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翻译思想微观研究述略

二、近代翻译思想微观研究述略

在微观性研究方面，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名家身上，作典型性剖析。除此之外，也偶有学者对其他译者的翻译、某一小说类型的翻译和译者流派特色进行了研究。

毋庸赘言，林纾始终是近代翻译名家研究领域难以回避的争论热点。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对林纾在小说翻译上的影响与贡献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论。首先，他积极肯定林译小说的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认为“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43]。钱钟书本人就是读了林的译作而平添了学习外文的动力。其次，对于林纾翻译时的或增或删，他觉得不可抛弃时代背景和译者本人特殊教育背景而横加指责。林纾不通外文而古文功底却炉火纯青，在这种情况下，“他确按照他的了解，在译文里有节制地掺进评点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之笔，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44]。再次，论及林译文体，钱氏认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45]

林佩璇在《林纾翻译研究新探》一文中说到：“从归化和异化的不倾向中，我们见到了一个集矛盾于一身，不断完善自己的转型时期的林纾。他囊括了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精华以及其他译家的经验，译介出了许多有助于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使中国近代翻译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6]关于林纾对原文的删改，她认为：“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原文的增删，或是原文与译文体裁的相异，都可将林纾的翻译归入‘变体翻译’的范畴，而且称得上是成功的变体翻译。”^[47]

关于林纾的翻译语体，李宗刚在《对林译小说风靡一时的再解读》一文中指出：“林纾在翻译中使用的古文话语体系，使其翻译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协调，也就成为其翻译为社会所接纳的又一重要前提。”^[48]进而，“林纾利用自己的古文话语体系和传统文化心理，完成了对于西方文学精神和文化内核的东方化历程”^[49]。徐中玉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在“小说论”部分共收入了林纾《译斐洲烟水愁城录序》等六篇译序跋，在“翻译论”部分该集又囊括了林纾《鬼山狼侠传译后记》等六篇译序跋，由此可见编者对林纾翻译思想之重视。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导言中徐中玉认为：“林译任意删减原文，却不避新名词和外来语。他以文言文意译长篇言情小说，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创举，也为近代小说开了生面。”^[50]由此可见，徐中玉对林译尤其是林之文言文译体还是基本肯定的。文贵良的《林译小说：文学汉语的现代冲突》在论及林纾语言问题时则认为“林纾在翻译小说中面临的汉语与西语的冲突，在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前，整体上讲，还是封闭的个人冲突，尽管有人嘲笑，但是这不足以构成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强化冲突的紧张和封闭的坚固。但是五四白话文学的提倡，很快打破了林译小说在汉语与西语冲突上的平静。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把林译小说放置到五四新文学的境域中，并不为画蛇添足”^[51]。

关于梁启超的翻译，罗选民在《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一文里总结出梁氏翻译实践的四个特色：“取政治小说为译本，从日文转译西学，进行翻译的操控和改写，通过新闻报报刊来发表译文。”^[52]他认为梁启超的翻译理论以深厚的佛学为基础，对今天的译学研究仍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毋庸讳言，梁的翻译实践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梁启超将‘当译之本’放在首位，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择本乃最为重要。梁启超的‘当译之本’就是西方的政治小说，其目的是宣教启蒙”^[53]。换言之，“梁启超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眼光看待外国文学，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的价值观，其次才是文学的艺术性。他关注的是翻译文学的宣传作用，希望以此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国民性。所以，他的翻译也许更多是‘觉世’之作，而非‘传世’之精品”^[54]。因此，“他的翻译实践是意识形态的，而他的翻译理论是艺术形态的。他的翻译理论以他深厚的佛学研究为基础，充满了真知灼见，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方法及翻译功能等都有深入独到之见解，对今天的译学研究仍有指导意义”^[55]。

宋剑华、曹亚明的《梁启超的日译西学与五四新文学》一文则从梁启超的翻译手段、文学观念、思想文化三个方面考察了他通过日文转译西学的行为，进而研究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的作用及其与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关系。“梁启超运用速成的‘和文汉读法’引入西方思想，自然免不了因主观误解而导致的客观误用，这不仅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明治日本近现代文化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使他对明治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受与理解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还因为译介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变形’和报纸杂志上这种‘急就章’的书写方式，最终发生了以传统去解读西方或用西方来遮蔽传统的荒谬性。”^[56]但瑕不掩瑜，作为近代特殊的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翻译家，梁启超“日译西学的译介行为以及在中、日、西多种思想中游弋的思想轨迹，对百年后的现代中国依然产生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注重思想、讲求功利的美学原则，更与梁启超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57]。

袁荻涌对周桂笙、徐念慈等译者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在《清末译界前锋周桂笙》一文中，他说：“周桂笙译介侦探小说，其本意绝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希望打破闭塞，开通风气，借助小说形式输入西方文明。同时，他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也很推崇，希望我国作家能从中取益……可以说，周桂笙是我国最早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学技巧的人。”^[58]关于翻译家徐念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袁荻涌在《晚清文学翻译家徐念慈》一文中指出：“徐念慈显然是主张‘直译’的。他认为翻译作品应保持原著的面貌，要‘不负作者’。”^[59]而且，“徐念慈既注意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能适时地汲取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某些营养，这正是他比一般小说论者高明的地方”^[60]。

孟丽的《翻译小说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接受与应变——以〈时务报〉刊登的侦探小说为例》则对侦探小说这一特定文类的翻译作了分析。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的传入不仅带来了新奇的故事情节，而且带来了新的叙事模式和叙事手法。首先，她认为“晚清翻译者面对如此迥异而又陌生的叙事技巧，大都经历了由改编重构到接受引入的转变”^[61]。其次，对于译者(该文中主要指张坤德)所采取的叙事手法，她有三方面论述：第一，“对故事情节的看重，使得张坤德在翻译过程中，完整地保留了案情的调查侦破过程，同时也限制了他对小说其他细节内容的选择取舍”^[62]。第二，“译者张坤德将这四篇小说全部标识为笔记作品，有意将西方小说类比为中国的文言笔记小说，从而获取国人的亲近感，并借用笔记小说实录精神增强侦探小说故事情节的真实感”^[63]。第三，“张坤德对原文中倒叙手法弃之不顾，并非出于对这种手法的主观排斥，而是受到他对叙事视角选择的限制”^[64]。

李德超、邓静把研究目光落在了近代的一个特殊的翻译群体——鸳鸯蝴蝶派作家上。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一文中，首先，作者坚定地指出：“按现在的眼光，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译作从多个角度看都显得生硬、不成熟，但它们确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学、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第一次发生碰撞的结晶。”^[65]因此，作者认为这一个近代颇受争议的文学群体在近代翻译领域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其次，关于他们的翻译动机和翻译作品，该文作了深入的解析，并总结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他们的著译的评价应当置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整体背景，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他们当初著译的动机、目的以及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假如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译作，连同当时的其他域外文学作品，在中国旧文化向新文化、旧文学向新文学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