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翻译思想已有研究述略

第一节　近代翻译思想已有研究述略

虽然近代翻译活动异常繁盛，但1949年之前对该阶段翻译思想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即便有，研究者也大多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相关成果也多以文学史或小说史论文或专著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形式存在。比较著名的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1924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5年)等。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论及严复、林纾、周氏兄弟的翻译成就时说：

“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在当日虽然勉强供应了一时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适用一方面他们都大失败了。”^[1]

关于翻译方法，胡适认为周作人“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2]。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中首先比较详细地列举了林纾的翻译成就，而后从缺点和功绩两方面对其翻译行为进行了评价。一方面，他认为林纾“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3]，而且“任意删节原文”^[4];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5]。在丰富“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常识”^[6]、使时人“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7]以及提高小说地位方面功不可没。

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专辟“翻译文学”一章，这足见他对近代文学翻译的重视。言及严复的翻译，他并未盲目苟同或认可严氏的译法，而是客观地说：“严复译书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自然是他的缺点。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便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8]此外，他还对马君武、苏曼殊的诗歌翻译作了细致的研究。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的必读书目之一，其关于小说翻译的论述见于该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四章“翻译小说”。他在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翻译的理论与方法、著名译者及译作方面展开了论述。简言之，首先，他认为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阐明翻译小说重要性最初的理论文章，有助于国人提高对小说重要性的理解。其次，论及林纾时，他指出林氏“是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9]，虽有译本选择不当、误解曲解原作之瑕疵，但其影响甚巨。再次，阿英简单描述了近代翻译小说类型更替，即初期以政治翻译小说、教育翻译小说为主，其后文学性翻译小说渐多，“最后又发展到歧路上去，于是有大批侦探翻译小说的产生”^[10]。最后，他还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对鲁迅的直译进行了简要论述。

虽然以上研究成果对此后近代翻译活动及翻译思想研究领域的发展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但总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研究大多以对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的一般性介绍为主，系统探究翻译思想者实属凤毛麟角。所以，施蛰存认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文学翻译情况，既无文献可征，又无从事研究，竟成为一片洪荒未辟的处女地”^[11]。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对该领域的研究仍是进展缓慢。1981年，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近代翻译思想研究的崭新开端。此后，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近代翻译文学(尤其是近代翻译小说)、近代翻译思想的研究著述如雨后春笋，在此仅对代表性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