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述略

徐　平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著名的民族学家。他毕生致力于“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社会。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第一次深入中国社会，就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入手的，可以说少数民族问题是他社会调查生涯的起点。他一直十分重视民族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1987年7月，在临夏—海东经济开发协作区会议上，这位老人还表示要在他有生之年，“用我过去所学到的知识，为我们各民族同胞的经济发展，多想一想，多看一看，多出点主意。”^[1]近几年来，从东北呼伦贝尔草原森林，到南方海南岛黎族村寨，以至海拔三千多米的甘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的科学态度，对实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满腔热情，这一切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就是对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进行初步的整理研究，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民族平等，是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出发点

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当前地球上各地的居民，尽管由于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差别，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有所殊异，但是他们都是人，都具有人所共有的发明创造的才能，都具有发展进步的资质。他们都是通情达理、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在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划下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出于一些人的偏见、臆度或别有用心，和客观事实绝不相符，所以是不科学的”^[2]他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来看待少数民族。在他的文章里，随处可见到他用生花之笔，传神地描绘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讴歌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年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同时他又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而忧心忡忡。

阿古什在《费孝通传》中说他“总是要保护自己研究的土著居民免受高度文明民族的欺凌和轻视”。其实，更准确地说，费孝通时刻思虑着如何让少数民族尽快地发展起来，达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

二、提出不同时期民族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费孝通在美国丹佛接受马林诺斯基奖时谈道:“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3]这是费孝通研究民族问题的一贯态度，强调理论研究密切结合社会需要。回顾一下他的民族研究，就会看出他在每一阶段都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民族问题实际情况，提出民族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从而不断推进他的民族学术思想。

1957年他和林耀华等人合著《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把民族研究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任务结合起来，提出这一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就民族研究上的四个方面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1)要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必须首先进行民族识别研究，弄清楚中国究竟存在多少种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必须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基础上，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

(2)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上，几乎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必须尽快将这些宝贵史料记录下来，但应当注意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反对片面教条的研究。

(3)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并不是凭空创造或完全从外界输入，而是一个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的推陈出新过程，民族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并帮助各民族人民促进这个过程。

(4)我国各少数民族有着复杂的宗教信仰，而且往往和民族心理、政治、国际斗争等因素掺杂在一起，深刻影响着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及民族关系，是必须重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30年过去了，历史证明费孝通及其同事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各种观点是正确的，对指导民族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民族工作相应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费孝通又适时提出:“当前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民族研究工作必须从这些主要任务出发，实行实地的调查和理论阐发。”^[4]

1982年，他从人口问题出发，提出解决中国人口压力只靠计划生育是不够的，要做活人口这盘棋，必须看到小城镇和边区开发这两个“眼”、将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主题思想，进一步推进为“边区开发”。经过近几年的实地调查研究，费孝通的边区开发理论，越来越具体深刻，他把东西部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放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上来考察，指出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的生态失衡，农、牧、林、工、商要从矛盾和脱节上升为互补共利，号召以智力、劳力、财力“三力”支援边区以及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要改输血为造血，改救济为支持，发挥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锻炼出来的优势，主张民族自信、自强和自立。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的提出

民族识别工作虽然早已结束，但遗留问题很多，至今还有要求改变民族成分的，主要原因就是民族概念不清，标准不明。费孝通认为，我国民族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应从实际出发，重新加以认识，应从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体来考察民族概念问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是在长期的历史中不断融合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基础上混合而成的。正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显赫一时的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等，“他们从森林里狩猎开始，下山到草原上放牧，壮大后驱骑南下，入驻农区，然后在中原的文化大熔炉里化成其他民族的一部分”。^[5]少数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过程，如藏族、瑶族就包含有许多语言不同的成分，很可能也表明是不同成分互相混合的结果。因此费老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满、蒙、回、藏、彝、维等56个民族;第三是这56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的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如藏族中的康巴人、安多人、白玛人，苗族中的红苗、青苗，汉族中的客家等。

费老还进一步总结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

四、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少数民族

费孝通认为:人们常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形容祖国，这句话前半句是针对少数民族，后半句才是指汉族。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却占国土的一半以上。在农业文明时代被看作是荒凉贫瘠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培养了独特的优势和能力，他们的许多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开发西部地区，从而也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将民族间团结协作的关系进一步推向新阶段。

中国现代化面临两个差距:一是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一是中国内部东西部或者大体上说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这是中国现代化课题中不可分的两个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当然要坚决防止重演大民族压迫和剥削小民族的悲剧。因而开发边区的过程同时也必须是那里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时刻想到世代生长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同时还必须扶持和帮助他们，力争使少数民族和汉族、边区和内地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步前进。^[6]

五、开发边区首先要扭转两个失衡

首先，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经济基础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一方面形成经济互补，一方面又产生经济矛盾。几千年来，类似茶马互市这样的经济互补一直在不同经济基础的各民族间进行着。少数民族供给中原汉族马、牛、羊等畜力和畜产品，以及其他物品;汉族则提供给少数民族粮食、布匹、茶叶、铁器。但在另一方面，文化较高的汉族不断移民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传统的种植业，在不宜农业的地方坚持推行农业，结果粗放的牧业和落后的农业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造成草原沙化，自然生态严重失调。这在内蒙古、黑龙江等20世纪以来移民严重的地区尤为突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普遍存在滥砍、滥牧、滥垦、滥采现象，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

其次，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为了开发边疆，有意识地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工业，建立了一些大中型企业，如内蒙古的包头钢铁厂、大兴安岭林管局以及建立在民族地区的许多三线工厂。这些企业几十年来，虽然为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由于其小农经济式的封闭体制，不仅没有充分起到带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目的，而且自身不断膨胀、运转不灵，带来许多社会问题，造成严重的人文生态失调。它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几乎和当地尤其是少数民族没有太大关系，民族地区的开发并没有和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

民族地区人文生态失调的另一表现，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分子、科技人才在近几年纷纷内调，出现所谓“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使本来人才奇缺的民族地区更加缺人;与此同时却又出现千千万万个能工巧匠自发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这么一种相反流动。

要解决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平衡，首先必须制止进一步的破坏，要种草种树、防风固沙，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其次，在并不适应农业、广种薄收的民族地区应坚决地退农还牧，退农还林，要从狭隘的农业意识中跳出来，改变汉族单一的粮食消费结构，树立全国一盘棋、地区经济协作的观念。第三，要重点解决好农牧矛盾问题，改变现存的粗放农业和原始牧业的生产方式，变农牧矛盾为农牧结合，农牧互补。在内蒙古赤峰、甘肃定西等地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扭转自然生态失衡的现象，并已取得可喜成就。

民族地区人文生态失衡是远比自然生态失衡更为复杂的问题，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首先要从体制和观念上加以改革，国家应对民族地区企业采取特殊政策，改变单一的重工业或林业以及军工生产的产业结构，实行多种经营，搞活经济，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把应由社会办的事交给社会，打破中央、地方、企业三张皮的老框框。企业要推广技术力量，吸收和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工人，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及提高待遇，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欢迎各种能工巧匠到民族地区去，这对搞活民族经济是有利的。

六、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少数民族的自身发展

我们过去民族政策失误之一，就是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时，往往忽视了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更有甚者，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只是给几个钱的事。费老指出:“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不存在压迫和歧视，但这种不重视少数民族如何发展的思想，搞不好会发生严重的后果。”^[7]

事实上，这种后果在以上谈到的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两种生态平衡中已经暴露出来。国家在民族地区所建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从工人、机器到管理体系都是由内地搬去，大多忽略了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当地工业的程度至今仍很低。如内蒙古新中国建立以来迁徙增加的人口达60万以上，最典型的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1951年成立时全旗只有778人，只有4人不是鄂伦春人，到1986年鄂伦春人人口增加一倍以上，达1672人，但该旗总人口已增至29万人，鄂伦春族反倒只占全旗人口的0.6%了。^[8]这种现象使得:一方面少数民族仍旧保持传统的游牧、狩猎、游耕是不可能了，他们逐渐失去了从事传统生产、生活的条件;而另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很快完全进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要引起矛盾，影响民族团结。因为，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在于经济的原因”。^[9]因此我们在思考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时，必须着眼于当地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

七、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特长和优势

费孝通一向认为:“一个民族，无论大小，要发展和繁荣起来，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利用其民族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或失去其原有特点而名存实亡。”^[10]

我国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和内地汉族迥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不能要求擅长牧业的民族来从事农业，正如不能指望擅长农业的民族来从事牧业一样，更不能站在农业文化的立场上，妄自尊大地嘲笑与自己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为“落后”。当然，少数民族不可能完全保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迁，但是任何社会变迁都是在原来文化基础上的变迁，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凭空创造现代文化。在引导这种变迁时，我们应当注意结合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找到最适合这个民族发展的经济基础。例如长期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的鄂伦春人不可能在今天仍以此为生了，但他们世代生活在大森林并饲养驯鹿，具有丰富的林业知识和驯养经验，如果顺应其文化传统让他们从事森林培养看护，举办养鹿场等，或许就可能为这个民族找到发展的根基。

八、新时期在民族问题上的观念变革

费老认为:要发挥民族优势，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在观念上加以变革。我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广阔的自然环境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比较容易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水平。自足自满心理必然会带来保护现状、抗拒外来影响的反应，而封闭和拒外实际上会保护落后，使距离越来越大。依赖心理的形成，会使一个民族失去自信、自尊，从而变得毫无活力，这个民族必然衰落。要防止这些不宜于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观念，首先要搞好民族教育，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在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其次，对于还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的少数民族，要靠商品经济来冲击其旧有的经济结构，打开封闭的大门。通过商品流通交换，引导他们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而另一方面，作为大民族的汉族，要继续防止和批判大民族主义思想。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有忽视少数民族利益和不按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事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汉民族中宣传民族政策的工作已不如以前做得好。特别是简单地把民族宗教和生活习俗看作愚昧落后的表现，而忽视了这些现象还包含有保存民族文化和凝聚民族心理的作用。因此，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懂得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九、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经济

费老主张，在一些民族经济本身就比较发达的民族地区，如朝鲜族、回族的一些聚居地，应同内地一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联系乡村的小城镇;而在属于半自给自足的民族地区，还必须从小处着手，举办适合当地情况的家庭企业、商品流通等，如定西、临夏就做得较好;在完全自给自足的封闭民族地区，则应先从商品交换上着手，如对西藏地区，就可以在商品交换中变天然牧业为商品牧业。此外，在一些经济条件发展成熟或靠近口岸的民族地区也可以直接向国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发展“国际大循环”式的现代工商业生产。

民族地区只靠少数民族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还必须得到汉族的帮助，但帮助不是救济，要使外力内化，让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腿走路，保而不护，在商品经济的大风浪中锻炼。具体说来，除了国家应有意识地在人、财、物上继续支持民族地区建设外，还必须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互助关系。此外，在民族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厂矿企业，必须有意识地吸收当地少数民族职工，应把这项工作提到培养少数民族技术人才的高度;同时民族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必须结合少数民族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实际情况，一旦现代化工业和少数民族群众自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不仅这个企业找到了坚实的发展基础，而且可以迅速有效地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要解决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双重缺乏问题，除了从国家获得支援外，还必须眼界向内。民族地区几十年来已有不少初高中毕业生，更不乏头脑灵活的实干家，只要政策开放，他们很快就会脱颖而出，这在民族地区不乏实例。另外，还可以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办法引进和培养先进技术和人才。

总之，民族地区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外在条件，寻找适合本地区发展的道路，既不能盲目模仿，也不能依赖国家，更不能等待帮助，要走自身经济发展之路。

从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看，我们认识到:第一，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民族学要发展，必须走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第二，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对我国兄弟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有大的贡献，原因是他的研究结论是可以推广的，是可以经实践检验的。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注释】

[1]《临夏—海东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会议文件汇编》，1987年，第42～43页。

[2]费孝通:《民族与社会》。

[3]费孝通:《民族与社会》。

[4]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5]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瞭望》1988年14、15期。

[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4期。

[7]费孝通:《发挥民族优势，开拓民族经济》，载《经济日报》1987年4月11日。

[8]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瞭望》1988年14、15期。

[9]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瞭望》1988年14、15期。

[10]费孝通:《民族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