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教育思想的前驱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由一个闭锁的封建大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后,教育思想战线内逐渐兴起师法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新学思想。论其起源,应以龚自珍、魏源等的实学思想为嚆矢,而半殖民地半封建新学教育思想也是以龚自珍、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为前驱的。

清代自康熙中叶以后,文化封锁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结为一体。清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政策,隔绝了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使国人丧失了与外国横向比较的机会;对内则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实行思想高压政策。据统计,从康熙到乾隆朝时,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即达115起,许多知名学者遭杀戮之祸。到鸦片战争前,在士林至廷臣中,一听说“文字狱”即有临深履薄之感,以致文化思想领域异常空疏沉寂。当时流行的三大学派:程朱理学、考据学及词章学,均以避实就虚为特点。龚自珍为此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另一方面清承明制,大力推行科举取士,使士人将毕生精力尽投彀中。

清代各级学校如同具文,完全被纳入科举制的轨道中。上至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乃至书院,均成为八股文的训练所,为科举制的附庸。社会上流行“程墨”之类的时文选本,即选编、批注一些乡、会试取中的八股试卷作为范文,供投身于举业之士揣摩抄袭。“程墨”成为科考学子案头必备之书。程墨的风靡使士子的眼界仅局限于肤词诡说、蔓延支离、辗转抄袭的时文之中。嘉庆年间,虽然出现了个别崇尚经史词章、鄙薄举业的书院,但也只是以汉学、考据为事,对于当代实务,依然噤若寒蝉。

科举入仕成为教育的核心和教育的目的。清自开国以来即沿用明朝的科举考试,主要用朱熹作注的“四书”语句作为八股文的考题,用理学家诠解的“五经”作为策论的题目。统治者通过科举制,用功名利禄劝诱驱策知识分子,用程朱理学界定牢笼其思想,将种种异端消弭于无形之中。清科举制沿明成化年间形成的八股文考试取士的标准,撰写受一定程式、一定字数限制,其立意又必须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且文内只能“代圣人立言”,而不能自由发挥。而掌握这种机械的文字组合技巧,是颇费心力的。由于科举入仕与一生功名利禄相维系,故士人唯习八股套术,奉程朱理学为圭臬,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用乾隆时期权臣鄂尔泰所言:“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1]八股取士,使士子的人格结构、才能结构等趋于严格的规范化,且倾其一生作赌注,以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2]。他们从总角之年到耄耋之年在科举考场的炼狱中挣扎,脚不出书斋,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文章,形成了死钻故纸堆、皓首穷经而轻视社会实践的学风,对八股文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时值鸦片战争爆发,当西方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已面临累卵之危,绝大多数士子仍蝇营狗苟,在科场上偷生。《孽海花》尖锐地揭露了科举制对士子的麻醉:

惹得如今被那些世界魔王……看得眼红了,都想鲸贪蚕食起来。难道我们这种人是没有气的、应得叫人欺负的吗?不就是害在那班帝王,只顾一时的安稳,不顾万世的祸害,造出“科名”两字,把全国人民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凭着人欲杀欲割,一味的不痛不痒了。^[3]

八股取士造成了士林阶层知识结构的固化、陈旧,遮蔽了其知识视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渴望几乎被完全窒息,一种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气氛弥漫在清代士大夫官绅们中间。鸦片战争前夜,士人昏昏,朝野上下,缺乏经邦治国利济苍生的人才,正如龚自珍所指出的:“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4]

鸦片战争惨痛失败的奇耻大辱,惊醒了中国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有敏锐的危机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有救世济世、振兴国家的见解和愿望。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了改革派。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们认识到要强国,必须“更法”“变古”,诚如龚自珍所言:“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5]他们反对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科举,导以实学,以适应挽救民族危机之需要。他们的见解和愿望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由此也就产生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学及实学教育思想。

龚自珍、魏源等的实学教育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源远流长的文化学术基础上展开的。鸦片战争时期的实学和实学教育思想,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它主要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矛盾、国家现实危机的认识,来源于解决社会现实矛盾,挽救国家现实危机的要求。鸦片战争过程中,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对待英国入侵者是抵抗还是妥协的问题上,同投降派展开过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关系着国家的存亡,曾经震动朝野。也正是在这一论争中,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地主阶级改革派更进一步急切地研究船坚炮利的侵略者的兵势国情,研究侵略者先进的攻战器械,并由此提出在养人用人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方面的改革要求。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殖民主义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种种触目惊心的现实境况,更增强了朝廷中有识之士、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这样,由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引起的国家危机,与由于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的社会危机,共同形成了触发龚自珍、魏源的实学及实学教育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

作为新学教育思想先驱的龚自珍、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的产生,还有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渊源与明清实学学术传承关系的渊源。就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而言,其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是“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态度”^[6]。儒家的哲学是入世的,是注重人伦日用的。儒家的价值观是道德至上论,它以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代替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又以教育作为道德化的政治和政治化的道德的中介。在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中,它倡导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道,因此主张求为世用,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立世处身的圭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都为明清实学所继承并被反映在龚自珍、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内容论、教育方法论里。

就其与明清实学学术的传承关系而言,明清实学兴起于明王朝由盛而衰的正德至万历年间。这一时期,由于程朱理学末流空谈性理、无助于解救国家的内忧外患,于是一些在政治上有进步思想、在学术上有科学精神的学人,如罗钦顺、王廷相等,在肯定程朱理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同时,也否定其空谈性理之弊,提出学者读书,当以经国济世为务的主张,开始建立起与理学并立的实学。到明清鼎革之际,一代进步学人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又从明朝灭亡的历史反思中,痛斥程朱理学末流空疏之弊,提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的主张,讲求通经致用和史学经世。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东渐,不仅给实学带来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也促进了实学的科学探讨精神。乾隆、嘉庆时期,虽然考据学兴盛起来,成为学坛主流,但到鸦片战争时期,这个学派由于反理学思想的磨灭和科学治学精神的丧失,开始沦于偏枯。龚自珍、魏源从考据学中挣脱出来,批判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积弊、主张抵抗外敌侵略,并以今文经学作为武器,进一步发展了通经致用和史学经世的思想,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要求学习西方,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这也促成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实学教育思想的出现。这个时期的实学教育思想,代表了教育思想发展的新趋向,是新学教育思想的前驱。与明清之际实学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百余年的文化隔离被打破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性的神话破产了,更具有时代特征和救亡图存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