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选择与传统的竞争

时间：2022-02-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参照作为移民地与曾为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现实情境导致传统之间的竞争异常复杂。这是马来西亚的后殖民情境，族群间相对和平共处，但是对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似乎存在一种恐惧感。

知识的选择与传统的竞争_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

魏月萍：知识的选择与传统的竞争

读南迪先生的演讲稿与文章，我的切身感受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激动人心”，时常会被文章中的洞见以及充满机锋与智能的思想和语言所打动。非常感谢光兴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认识南迪先生，我学习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

在南迪先生的文章里，所谓的传统、现代性、后殖民、本土，等等，不再是枯燥与抽象的名词，它根植于印度本身的历史与文化情境，甚至于深化到心灵结构与思维形态，充满着生命力与冲击力，也开启了我对印度社会的知识想像。在这之前，我对印度的想像有理性也有感性的经验。理性部分是属于知识性的理解，例如在大学教授佛教与道教思想，因而需要处理印度佛教理论，以及中国接受佛教的问题等。感性部分则是成长经验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感受，例如在马来西亚成长，电视中大量播映的印度电影、印度歌曲等（不过坦白说，我总是不那么能记起印度明星和歌星的名字）。另外，在马来西亚的印度离散社群（Malaysia Indian Diaspora Community），与华人共同面对“不完整公民”或“二等公民”的处境，移民社会中的族群、身份认同、教育、语言、宗教以及传统建构问题等，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这里作为一名回应人，我也许无法提出很扎实的回应，仅能从自身的知识与经验脉络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

南迪先生的文章，涉及的层面很广，而我最主要的反思与感悟是，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以及后殖民的问题时，最重要的一个基点，其实是“人如何真诚地面对自己，如何真诚地面对知识”这个问题。我想说明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主要同对传统的追寻、建构与诠释有关。如我们所知，“传统”不只代表着“过去的事物”或“对过去的理解”，它的内涵包括世界观、人性、价值、文化、宗教等，这里头有一连串的选择过程，蕴含了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潜规则和淘汰的机制，所以过去可能伪装成传统来批评当代。可是传统之为传统，它也必须依赖某些“诠释社群”以取得在当代社会的合法性。

所以，有关传统的知识，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印度，如南迪教授所说，它是由许多经典形塑而成的，惟有熟悉这些经典，才能取得对传统的发言权的合法性。换言之，经典便是传统知识的源头。但经典之间不一定具有平等地位，对经典的拣选与诠释，就涉及“知识的选择”过程的问题，人或诠释者，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媒介”，也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者。作为传统的建构者该如何拿捏，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诠释与延续传统，就会影响传统知识的选择结果。对我而言，传统是要去感知而非预设的，传统与现代间的竞争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打开传统的历史结构其实就是创造力的释放。

可是，如何打开历史结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结构有它自身的稳定性与规律性。参照作为移民地与曾为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现实情境导致传统之间的竞争异常复杂。英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形成了不同的族群空间，不同族群间具有各自诠释传统与现代性的方式。马来人的传统是以宗教为源头，而回教与现代性的问题，是马来知识精英的主要议题之一。在马来西亚，回教的“进步”观念，是以它的世俗个性与多元价值为表征的，不过一些开放的回教学者欲把民主、平等、社会正义等价值注入回教的价值观，这也受到了宗教保守主义者的指责——所谓的“进步”是以西方的殖民价值为参照的。对华人而言，对传统的认知，往往要回到移民前原居地的传统寻找思想与文化资源；而脱离殖民以后，迈向后殖民现代政治体制的进程中，以马来主义为主导的国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姻，却让不少华人涌生一种“现代性的创伤”。对华人而言，如何打破马来民族主义的历史结构，比起梳理自身与后殖民的关系更为迫切。

马来西亚离散印度人，也有南北之分，例如泰米尔人（Tamil）和印度教徒（Hindi）社群在对英语的接受程度上与宝莱坞很不一样，主要是对“西化”有不一样的情绪。在离散社群中，维持族群的原生语言，便是对传统与文化身份的捍卫。例如，曾经发生过印度社群对宝莱坞明星在马来西亚表演的抗议，认为他们是西方的代言人，并要求他们不要讲英语。读了南迪先生的文章，我开始有了更多的参照来理解这样的事情。这是马来西亚的后殖民情境，族群间相对和平共处，但是对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似乎存在一种恐惧感。“陌生的传统”反而更能围起安全的保护墙，因为心灵与精神深层的交流意味着必须打开某些限制，或许会暴露自己的传统的不足或弱点。所以有学者开始提出，要回到更早的历史源头，例如梳理古代马来亚在伊斯兰教、印度教及佛教交叉交流的状态。

在印度，您提到对现代性的恐惧来自对传统的挑战，而这中间也必须处理殖民知识影响的问题。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去殖民化的进程似乎没有显得很迫切，族群因素过于庞大，一般对现代性没有理性与感性层面的认知，民族主义思潮反而能激发人们更大的关注。但民族主义意识凌驾于现代公民意识之上，对公民现代性的认识难以取得各族群间的共识。而在各种公共讨论当中，知识精英在公民与族群之间游移不定，维持民族尊严比追求现代公民民主平等等价值更为重要。

以上是我读了南迪先生的文章后的反思与思考，以下有几个问题请教南迪先生：

一、印度内部的对话与诠释权竞争。

我曾了解，在印度的公共论理发展史上，印度的佛教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谓的“佛教会议”，原本是为了解决分歧的宗教观点，或寻找较大共识的宗教原则，却意外促成了公共辩论与沟通，以及公共讨论规范的订立，创造了良好的对话空间与条件。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论辩与对话传统，是否仍然延续至今？能否谈谈印度社会的公共领域如何解决分歧？宗教是否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宗教”在印度后殖民情境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二、民主制度与种姓制度的角力。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对印度有一个概括说法：“印度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印度独立以后，解开枷锁的它开始宣称一个国家的形成，依循民主政治制度，但又保留种姓社会制度，到底要如何思考印度民主制度的内容？

三、印度知识界如何看待离散在外的印度社群？他们的离散经验与知识有没有回流到印度？

阿希斯·南迪：首先让我先澄清一件事情。我认为，敌我的概念，重要性、非重要性的概念，国家、社群、个人的概念，在不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定义自我和定义敌人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我想首先举一个例子。从日本、韩国到非洲西海岸以及西亚的波斯地区，人们信仰两种宗教并不是稀奇的事情。日本国民有95%是神道教的信徒，而85%是佛教教徒。在中国，尽管统计数据各有不同，至少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同时信仰儒释道三种宗教。而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们的概念中的矛盾性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性是不同的。

第二，社会依靠世界观而运行而不是靠别的，至少在亚洲和非洲是这样，甚至在拉丁美洲也有例子可以证明。就世界观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中心或是边缘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即使人们对此只字不提。

例如在中国，尽管没有人明说，但大家似乎都知道中国的他者、敌人不是韩国、不是印度，而一直都是日本，至少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是这样的。而在中国同样不言自明的是，人们认为，不管日本做什么，中国总能做得更好。人们不谈论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已经付诸行动。正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彼此的魔鬼。如果印度在曲棍球比赛中击败英格兰，这不算什么新闻，而如果击败巴基斯坦，则一定会成为新闻。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头号敌人。但就在两年前，巴基斯坦政府向印度国民发放签证以让他们能在拉合尔市（Lahore）观看一场曲棍球比赛。超过5 000名印度人去了巴基斯坦，3 000人买到了球票，而另外2 000人没有票。报纸每天都在报道，称无法想像5 000多印度国民来到巴基斯坦观看一场曲棍球赛，但是没有一个印度人可以在任何一家酒店入住、用餐，因为所有拉合尔市的酒店都拒绝接受他们的钱。甚至当我说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头号敌人时，这也并不能说明任何事情，或者只是事实的一半。而另一半事实便是，如果没有巴基斯坦，印度就无法定义自我；同样，没有印度，巴基斯坦也无法自我定义。

我认为巴基斯坦应该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在过去的60年中，巴基斯坦以非暴力、国民运动的方式推翻了四届军政府，这是一个世界纪录。60年间，四届军政府都被公民抗议所推翻，而没有拉丁美洲所出现的暴力革命运动或恐怖主义。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常认为巴基斯坦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温床，但是它同时也有着一种不同的民主渴望。民主在这样的国家中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以多样性、宽容、反对的方式存在着的民主。

其次，对于多样性和反对意见的宽容也是不同意义上的，这种宽容不是说我们爱我们的邻国，或是对他们没有偏见。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以说明这一点。15年前，我曾经在印度西南海岸的柯枝市（Kochi）做过一次心理调查。柯枝市是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城，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与古罗马帝国也有着关联。我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可考的近600年的历史。柯枝市有15个社群，而在这600年间，这些社群之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尽管有着一些宗教、民族的冲突元素。其中一些社群非常富有，而另一些却很贫穷，一些社群受教育程度很高，而另一些社群则很差。同时，社群内包含各种印度教的种姓阶层，各种穆斯林教徒，包括也门穆斯林、埃塞俄比亚穆斯林、巴斯克基督教社区以及两个犹太教社群，其中一个犹太教社群有2 000年的历史，而另一个也有500年的历史。所以我想知道在所有这些社群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彼此间为何没有发生冲突。当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问被访者“为什么你们之间没有冲突呢？”他们给我的都是标准答案，比如，我们都进化了，我们不打架。又如，我们南方人可不像你们北方人那样有宗教和民族冲突。还有一些人会说我们相信改革。柯枝市位于喀拉拉邦，既不受社会民主党统治，也不受共产党统治，因此便没有宗教偏执或种姓歧视。他们对我说的都是这些可爱的、意料之中的答案。

于是我说我已经了解了这部分，那么让我们来谈谈你的家庭和私人生活吧。谈谈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或是你的学校、朋友。我是一个心理医师，所以对于每一位受访者我都需要进行8到10次的访谈来了解他们生活中的故事，而当我真正了解了他们的故事以后，我发现在柯枝市没有人是彼此喜欢的。很不幸的是，柯枝市的所谓和平是建立在对彼此的厌恶之上的。每个社群都认为自己的是最优秀的，其他的社群都是低劣的——有时可能他们也做一些好事，但是肯定不如我们做得好。

我渐渐开始怀疑是否所有基于社群的社会都是如此。任何社会都有着明确的层级区分，即由个体和国家组成。由个体和国家构成的社会同时存在着社群，对个体和国家加以调和。而社群存活的惟一基础便是其价值，即社群生活优于作为个体的生活，优于仅仅作为公民的原子化个体生活。因此，在柯枝市我既发现了这种社群彼此间的厌恶，同时也找到了让它们彼此团结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社群是最优秀的，而所有人都知道大家都是这样想的。这是他们的常识。第二个因素是，没有人可以脱离其他人而进行自我定义。我的直觉是，这可能就是社群、团体得以共存的方式，我只能说“可能”，因为这仅仅是建立在个案的基础之上。我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是我不能没有你。我的世界一部分由你定义、另一部分由我定义。所以当时我引入“史诗文化”的概念。史诗文化是指史诗同时由神和魔鬼构成。在诸如《奥德赛》《伊利亚特》《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这样的史诗中，神和魔鬼共同向你讲述故事。没有魔鬼故事就无法继续。对于这些社群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其对立面，社会的叙事就无法进行。目前的韩国可能就像一场桥牌比赛中的“明手”，确认同伙的身份，在桥牌中每一局都需要有人做明手。而中国和日本便是其他的角色，角色是由三国共同界定的。这就是东亚各国社会之间的共存方式。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国际利益、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种种冲突，但我认为存在另一种途径。

我年轻时代是在加尔各答度过的。加尔各答在那时是印度殖民统治时期的第二大城市，十分重要。我的同班同学来自马来亚、阿富汗、泰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有时会有少数几个老挝或是柬埔寨同学，还有一些来自非洲。而我惊讶地发现，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在印度享有权利。在印度享有权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我小时候会集邮，而多年后当我翻看这些邮票时，发现其中有很多来自缅甸或是马来亚的邮票。这些是印度邮票，但是却印着缅甸图案，所以它们被当作缅甸邮票使用。和我同班的同学也认为印度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除了那些来自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他们不喜欢和印度当地的泰米尔人被混为一谈。他们会十分骄傲地告诉你，他们不是印度泰米尔人，不是来自马德拉斯（Madras），而是来自斯里兰卡，并以此为荣。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很多社会的价值观建立在一个近乎神秘的世界之中，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之中，也存在于另外一种体系之中。这个神秘世界中的魔法我们还没能解密，它的意义、作用我们都还没有探索。

很多人都不知道印度人在除印度以外的至少两个国家中都占人口的大多数，同时印度人在另外四个国家中也占有相当高的人口比例。新加坡的总统纳丹（S.R.Nathan）是印度人，在葡萄牙甚至也有一位印度籍首相。离散于特立尼达和牙买加的印度人的数量都很庞大，在特立尼达，印度人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在牙买加，印度人虽不占多数却也数量可观。在斐济也是如此，印度人从以前的大多数下降到现在的46%或是48%。

我认为离散可以分为两种，在第一世界的离散，和在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或第四世界的离散——如果有第四世界的话。这是因为离散于第一世界时，人们会觉得自己的国籍受到了邻居的歧视，于是在那里他们变成了特殊国民和人们惧怕的对象。我对印度国民离散于美国、英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况很忧虑。我也同样很担忧离散于这些国家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通常每年我都会去巴基斯坦，我可以在那里谈论任何问题。但是美国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对峙分裂要比在印度或巴基斯坦严重得多。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可能是离散本身的特点。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简称IRA）对英国政府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进行了近一百年了，而其资金来源完全来自离散于美国的爱尔兰人。伊斯兰恐怖组织也是由这些第一世界国家的离散人群资助的。在这种大环境下，只有作为个体才会受到法律承认，而作为社群整体是没有地位可言的，人们缺乏安全感、感到脆弱、易受伤害，所以便抱成一团。曾经会和你24小时不停争吵的人，你不得不以他为伴，这是很令人头痛的事情。

我在很多国家都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局部冲突在离散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印度的勒克瑙（Lucknow），一个古老的封建城市，穆斯林的两个传统独立派别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圣月（Muharram）极少发生争斗，在圣月，穆罕穆德的孙子被杀，伊斯兰教从此出现分裂。但在这个被穆斯林统治的勒克瑙，每年都会发生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争斗，有时还会有人员伤亡。后来政府再也无法容忍两派的争斗，同时在许多社会激进分子的压力下，政府决定在圣月禁止游行，没有游行仪式，也没有了骚乱和暴力。这大概是15年前的事情。每个人都很不满，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状况，整个勒克瑙都笼罩在不快的气氛之下，人们错过了骚乱好像和错过节日一样惋惜。所以在前年，印度政府又再次允许游行，当时的局势很紧张，没有流血事件但争吵是存在的。每年两派都会有争吵或是小规模冲突，但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在基于社群的社会中大抵如此，因为在非洲和南太平洋等地区的国家中都有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明，有很多社群关系的人类学细节可以证明。我认为这种关系和亚洲国家的国民离散于第一世界的现象是不同的，因为离散者感到他们的国家不被重视，而努力争取人们的尊重是有问题的。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不存在和现在没有关联的过去和未来。我们所建构的过去正是从今天的视角所构建的，它并非如历史学家所想像的那样。这是最佳的构建历史的方法，因为我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双眼回看历史，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个世界是可知的，了解未来也是如此。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对未来20世纪的科学发展进行了预测，结果很出人意料。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当被问到20世纪末是否会出现收音机或实现短波通信，大多数科学家都说不可能。其中包括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比如青年时期的爱因斯坦。而科学家们预测的、到20世纪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250英里。而类似收音机的视频设备，据当时的预测在此后的一百年内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是最卓越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测。未来和现在存在着断裂，而我们只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对未来的3至4年进行线性预测，我们可以做的只有这么多。我曾经好奇地对科幻作家凡尔纳进行过研究，当我阅读有关世博会的报道文章以及科学家们的访谈时，我把它们和凡尔纳的观点作了对比，而结果表明，凡尔纳，一名文学作者、小说家，对未来的预测远比这些科学家们正确得多，他有更多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通过现在追溯历史、展望未来。我相信历史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向我们提供历史资料，而是让我们谈论现在，如果不能用现在的言语表达现在，我们可以诉诸历史的语言，而如果无法用现在的语言描绘未来，我们可以用未来的语言描述现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建构是现在的一个维度。它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现在的故事，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我们可以决定，而什么不可以。这是人类想像的力量，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三星或是LG打入印度市场可能是某种意外，而即使是在韩国国内，韩国企业也没有像在印度这样、在市场份额上领先日本。在韩国国内，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极强，而只有在印度，日本才落后于韩国。这可能是违背经济学规律、违背商业管理分析师的预测、违背政策制定者的意图的。人类的事物总是不可预测的，这是我们生存的方式。

陈光兴：我们刚才听到南迪先生一直在用几个很关键的词，举例来说，他用了一个词叫“community-based society”。其实这个community在我们中文界里都不知道该怎么适译，有时翻成“社群”，有时翻成“共同体”……可是这是他的关键词，他一直在讲，所谓的community，其中介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想通过问他问题来帮大家理解在印度的思想界里存在很久的一条线，被称为“Narcotic”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放在国家之外，它指向的是人们活在不同的community里——这个community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可以从小小的居住社区到一个大的族群，到一个宗教信仰的团体这些大概都可以划到这里面去——可是它代表的是某一种存在的、有历史文化的空间。所以他们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指涉了跟我们的思维和想像中不太一样的想像。这种被某些人称为“民粹”的传统——这个“民粹”又不是台湾讲的那种“民粹”——反而是一种民间自主的机制，民众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我想是否可以先请南迪先生向我们讲一下他对这一部分的理解，因为如果少了这一块的话，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他思考问题的基本模态。例如他在批评国家时有一块另外的想像的根据地，它会坐落在那些空间里面，所以看起来好像未被国家体制绑架，而是有自主的空间存在。这不仅是思想，而且确实是在印度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不管是否被划到“现代性”之外的一种东西。

阿希斯·南迪：我想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人们都是从属于不同社群的个体，在全中国都是这样，不同的场合会牵引出不同的身份和归属。例如你的职业会赋予你某个社群，你的宗教又会给你另外一个社群，而如果你从属于种姓制度，你会有第三个社群；语言也会赋予你另外一个社群。而随着工业社会的逐渐兴起，这些社群被认为是个体的拖累或负担，个体性由于对社群需求的满足而没有被充分表达。

因此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是作为公共生活中的个体的新权力、身份界定的新标准。将公民权利置于社群之上起初显得犹豫、迟疑，后来就变得信心十足、无一例外。如今，在很多社会中，社群根本不享有任何法律地位也不被接受。例如在法国，只有公民个人的权力才会被承认。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预设的前提是生活的相关维度只应该是“我”，最多包括配偶和年幼的孩子。而即使是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在一定的年龄之后也会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会成为一种生活的打扰。我发现美国家庭的状况是，如果哥哥搬到了弟弟所生活的城市，他们是不会经常在一起的，彼此见面、吃饭要经过事前预约才行。这似乎是传统。如果一星期内两个人见了两次，人们会认为这两兄弟的关系一定异常亲密，居然这么短时间就见了两次。我见过在美国生活的印度年轻人和东南亚人，他们或是移民或是留学生，如果他们和父母一起居住，就会受到朋友们的嘲笑。他们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因为没有人超过16岁或18岁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是不正常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认为这种个人主义是十分原子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孤独的。在瑞典，在公寓厕所安装电子报警装置已经逐渐成为惯例，如果厕所24小时没有冲水，管理员便会来到门口进行警告提醒，而如果无人应答，管理员就会破门而入。因为很多时候单独居住的人们会独自死去，直到尸体腐烂、发出臭味才会被发现。即使是居住在同一所公寓中，你和邻居也互不相识。在美国，一位老太太的尸体最后被自己养的猫吃掉了，因为她发病时处于昏迷状态，无法打开门或打电话求救，而她的猫很饿，所以她实际上是被这只猫杀死的。这是孤独的代价，而如果想不去心理诊所就治愈孤独，就只能去商店购物。消费主义是治愈孤独的万灵药。如果你不去购物，你还可以去旅游，这种情况下个体只有大概两三种选择，要么去投票，要么去旅游，或是去消费。

而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我这样说并非出于一种优越心态，不意味着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我是想提醒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警告和敏感很久以前在西方就已经有了。《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写于1960年代，《自恋社会》（The Narcissistic Soceity）写于1980年代。而我们现在的忧虑是不同的，在中国、印度或是日本都是不同的。当然日本的情况有些特殊，其社群并没有瓦解，存在着某种调和机制。我的意思是我们正朝着西方的发展道路迈进，但是我们并没有西方人那样有准备。我们处在十分庞大、多样化的社会，大批社群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原因而迁徙瓦解，而在过去6年间，印度有超过6 000万的拆迁移民。而这个数字在印度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它是由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政府对于该数字的发布十分不满，不承认其真实性，但又不公布官方数字。这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而我们对此也负有责任。

陈光兴：我们在学校里教书，现在常常遇见一些交换的学生。据我的经验，有一次，一位读本科的美国学生跑到学校里来，想约一个女同学出去，结果当这位女同学出来的时候他很惊讶：她带了另外三个女同学，要一起去。那个美国学生说，我约你一个人，你怎么带了其他人一起来。我估计南迪讲的大概跟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类似，也就是说，他试图跟我们说，我们存在的这个社会所构成的方式跟别人的是不太一样的，他讲现代性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同样的问题，大家在往这个方向走。举例来说，个人主义是现代性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想要把社会往这个方向去推，可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不是个人主义，相对的就是集体主义，可是事实上，真实的状况是，既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我刚才举的例子，三个同学一起去，我们的语汇里面反而没有这个讲法，台湾有这种讲法叫做“抱团”。其实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意识形态上面，要有集体主义的前提是在个人主义的前提之下，变成以个人为单位形成集体。所以，我们的社会为了往前推进，一直要把人训练成个人主义式的，但好像不完全成功，在松动的过程里面，在思考现代性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更清楚地讨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