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翻译思想宏观研究述略

一、近代翻译思想宏观研究述略

对于近代林林总总的翻译思想，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宏观性审视和思考。韩永芝的《从文化排斥与文化认同看清末外国小说翻译》一文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出发，认为清末颇为兴盛的外国小说翻译大潮一方面介绍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明显的汉民族文化特征仍不容忽视。因为近代译者多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观念，因此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进行特殊的、比较主观的处理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西方小说文化思想内容的翻译方面，“西方宗教观、伦理观与中国具体国情不同，其文学作品必然与中国文化发生抵牾，翻译者趋于沟通的心理，尽可能地使译作与中国文化相通”^[12]。在叙事技法的传递方面，“早期小说译者的文学修养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其译作的小说文体形式必然采用中国原有的通俗小说文体——章回体……中国传统小说一般以全知的第三人称行文，叙述者跳出故事之外，以无所不知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别人的故事。而西方文学中叙事方法则多种多样，包括第三人称、第一人称以及相互交错运用的较为庞杂的叙事方法等。由于中国读者已经习惯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因此面对西方小说多样化的叙事模式，清末的译者们便对叙事角度作了一些改变”^[13]。在原著风格的翻译方面，“早期小说译者在翻译小说时非常注重小说的读者群，这些读者多属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阶层，其思维方式、审美习惯皆已定型。翻译者如果想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译作就应该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突出小说消闲、怡情的文学特征。因此，外国小说译作的汉化便成了翻译者有意追求的一种语言风格”^[14]。

顾建新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方法与文学翻译文体的发展》一文中从翻译方法和翻译文体的角度指出：由于文学意识的不自觉、白话语体表达的幼稚性以及受众对象的特殊性等原因，在近代的文学翻译中，归化的手法、文言的文体和意译的方法颇受青睐。因此，“这种译述、意译的风气使得早期文学翻译的体例很不完备。译作大多不标明原作者，有时甚至连译者也都不署名。在译者看来，翻译外国文学主要是为了启迪民智、输入文明，并不是为流传后世。这也说明了译者潜意识中对翻译文学的轻度鄙视”^[15]。文学革命爆发后，文学翻译的目标读者出现“平民化”倾向，文学翻译文体走向通俗化、大众化，同时由于文学翻译中文学意识的不断增强，直译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译者所使用，文学翻译开始走向异化。

关于近代翻译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吴莎、屠国元在《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840－1919)》一文中以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对文本的操纵性改写的理论为依托，从历史文化角度，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代的翻译活动，指出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翻译选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操控作用。“1840年－1919年的中国翻译史印证了勒菲弗尔(1992)的翻译理论。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的翻译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翻译作品的兴盛是随着各个历史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16]例如：“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富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救国必先强民，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必须寻找一种可用的工具。此时的意识形态可以归纳为‘开民智、求变革’，其目的是为了唤醒全体国民，进行思想和现代意识启蒙。小说因为其易普及性被选作变革工具，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医治‘社会病’的良方。”^[17]

高玉就近代翻译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属性问题上，作了深入探讨。在《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一文中他认为，中国近代翻译有层次区别，早期的科技翻译不同于后来的社科、文学翻译，前者主要是技术问题，后者主要是文化和语言问题。众所周知，文化翻译往往涉及深层的语言体系问题。近代社会译者所深谙的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近代翻译文学从根本上具有中国“古代性”^[18]。这样，“翻译者总是用旧思想、旧思维来理解和表达西方新思想、新思维，总是在旧有的语言体系中寻找相对应或相似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因此，西方思想文化在翻译的过程就不知不觉地变了形，变得本土化、民族化了”^[19]。

胡翠娥则从翻译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演变这一角度，竭力捕捉近代译者思想上的细微变化。在《试论晚清翻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套话——兼论中国人对西方人认识的变迁》一文中她指出，晚清翻译小说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本土文化特征，这与此前对西方人形象的排斥化语调和妖魔化处理判若云泥，晚清翻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得到了本土化的认同和悦纳。在这种人物形象套话的变迁背后，隐含的是“译者在忽视种族差异的同时，必然对某一种特质有所关注，那就是中西人物在气质精神等方面的共同性。对人类公性情的信仰，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崇奉也已经是晚清知识界的主流话语，晚清译者希望在方寸之地，最大限度地让读者和人物产生共鸣，发生视界融合，完成小说以熏、浸、刺、提之力以支配人道的使命”^[20]。

谈到近代翻译的动机及其所带来的影响，陆国飞在《近代外国小说译介中的功利主义思想》一文中认为近代译者为了让时人了解西方民主思想和先进的科技知识，大多有目的地选择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加以引进，其翻译动机就是要救国启民，因此他们的翻译观明显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近代的小说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大有裨益，对于译文中普遍存在的删改现象也就能够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明确地谈到：“他们企图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规范去干预原文本，以此来调整读者对译文的反应，避免可能造成的文化障碍。运用这种策略和方法的目的，无非是趋利避害，把原文本中有利于译文读者的信息翻译出来，对那些不利于译文读者或不实用的信息避而不译。”^[21]

在研究近代文学和近代翻译文学的专著中，一些学者对近代翻译和翻译思想也给予了专门论述。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不但对近代翻译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和特点进行了总结，而且对近代翻译文学理论、各体文学之翻译和著名翻译家的译学贡献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谈到近代文学翻译标准问题时，他对严复的“信、达、雅”进行了详细论证，并认为“后人所理解的‘雅’和严复原来‘雅’的含意是大不相同的”^[22]。严复的“雅”既有文采的意思，又寓指用汉以前的字法和句法。关于翻译方法，他指出：“梁启超总结的古代佛经翻译直译和意译的交替，对我们认识近代翻译文学中的意译与直译也有参照意义。”^[23]但“豪杰译”的弊端也不容忽视，近代译者不但可以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等专有名词中国化，“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大段大段地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掉”^[24]，而且以林纾为代表的译者还随心所欲地为原作“增光添彩”，甚至以中国传统说书人或章回小说家的身份站出来评论一番。有时为了宣传救国启民的政治主张，原作中的主题、人物与结构通通被剪裁一番，这种译法虽不可彻底否定，然其危害大矣。郭延礼指出：“在近代翻译界，真正倡导直译的，应当首推周氏兄弟。”^[25]周氏兄弟的直译揭开了译界方法论发展的新篇章。

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一书中也对“域外小说”的翻译及其影响作了详尽的探讨。他从近代小说翻译的主要方法——“意译为主”、“翻译小说的实绩”和对“域外小说”在功用、小说类型价值、作家艺术特色等方面对近代翻译小说和小说翻译思想作了系统的阐释。关于晚清所形成的“意译”风潮，他认为“主要可以从当年整个的文化氛围和作家——读者的文学理想两方面来思考”^[26]，正是这两方面的束缚使其时的译者不得不选择意译。在总结近代小说翻译实绩时，他一方面委婉地指出了清末民初翻译家在译本选择上的审美偏颇，另一方面他则明确地说：“或许，正是这种艺术趣味比较接近中国传统小说的译作，才真正吊起了中国读者的胃口，引起一代读者对域外小说的兴趣，为五四作家对真正的世界名著的翻译培养了读者队伍。”^[27]论及域外作家作品形象由于近代翻译家的“二次创造”而形成的变形，他认为是“创造性的误解”，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小说功用的误解;二、对各种小说类型价值的误判;三、对作家艺术特点的误读^[28]。而且陈平原进一步指出：“既然是两种语言、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流，翻译介绍中不可能没有误解，而且‘误解’也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坏事。‘新小说’家是从教诲角度选择政治小说的，可政治小说的传入，对冲击传统小说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叙事结构未始没有好处。”^[29]他对近代小说翻译的作用非常重视，认为“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30]。同时，陈平原确信，虽然清末民初的白话小说、古文小说、方言小说和骈文小说互相渗透影响，但真正对以上四种文体造成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其基本构成的，是蓬勃兴起的译本文体。

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对梁启超、林纾、周桂笙、徐念慈、周氏兄弟等人的翻译思想进行介绍时，也涉及各自的小说翻译论。论及梁启超，他指出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译论中表达的通过翻译“政治小说”来改变和影响社会政治斗争的主张“有其进步性与合理性者，但也存在着偏颇，忽视了文学本身的艺术特性。后来，受到鲁迅与周作人的批评”^[31]。关于林纾，首先他认为林纾的借翻译“开民智”的论调明显“受到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或者说，表明了他在这方面与梁氏是一拍即合的”^[32]。其次，论及林氏翻译艺术观时陈福康指出：“他译《黑奴吁天录》时，就是‘且泣且译，且译且泣’，从而使其译作达到动人心魄的翻译艺术效果。他这样强调译者情感活动对于翻译活动的关系，实际开启了后来郭沫若一派翻译家有关译论的先河。”对于林论述的中西文体异同问题，陈认为：“这些论述虽然很零散，但由于出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学有着深厚造诣的‘古文家’之口，而且又有实例作为参照，因此不仅在当时很大地启发了读者，而且对今天建设科学的翻译美学也很有参考价值。”^[33]关于周氏兄弟即鲁迅与周树人的译论，他明确表明周氏兄弟“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34]，认为他们虽受梁启超的影响强调借小说翻译来改良民生与社会，但同时又“注目于‘异域文术新宗’的艺术性，强调翻译文学作品的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35]。对于周氏兄弟所提出的有关“直译”的论点，他将其视为“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高张一帜”^[36]，并认为鲁迅并非提倡机械地死译硬译，而是为了涤荡当时译界滥译、胡译的不良空气。

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一书其主旨虽是探讨晚清小说的理论发展，但他已自觉地将蠡勺居士、梁启超、林纾、徐念慈、早期鲁迅等的小说翻译思想纳入其讨论的晚清小说理论体系之中。谈到梁启超的翻译，颜廷亮截然地指出：“他第一个把日本政治小说的概念引进中国，第一个接受了日本政治小说理论的明显影响，从而使我国小说理论与世界资产阶级小说理论发生了联系。”^[37]

徐志啸在《近代中外文学关系》一书中从翻译的态度、翻译的动机、翻译的方法、翻译的语言、翻译的标准五个方面对近代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了总体性论述。就近代对待翻译的态度而言，他划分了以王钟麒为首的“保守派”、“偏激主义者”和以徐念慈为代表的“公允”派^[38]。在论及翻译标准时，徐志啸认为“林纾在翻译标准上提出了更适于文学翻译的见解”^[39]，即译者只有与原著人物感情相通，译作才能体现原作神韵。关于林纾，他认为“林纾犹如哥伦布，引领中国人发现了‘新大陆’”^[40]。正是凭借风靡于世的林译小说，国人开始了解海外的迥异文化。言及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徐志啸首先谈到：“《域外小说集》的出版问世，首先传达了译者——周树人兄弟(应该说主要是周树人)的翻译观念与态度：欲撷取域外具有进步意义与价值的文学作品(小说)，以作借镜，冲破旧俗常规，鼓励中国文坛的革新创作。”^[41]其次，就《域外小说集》的“直译”，他认为“周树人兄弟的这部小说译作集，完全改变了当时译界盛行的所谓‘译述’方式——即任意篡改原著，造成误译、漏译甚多，严重影响了对原作的理解、接受与欣赏”^[42]。因此，在翻译方法论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