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性汉语教材的概念内涵与特性

▲刘光洁

作者简介：刘光洁，重庆大学国际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训诂小学、对外汉语教学。本论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240005202008）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对“国别性”及“国别化”“国别型”“本土化”“本土性”等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认为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命名定称的立场、视角与侧重，不当混用。所谓国别性汉语教材，是指针对汉语作为外语的某一国家汉语教材使用者而编写，由于国家自身状况的差别和汉语教材使用者状况的差别而在教材的编写与使用中呈现出鲜明区别性特征的汉语教材，这种区别性在教材的编写中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国别性汉语教材首先所当考虑的就是它的目标受众在国家层面所具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这便是国别性汉语教材的根本特性所在。

【关键词】国别性；教材；概念；特性

2015年5月，“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在重庆举行，而这已是自2009年12月国内第一个以“汉语国别化教材”为专题进行探讨的国际研讨会连续举办的第四届。笔者在中国知网（本地）中以“国别化”并且包含“汉语教材”为主题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结果截至2014年，共出现127篇文章，其中2010年以来的文章数为106篇，占检索结果文章总数的83.5%，而最早一篇为2006年甘瑞瑗发表于香港“第五届中文电化教学国际研讨会”上的会议论文《“国别化”的汉语教材编撰的几点思考:以韩国为例》。与此同时，自2010年以来，在《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等多种期刊当中也出现了以“国别化汉语教材”或“本土化汉语教材”为专题的系列成组文章。可见，近五年来，汉语教材“国别化”的问题渐成学界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作为一个焦点进入学术视野大概是在十年以前。

国别性汉语教材研究热点的兴起与近年来我国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形势是一致的，正是随着全球汉语热的升温，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出现了快速增长，学习者变得越来越多元，从而激发了对于国别性汉语教材的需求，进而使得国内出现了国别性汉语教材研究的热潮。可以说，国别性汉语教材的编写是海外汉语教学实际对学界提出的现实问题，因而是十分必要的。不过，诚如吴应辉所言，虽然国别性汉语教材研究已经成为了热点，但是关于国别性教材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却很少涉及。［1］有关国别性汉语教材相关概念、概念内涵及其根本特性等的研究，无疑是最为基本的深层理论问题，是对国别性汉语教材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基础，只有明确了“国别化”汉语教材的具体内涵和根本特性，才不至于“使‘国别化’流于形式和口号”。［2］

一、“国别化”“国别型”“国别性”“本土化”等相关概念的梳理

经验表明，大量同名异实、同实异名等现象的存在往往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混乱，没有经过明确界定与系统梳理的名称、概念的广泛使用也会使得原本科学、严谨的学术表达丧失其准确性和规范性，可见对于概念、名称的界定与梳理至关重要。

当前在国际汉语教材界，关于“国别化”汉语教材出现了多种约略相当的不同叫法，主要有“国别型”“国别性”“本土化”“本土性”四种。从这几个名称的构词法来看，都是词根加词缀的附加式合成词，其中两个不同的词根分别为“国别”和“本土”，三个不同的词缀分别是“化”“型”和“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个由语法化而来的不同词缀的意义。“化”在古文字中的字形是一正一反的两个人形，以正反人形来会变化、转化之意，属于会意字，主要为动词性。现代汉语中“化”作为弱虚化为词缀使用时仍然带有变化、转化的语义特征，因此“化”这一词缀的词性往往被界定为动词性，而“词根+化”构成的合成词的意义常表示事物或状态向“词根”所规定的方向变化、转化。所以，凡言“化”者都有一种使对立面逐渐变化、转化为自己的意思，如全球化、一体化、私有化、规范化、语法化等，因而具有了一种扩张、吞噬、占领的意味，通过转化对方、消除异己而使自身成为一种强势和趋势，因此带有了轻微的沙文主义色彩。于是，部分学者担心像“国别化”“本土化”等这种类法会影响国际汉语教材所应具有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型”在古代是模型的意思，用同一模型制作出来的事物具有相同的样式和特征，这些事物可以归为一类，由此慢慢引申出类型的意思，为名词。作为类词缀，由“词根+型”构成的合成词表示以“词根”为特征、样式的一种类型，主要强调某一事物类别的归属，如开拓型、复合型、阳光型、特大型等。在国际汉语教材研究领域，李泉先生根据教材适用范围和所用诠释语言的不同，将汉语教材分为通用型、区域型、语别型和国别型四类，其中的“国别型”就是对“专为某国汉语学习者编写的教材”［3］的归类。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有关“性”的阐释在中国传统经学与现代哲学当中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莫衷一是，而作为一个词缀，“性”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当中也是一个热点。“性”字最初的含义可以解释为天性、本性，词义扩大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或外在的性质、特点，经过相对复杂的语法化过程，作为词缀的“性”可以被视为一个区别词、名词或形容词，虽然已经高度虚化但其语义仍表示具有“词根”的性质、性能或表现，如关键性、能产性、地区性、国营性、物质性、文学性等。在“国别性汉语教材”中，“国别性”正如地区性、国营性一样，是一个区别词，强烈地显示着此类教材区别于其他汉语教材的属性和特征。

显然，分别以“化”“型”和“性”为词缀而命名定称构成的不同名称，具有各不相同的意义特征或者说意义内涵：“词缀+化”揭示了事物发展、演变的趋势和倾向，“词根+型”强调事物类别的各自归属，而“词根+性”更着重强调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属性和特征。

考察完虚化的词缀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对词汇意义起更重要作用的词根。《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别”的解释是“＜名词＞指所属的国家”，对“本土”的解释是“＜名词＞①乡土；原来的生长地；②指一个国家固有的领土；③指殖民国家本国的领土（对所掠夺的殖民地而言）”。［4］具体到“国别化/型/性”汉语教材而言，此处的“国别”并不是指一个人所属的国家，而是指教材所面对或所针对的国家，“本土化/性”汉语教材中的“本土”则是指教材的实际使用国家或地区。

实际上，教材所面对或针对的国家也正是教材的实际使用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别化/型/性”与“本土化/性”中的“国”与“土”虽然都可以指“国家”，但是它们论说的立场或者说它们命名定称的视角却是不同的，“国别”中的“国”是相对于教材的编写者来说的，不一定是编写者自身长期生活或土生土长的国家，而且就目前汉语教材的编写实际状况来看，大多数“国别性”汉语教材中的“国”对于编写者来说应该属于“外国”。与此相反，“本土”中的“土”则是相对于教材的实际使用者（受众）来说的，它往往是指使用者所长期生活的、土生土长的国家或地区，是汉语学习者自己的祖国、家乡或长久居住地。

此外，尽管“国别”中的“国”与“本土”中的“土”都属于一个地理概念，但它们可以指称的地域范围却不同，“国别”以“国”为界限确定其所指称的范围，不能超出一国的范围，而“本土”则不限于“国”，可以指比国家大的地区，如欧洲本土性教材，也可以指比国家小的区域，如美国加州本土化教材。

所以，“国别”与“本土”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之上对教材进行考察、分析与分类、定称的结果，它们既不等同也不能相互替代，各有各的内涵与侧重。“国别”强调编写者在编写教材时目标受众的确定性，“本土”则强调教材编写中的一种土生土长性。国别性汉语教材往往作为一种输入型、外来型的汉语教材而进入汉语学习者所在国，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已对输入国的情况进行了自觉有效地调整与适应，与其相对应的同类相关概念主要有通用性、区域性等，可以看出这一系列是以对受众的定位或适用的范围为标准而进行的命名区分。本土性汉语教材是一种来自汉语学习者本土内部的自主融合与选择创造，体现了在教材编写中本土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它的实现手段常常是本土学者自主研发汉语教材，与“本土”相对的概念为“外来”，这一组概念的划分主要以教材生产、制作与内容、形式的本地性比重为标准而进行的命名区分。

需要指出的是，国别性汉语教材与本土性汉语教材实际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仅国别性、本土性自身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而且国别性与本土性之间也是相对的，它们可以进行转化。例如，如果一种外来教材的编写在某一方面呈现出很强的本土性则可以称为本土性教材，这种本土性可以体现在编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教材的内容主要以本地为导向，或者教材的形式符合当地的特色等；如果一种国别性汉语教材的土生土长性足够强，那么就可以称为一种本土性教材。

目前虽然还未出现本土型汉语教材、外来型汉语教材或输出型汉语教材、输入型汉语教材的叫法，但相信随着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和汉语教材研发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当出现大批以本土性为根本特质的汉语教材同时汉语学习者本国自身的教材研发达到一定水平之时，就会出现类似的命名与分类方法。

二、国别性汉语教材的具体内涵与根本特性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既不是从汉语教材的发展趋势和倾向着眼，也不是对汉语教材进行归类或探讨归类的标准，而是对近来兴起的一类具有国别性这一鲜明特征的汉语教材进行考察、分析，因此本文所研究、论述的对象是国别性汉语教材。那么，国别性汉语教材的具体内涵和根本特性究竟是什么呢？这也就是要解决此“国”所“别”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此种“国别”反应在教材当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并通过国别性汉语教材与普适性汉语教材的对比研究来探寻答案。

作为2009年首届“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的发起者之一，郑通涛认为：“‘国别化’汉语教材即指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经验、文化、历史、观点、种族与宗教特点进行汉语教材编写，在教材中体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教育制度与规范等社会、文化特征。其内涵可分成‘因地制宜’与‘因材施教’两大部分。”［5］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主任周小兵将教材本土化内涵表述为：“教材要考虑、反映学习者所在国情况（如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思维模式、母语特点等），要依据学习特点、难点设计教学点与顺序、教学方式、练习等，以改善效果，减少冲突，适合外语在当地的教和学。”同时指出本土化应当涉及话题、文化和语言要素等，并且认为“本土性更好，含义是：在教材中注意目标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跟学生母语国家社会文化的适当融合，参照母语特点和学习难点来教目标语，而不是只讲当地社会文化。”［6］卢伟也对国别化教材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所谓的国别化教材，就是针对教学对象所在国家的语言、社会、文化等背景及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心理特征而编写出的实用性教材。国别化差异影响语言教学项目的选择和安排、语言教学过程的设计、语言教学方式的使用等。”［7］

上面所引对几个相关概念的论述，虽然所用的概念名称不同，但其实际所指却是相同的，都是指教材的编写者在编写教材时应根据目标受众所在国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实现教材的编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别性汉语教材。郑通涛对“国别化”汉语教材内涵的揭示，强调了所编教材应对目标受众所在国的社会、文化层面进行调整、适应，体现其特征。周小兵对“本土化”及“本土性”教材的论述除同样强调对目标受众本国的社会文化注意以外，还增加了对学习者母语特点和学习难点的关注，并强调教材应适合外语在当地的教和学两方面，这就将教师作为教材的另一使用群体纳入了考察范围。卢伟认为“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具体应针对两个层面，一为教学对象所在国的语言、社会、文化，二为学习者自身的认知方式、心理特征，而有关国别性在教材中的具体表现，他列举了三个方面，即“语言教学项目的选择和安排、语言教学过程的设计、语言教学方式的使用”。

想要揭示教材“国别性”的内涵，关键在于考察“别”的具体所指。“别”即差别、不同的意思，所谓“性别”就是性的差别，“语别”就是语言的差别，因差别、不同故而能相互区别，所以男跟女因差别而相互区别，英语、法语、德语也因差别而相互区别。因此，“国别”也就是国家的差别或不同，不同国家因差别、不同而相互区别，“国别性”也就是因国家的差别、不同所带来的特性，那么这种国家的差别与不同究竟是指什么呢？

相对于汉语教材的编写来说，我们认为这种国家的差别与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为不同国家自身状况的差别，这种差别相比较的对象往往指中国，具体包括社会、文化、教育和语言等方面的不同，而如教育状况又可以再细分为教育制度、教学环境等方面，语言状况又可以再细分为母语背景和语言政策等；二为不同国家汉语教材使用者状况的差别，具体包括汉语老师“教”的不同和汉语学习者“学”的不同，诸如老师使用教材的习惯，学习者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二语习得习惯等都会造成“教”与“学”的不同。无论是国家自身状况还是教材使用者的状况都必须与教材的编写与使用具有密切相关性，如国土面积虽然属于国家自身状况，但其与汉语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未必有关系，所以国土面积不一定会纳入到这种对教材编写有较大影响的差别中来，而这种密切相关性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所以“国别性”的“别”也具有相对性。

因此，我们所说的国别性汉语教材就是指针对汉语作为外语的某一国家汉语教材使用者而编写，由于国家自身状况的差别和汉语教材使用者状况的差别而在教材的编写与使用中呈现出鲜明区别性特征的汉语教材。这种区别性在教材的编写中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也就是内容的选定与形式的呈现都应符合教材使用者所在国的国情和使用者自身的教学实际，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使教材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

普适性汉语教材是与国别性汉语教材相对的一类教材，也称为通用性汉语教材，对于受众而言它具有普遍适用性，强调了教材使用的广度。普适性汉语教材以所有汉语学习者为其潜在的受众群体，不做受众的细化分析，尽可能满足所有地区不同层次的汉语学习者的需求，追求适用受众数量的最大化。

相对于普适性汉语教材来说，国别性汉语教材具有特定适用性，也就是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国别性汉语教材以受众的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进行受众定位和分析，专门以国为界确定其潜在的目标受众，强调受众的精细化，因为受众是明确具体的，所以追求教材的适用性、有效性。由于某一国家中的目标受众长期生活在相同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社会共同体中，面对相同的教育体制和教学环境，所以他们往往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和语言背景，呈现出相同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思维习惯、表达习惯、接受习惯和文化观念以及相似的汉语作为外语的语言习得规律，所以，以国为界对受众进行深入分析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编写的汉语教材才会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这也是国别性汉语教材编写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因此，国别性汉语教材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它的目标受众在国家层面所具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这便是国别性汉语教材的根本特性所在。

参考文献：

［1］吴应辉.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本土化”与“普适性”教材的理论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13（3）：117-125.

［2］［3］李泉，宫雪.通用型、区域型、语别型、国别型——谈国际汉语教材的多元化［J］.汉语学习，2015（1）：76-84.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94，62.

［5］郑通涛.对外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的启示［J］.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2010 （1）：11-13.

［6］周小兵.汉语教材需要本土化吗［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1）：10-11.

［7］卢伟.关于对外汉语教材研发的几个问题的思考［J］.海外华文教育，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