民体系如何把非洲民族的苦难视为当然，视为该民族与生俱来的堕落和野蛮。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大多数故事都归于僵化的刻板定势，西方公众几乎不可能在新闻叙述中感受到“殖民他者”的抵触，听不到他们的呼声。因为正是“他者”的存在才构成了西方国家主体以外的一个对立面和否定因素，其作为拯救者或施与者的权威才得以确立。这是西方媒体报道非洲一贯坚持“非洲范式”的本质和根本原因所在，也是非洲范式的核心所在。因而西方媒体一贯以来自视的优越和不可一世只不过是建构在“殖民他者”之上而形成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认识。

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在《媒介安魂曲》里抱怨说：“如今，媒介只不过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工具，使现实与真实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之真全都失去稳定性。这一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渴求文化、交流和信息，而是因为媒介的操作颠倒真伪，摧毁意义。”政治权力、商业利益的逻辑始终在操纵着媒体本身发展的逻辑。如果大众传媒能充分发挥其本身的独立功能，遵循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那么传播或许能充当西方世界与非洲社会实现信息共享和相互理解的桥梁。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福特纳曾对媒体国际传播活动表示如下期冀：“假如人们期望传播能为世界带来社会正义，那人们必须对抗将传播当做社会控制工具的现象。假如人们期望传播能传播真正的艺术作品，人们必须对抗文化出口业的受利益驱动的目的。假如人们将传播视为表现政治、表明人性尊严的工具，人们必须向那些把传播当做政治压迫工具的人挑战。”^[1]

国际传播在技术和方法上的进步，第一次使跨国界、跨洲，与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这些传播工具的进步同时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威胁。我们不需要在使用还是不使用这些新的传播工具之间作出选择，工具已经存在，无论如何都会得到应用。我们需要做出的选择是：是充分地、公正地、负责任地利用这一工具来增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还是冒着增加国际仇恨和猜疑的危险不充分地、狭隘地、不负责任地使用它。从国际传播目前已经走过的历史来看，西方媒体在传播方面的行为似乎倾向于后者。要想媒体传播和媒介体现福特纳所期待的真善美，那么媒体掌控者首先需要实现自己心灵的真善美，我们利用工具的智慧一定要高于我们制造工具的智慧。

同时，作为新闻受众，我们也需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新闻决不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新闻的真实充其量只是体现了存在于某个特定时刻的现实，新闻作为符号再现之产物，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诚然，新闻报道是受众接触看不见的环境的主要手段，但受众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媒体关于非洲的新闻报道每天都会给自己描绘一幅我们所感兴趣的整个非洲世界的真实画面。如果要了解真相，受众或许还必须摒弃自我保护的成见，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如果可能，尽量获得第一手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