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职业教育生源问题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综观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目前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并不多，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生源”问题的研究更少，大多数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理论性论文或著作之中，缺乏系统的分析。相关研究基本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生源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研究

生源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关于生源对中等职业教育重要性的研究，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搜索，最早见诸李晓颖的《突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探析》（李晓颖，2001），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普高热”的再度升温，极大地影响了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使中等职业教育处于招生“瓶颈”状态。指出生源逐年减少，使得中等职业学校在招生过程中，不得不降低门槛，而招生门槛的降低，又会使生源素质不断下降，进而加大在校学生管理的难度，以及毕业生就业难度。在校学生管理难度加大、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将会反过来影响学校的社会形象，影响用人单位对中等职业学生的看法，从而导致社会歧视的产生。在社会歧视环境中，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资金筹措难、人才引进难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中等职业学校生源问题，是解决中等职业学校一切问题、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王本忠在《透过市场看发展——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中，针对教育发展驶入快车道的时代，中等职业教育却面临由盛而衰、举步维艰的困境，分析了中等职业学校招生难与就业难之间的关联机制，认为就业难是招生难的结果，也是招生难的根源所在，招生难和就业难共同制约着中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成为中等职业学校退出市场的导火线。

卫宏针对教育部在《中国教育报》刊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发展问题不可小视》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认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危机——生源危机，认为对于普遍存在生源危机的中等职业学校而言，寻找发展的生源基础，是中等职业学校维持其生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认为解决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问题，不仅有利于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教育资源的浪费问题、提高劳动者素质，还有利于预防外来人口犯罪、稳定社会治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卫宏，2003）。

傅建东在《投资回报视角下的中等职业生源调控路径》（傅建东，2005）中指出，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困境，不仅仅是学校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更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障碍。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大批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劳动者，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困境的存在，使得中等职业学校无法为社会输送足够多的、满足市场需要的合格劳动者。傅建东的分析，将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问题由学校发展层面上升到社会发展层面，是对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问题认识的突破。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姜大源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教育结构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现时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技能型人才，不能因为初中毕业生数量减少了，为填补高中生源缺口而牺牲中等职业教育（姜大源，2011）。

李莠薇在《降低中等职业学生流失率的对策研究》（李莠薇， 2012）中，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学生流失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认为大量学生流失，是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是中等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学生流失的影响不在于流失了学生本身，更会对尚未流失的在读学生产生极大的心理影响，可能使其他在校生模仿，使学生流失成为更普遍性的问题。而大量的学生流失还会在社会造成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歧视，使职业教育处于更为不利的发展环境。

综上所述，生源是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基础，是中等职业学校存在的生命线，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根本性影响。生源困境是中等职业学校一切困境和危机的根源，也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源。解决生源困境问题，不仅是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中等职业学校普遍存在生源困境问题，这是公认的事实。对中等职业教育生源现状的研究，理论界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个别访谈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对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办公室在组织20多位博士，对北京、重庆、山东、广东、河南、安徽等32所职业院校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职业教育仍然“长大未成人”》（《中国青年报》，2007－06－12），认为生源困境是几乎所有中等职业院校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一些中等职业院校的管理者坦言，学校发展的最大压力来源于生源压力。杨良才在面向部分初中学生、中等职业院校学生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的变化趋势、录取分数线的变化趋势、学生就读意愿变化趋势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实证分析了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困境现状，等等。综观理论界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生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源困境的成因及应对生源困境的对策领域，主要从四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一）从经济学的视角对生源困境的研究

教育是一项投资，应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就是人们“不选择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因此，分析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问题，首先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分析：（1）陈胜祥是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生源困境问题的典型代表，其《中等职业生源相对减少的经济学分析》就是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在比较分析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们教育选择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值，得出：在收益方面，普通高中学生在升学机会、就业机会、预期收入、发展空间等各种方面，都优于中等职业学生。而普通高中的成本则低于中等职业教育成本。接受普通高中教育，也就成为“理性经济人”的最优选择。他认为，国家财政支持减免学费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人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费用支出。但是，人们选择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要承担显性成本，包括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显性支出，还包括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如因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所消耗的青春、所放弃的就业机会。此外，受教育者还承担了一定的心理成本，如难以实现“学而优则仕”以及“跳农门”的目标。事实上，中等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心理成本，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更主要的诱因。并从明确限定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加强财政支持力度、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强化媒介宣传、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解决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对策措施（陈胜祥，2005）。（2）傅建东总结了中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特征，即：投资高、回报低、风险大，这是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问题将不可避免。提出中等职业生源调控路径，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自由竞争的同时，加强政府引导和调控，以避免教育投资的盲目性和结构的不合理性，从而杜绝教育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傅建东，2005）。（3）毛民海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主要是投资回报率不高，关键是中等职业教育就业难。认为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而就业是民生之本。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以就业促招生、以招生促发展”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使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者得到真正的实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难”问题（毛民海，2010）。（4）邹欣欣认为，就业前景不容乐观，不能使家长和学生满意，是影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的重要因素。认为中等职业教育不能面向市场，与社会需求脱节，学校就业指导不到位，中等职业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困难，即使找到工作，所从事的职业也大多与专业无关。学生及其家长无法因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受益。因此，在优化专业设置的基础上，拓宽中等职业学生的就业渠道，使学生学有所用，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并加强对毕业学生的就业指导，以提高其就业竞争力，是化解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困境”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邹欣欣，2012）。综观已有研究观点，尽管与其它职业教育相比，中等职业教育学费偏低，但考虑到各种杂费以及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心理成本，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是相对高昂的。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升学机会却相当有限。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投资回报率低，则是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产生的经济根源所在。

（二）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生源困境的研究

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问题，不仅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同时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社会成员对中等职业教育产生偏见甚至歧视的结果。（1）梁建梅认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歧视”，导致了生源危机形成的多方面原因，如：高校的扩招使很多学生及其家长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纷纷涌入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成为差等生的无奈选择；受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多数农民送子女读书，是希望子女脱离农村，过上幸福的城市生活，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难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解决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问题，关键是要加强舆论宣传，扩大学校知名度，改变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错误认识和偏见。并拓宽中等职业学生的就业渠道，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2）朱孝平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他们处于较低的年龄段。家长在他们的行为选择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对教育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并形成了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三对矛盾：首先是中等职业定位过低与家长定位提高的矛盾，选择中等职业教育难以实现让子女获得体面工作的梦想。其次是分流过早与就业期待延迟的矛盾。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家长不需要、不希望子女过早地确定职业领域，过早地进入职场。再次是职业教育普及与社会偏见加深的矛盾，尽管职业教育越来越普及，但仍有不少家长认为让其子女过早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是“不光彩”或“无能”的表现，而对中等职业教育持排斥态度（朱孝平，2007）。（3）方娇认为，尽管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传统的“官本位”、“读书入仕”、“重学轻术”观念影响深远。加上人才评价机制不健全，社会上存在对中等职业学生的偏见（甚至是歧视），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而接受高等教育，则是个人首选的求学去向。而职业学校，都是家长怕孩子失学后游离于社会而不得已的选择（方娇， 2011）。综上所述，从社会学角度考虑，鄙薄职业教育的社会心理、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毕业后仍然不能摆脱贫苦的劳工阶层），以及传统的“重学历、轻能力”的人才观，影响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农民送子女上学，期待能“跳农门”，中等职业教育不能解决问题，也就难以调动农民参与中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三）从政策学的视角对生源困境的研究

政府政策对教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更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关于政府政策影响中等职业教育生源问题的研究，主要的成果包括：（1）何文明针对生源高峰期过后，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充足的现状，提出不能因为普通高中可以全部容纳现有初中毕业生升学，就允许初中毕业生全部进入普通高中。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形成了巨大的高技能人才、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缺口。为确保教育事业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确保初中毕业学生合理分流，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比例分配适当，以满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何文明，2007）。（2）朱孝平认为，引导中的市场化过快、干预中的强制过多、调控中的监管力度过小，是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失误的突出表现。过快的市场化，导致了招生大战白热化；政府部门在解决市场化过快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时，采取简单的过度强制措施，如允许中等职业学校春季招生、常年招生，加大了学校管理难度，并对学校声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过度竞争时，政府又缺乏必要的干预，导致了劣币驱良币现象的蔓延，导致生源困境始终困扰着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在规范市场竞争、保证资金投入、强化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朱孝平，2007）。（3）王建奎等认为，部门和地方保护行为，是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恶性竞争的根源，而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没有得到严格贯彻、落实，致使就业市场无序竞争，用人单位大量招用未接受专业培训、不具备职业资格的低素质人员，造成读不读书一个样，也是影响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重要政策原因。因此，统筹中等职业教育管理，杜绝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的恶性竞争，加大对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监察力度，规范用人秩序，也就成为缓解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必然选择（王建奎、杨宏威，2009）。（4）方娇认为，在职业教育活动的法律规范方面，尽管已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总体来讲，现有法律法规存在数量少、位阶低、效力不高等问题，中等职业教育的行政管理也不够规范，相关的政策措施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相关监督机制不完善，是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构建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社会监督于一体的职业教育监督系统，构建有法可依、依法治教、违法必究的法律体系，也就成为化解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的重要手段（方娇， 2011）。（5）阳耀芳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调整就业分配政策后，中等职业毕业生就业从国家分配为主转变为市场与学生双向选择为主，就业政策的调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与大学毕业生竞争有限就业岗位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众多中等职业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这一招生政策，实际上限制了中等职业毕业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中等职业教育的终结性成为多数学子的遗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等缓解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对策和建议（阳耀芳、夏春波，2011）。综上所述，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就业准入政策、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问题产生影响。

（四）从中等职业学校视角对生源困境的研究

学校是中等职业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决定中等职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决定了中等职业教育“生源”的好坏。（1）李晓颖从中等职业教育角度，总结了导致生源困境的五大成因：一是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二是教学内容陈旧，课程、教材体系僵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三是中等职业教育管理者的规划意识、发展意识、法制意识和管理能力滞后，影响了基础教育、素质教育的改革和实施；四是师资队伍建设滞后，与高等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的师资队伍相比，多数教师学历偏低，尤其是实践能力欠缺；五是职业教育资源流失严重。并从改革办学理念、提高师资队伍素质、改革教育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解决生源困境的策略（李晓颖，2001）。（2）何文明认为，在高中阶段教育生源减少的趋势下，中等职业教育要想摆脱生源困境问题，规模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实现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战略转型，提高职业教育的品质和社会认可度，将成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和关键，而内练素质、外树形象则是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内涵式发展，中等职业学校要着力打造品牌，提高教育质量，主要是加强专业建设、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率（何文明，2007）。（3）朱孝平认为，职业学校过大、专业设置过全、教学普教化成为当前中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共同趋势。一些学校热衷于“申重”，规模越办越大，而忽视了办学的质量和学校的管理；一些学校热衷于增设专业，而忽视了专业建设，忽视了特色专业的培育；一些学校存在严重的普教化倾向，教学内容强调文化知识传授、毕业生追求升学率等，都是普教化倾向的表现。正是职业院校办学目标不明确、办学特色不突出，影响了职业院校的招生。因此，解决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问题，关键要突出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化、职业化”特色，实现与职业市场的接轨，在特色化发展中获得社会的认可（朱孝平， 2007）。（4）吴楠认为，在招生竞争白热化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把过多的资源投入了招生竞争之中，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招生广告之上，到处设置招生代表，不仅破坏了学校形象，还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投入；为了完成招生任务，学校上下（包括教职工和行政人员）疲于招生，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培训和进修，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学校间因争抢生源而相互竞争、互相诋毁，不仅影响校际交流和合作，还在社会上，在学生、家长心目中形成对学校的不良印象，进一步加剧了招生的难度，造成恶性循环。他提出了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宣传行为、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行为、突出办学特色，以化解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困境”（吴楠，2009）。（5）李芳认为，中等职业代理招生模式是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难度大、学校在职人员不堪重负而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招生模式增加了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成本，同时，由于招生代理选拔、培训随意性大，代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扰乱了招生市场秩序、破坏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形象，因而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认为加强对招生代理的监督管理、规范招生市场秩序、完善招生代理的选拔培训机制、提高招生代理的综合素质，是化解招生困境、实现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总之，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相对滞后，师资力量不足、办学特色不突出、教学效果不理想，是影响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影响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产生中等职业生源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改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中等职业学校的就业竞争力，也就成为化解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内在要求。

综观理论界的相关文献，从研究形式来看，存在研究内容重复、研究视角散乱、研究方法偏重理论总结、缺乏实践调查等问题；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从中等职业学校自身出发研究生源困境问题，虽然也涉及农民、政府等不同主体，但并没有明确地将农民在选择中等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投票权”放在首要位置，也就难以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问题寻找到有效出路。课题组认为，农民的教育选择，说到底是一个经济决策问题。在是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决策中，农民具有最终“投票权”。作为理性经济人，投资回报率是影响农民决策的决定因素，只有当“预期投资回报”可观时，农民才会选择和接受这种教育。因此，解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问题，要立足农民利益，降低农民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提高预期收益。本课题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站在农民利益立场上，探讨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持续、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在非农产业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我国仍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在当前和将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需要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在二、三产业就业。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产业进入非农产业，需要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顺利完成这一劳动力转移过程。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是帮助农民获得相应知识、技能，顺利完成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也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缓解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机遇。如何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的作用，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化解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等职业生源机遇的相关研究

关于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等职业生源机遇的研究，主要成果包括：（1）为深入了解农民工的培训的需求状况，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04年在北京、浙江两地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大多认识到了提升劳动技能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性，并具有比较强烈的职业培训需求；但是，农民工培训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缺乏稳定的合约关系，降低了企业对农民工的培训投资意愿。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主要停留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对法律知识、生活常识、权益保护方面的培训需求观念相对淡薄。（2）2005年，国家教育部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促进农村进城劳动力的转移培训”研究项目，调研结果表明：转移培训效果显著，培训对象个人回报率较高；转移培训的成果得到社会认可，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并获得相应的证书己成为企业招聘录用人员的重要条件，且对就业和薪酬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转移培训潜在需求与现实需求旺盛，培训机构普遍希望扩大培训规模；学校与培训机构机制灵活，积极扩大培训对象的范围，主动向企业了解用人信息，寻求合作。但同时还存在转移培训经费个人承担比例过大、政府资助比例过小、转移培训信息提供与就业安置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培训条件普遍较差、质量与针对性有待提高等困难与问题。（3）杨金凤（2005）、黄祖辉（2006）等的调查表明，受过职业培训（或农技培训）、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力，与没有接受职业培训的劳动力相比，在工资和收入水平方面有显著性差异。上述研究表明，教育培训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劳动力收入等有着显著的作用。同时，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培训，在给中等职业学校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在农村脱贫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而农民投资能力又相对有限，客观上要求政府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同时，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目标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性，也为职业院校在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的过程中，争取必要的财政支持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劳动力转移培训与政府作用的相关研究

关于政府在劳动力转移培训中作用的发挥，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1）曾福生、范仲文、王政等在总结、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认为在“后人口红利”时期，我国已经由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时有发生。因此，要从政策层面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强化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养，这既是体现教育机会公平的内在要求，更是保持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举措。因此，政府必须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发挥主导作用（曾福生，2006；范仲文，2006；王政，2007）。（2）张昭文认为，目前党中央虽然已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升到了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许多创新性探索，但从总体来判断，这种政策支持的力度还有待提高。张昭文认为，构建良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氛围，首先要解决资金筹措问题，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主要是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动员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多渠道筹措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金（张昭文，2004）。（3）胡宝娣针对当前劳动力转移培训认识不到位、管理体制混乱、基础条件及培训质量差等问题，提出通过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投融资体制、教育制度创新等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关键要发挥中等职业学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作用（胡宝娣，2004）。（4）徐薇、张鸣鸣等认为，探索构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包括转移就业培训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梯次培训机制、政策支持机制和就业保障机制等，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提出建立农民教育培训专项基金、打造优势品牌，以构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动力机制”；降低农村劳动力培训和技能鉴定成本、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以构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激励机制；通过适当增加农村职业中学的数量、加大农村职业中学的投入，以构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可持续发展机制；通过坚持以短训为主、长短结合的培训方式，以构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梯次培训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信贷支持政策，以构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支持机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以构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就业保障机制”（徐薇、张鸣鸣，2006）。（5）张启富认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实质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大规模培训农村劳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然而，农村劳动力自身或是尚无投资意识，或是有投资意愿但成本承担能力有限，企业虽有足够的成本承担能力，但不理想的市场环境又严重影响其投资意愿。对此，政府应采取有效举措，并辅以适当的政府资助，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的有效运转。而支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则是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启富，2006）。（6）姜长云认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应该科学、合理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整合政府部门、企业、个人，以及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在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作用，发挥其互补效应。政府应重点支持公益性强、受益面广、能帮助多数企业（或中介机构）降低农民工培训成本和风险等特征的培训项目。而中等职业学校则是政府公益培训的主要实施者。除此之外，应该交由企业和中介机构进行培训（姜长云，2006）。综观理论界的相关研究，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培训投资收益是决定个人和企业投资培训意愿的关键。因此，要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对于那些投资回报率高、投资风险低的项目，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按市场化原则运作。但是，市场机制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固有缺陷，要求政府力量的介入。政府要针对当前劳动力数量庞大、整体素质低下、技能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低下的现状，利用职业院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平台，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目标的实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的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加快，各地在坚持服务农村、创新办学机制、挖掘教育资源上，创造性地探索出一系列适合当地经济发展和办学实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理论界也对这些培训模式进行了总结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1）张昭文总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七种模式：一是职业学校举办中等学历教育，为二、三产业培养新增劳动力；二是职业学校按劳动力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和培训项目，实施订单培训；三是短训与长班结合的转移前、转移后培训；四是利用城市职业教育资源对进城农民工开展文化技术培训；五是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开展面向进城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城市文明生活培训；六是行业（企业）利用自有培训资源开展农民工培训；七是职业学校形式多样、学制灵活的职业教训（张昭文，2004）。（2）林慧总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八种模式，即学制灵活的联合培训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订单培训模式、长短班结合的职前职后培训模式、利用城区（社区）教育资源开展培训的模式、短期适应性培训与技术等级培训相结合的模式、集中培训与就地培训相结合的模式、滚动式培训与班级式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培训与鉴定相结合的模式（林慧，2006）。（3）李湘萍认为，职业培训在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受经济和制度分割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难以从培训的提供者（用工企业、培训机构）获得自身需要的、有支付能力的职业培训，结果导致职业培训“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并存。认为排除制度障碍、完善培训市场即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而引入非营利组织提供培训服务，则可以解决“有效供给不足”；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可以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在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中获得自身的发展（李湘萍，2006）。综观理论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的分析，尽管模式多种多样，但有几点是共同的：一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离不开政府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这是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公共属性所决定的；二是中等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主导者；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巨大需求，为中等职业教育拓宽生源渠道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尽管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有效的扶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仍然不够完善，不仅市场机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有限。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体制，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是未来农村劳动力培训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排除制度障碍、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有效需求不足”，引入非营利组织提供培训服务，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有效供给不足，将会为职业学校（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带来丰富的生源，活跃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实现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