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教育内容的新发展

自孔子删定“五经”之后,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是舍经学便无学问可言。统治阶级强迫人们尊孔读经,经学占有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于是,经学越来越禁锢士子的思想,束缚他们的独立思考,阻碍了科学技术进一步的发展,使科技教育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日渐衰微的趋势。

一、科技教育课程的复兴和发展

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演变,作为上层建筑的经学教育,也合乎规律地经历了由萌芽、发展、没落到灭亡的发展过程。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市民阶层的出现,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经学教育,已日益衰落,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阻碍社会前进的畸形教育。随之而兴起的,是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实学教育思想。

宋以后的经学教育,特别是杂有佛老的程朱正宗经学,到了明代中叶,由于反映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反理学、反封建主义思想得以不断增长,于是便出现了对一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的“四书”“五经”的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首先发难的是“离经叛道”的李贽。他对《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抱着轻蔑的态度,认为这些书,特别《论语》《孟子》等,不过是当时弟子们的笔录,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非什么“圣人之言”,即或有什么所谓“圣人之言”,也是当时因病“救世”的药石,绝不是什么“万世至论”^[1]。因此,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若世变事更的今天仍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则“未尝有是非耳”^[2]。

“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3]。这是由汉章帝参加的东汉经学讨论会定下来的,并且是用皇帝的名义制成的定论,宋明理学家更是尊崇而不敢违。所以,在刘熙的《释名》一书中,释义说:“经,经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李贽却反其“道”叛其“经”而不用,这就否定了“五常之道”和《六经》《论语》《孟子》等书的经典地位,动摇了两千多年来为封建制度服务的经书和孔丘教条的统治特权,并指出它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不能目以为经。正如明清之际教育家张履祥所说,具有“废灭礼教,播弃先典”的意义。

李贽的反理学思想,获得了当时广大青年士子的拥护,有所谓“后学如狂”之说。这就猛烈地冲击了宋明以来理学的堤防,使它有发生溃决的危险。所以,沈瓒在所著《近事丛残》一书中说:李贽的言论,当时是“惊世骇俗”,使“儒教防溃”。但是,他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能明确提出“救时”的具体教育内容,批判有余,而建立不足。

明清之际,对国家兴亡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崇尚民族气节的顾炎武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4]把经书置于史的地位,予以等量齐观,以破经学独尊的传统,然后又把学术研究引向“经世救国”的方向。又有阎若璩撰写《古文尚书疏证》,证明东晋梅颐所献《古文尚书》之伪;毛奇龄撰写《四书改错》,皆不失为投向经学的匕首。所以清代的考据学家们,虽曰他们脱离社会实际,其实他们一开始就疑经和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虚学风、是倡导实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黄宗羲,在为未来市民社会设计的学制体系中,除了设置经学以外,出现了向为“前圣不教”的自然科学,开设兵法、历算、医学等科,并还提倡所谓“绝学”,如测望、火器、水科等之类的科学技术,好似近代的测量学、铸造学和水利学。他还要求政府对这方面的学者,“考其果有发明”者,就予以奖励。黄氏不仅从理论上提出科技教育的思想,而且在海昌讲学时,常教弟子学习数学,曾说“海昌陈言扬因余一言发药,退而述为勾股书”。后来陈言扬在数学、水利学、地理学等方面有不少成就,著有《勾股述》《太湖水利考》《宁盐海塘议》《地理迩言》和《地理演禽》等,并传授后代。他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时,不仅讲说经史,而且特重自然科学,如其弟子万经在《寒村七十寿序》说:维时经学、史学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砺,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这就比李贽更进了一步,他以肯定的形式否定了“四书”“五经”在教育内容上的独尊地位。于是,就在新的未来的意义上,发展和丰富了教育的内容。这时,还有主张实学反对空谈的著名思想家傅山,提倡学问应随“时变”,他说:“君子学问,不时变化,如蝉脱壳,若得小则自锢,岂能长进。”^[5]他力倡以“学必实用”为宗旨,指责道学家为“奴儒”,为“风痹死尸”,教授弟子自然科学,他自己又致力于医学研究,著有《傅青主女科》《大小诸证方论》《青囊秘诀》《傅山医学手稿》《傅山验方秘方辑》等。

这个时代,在教育内容上,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家颜元。他对“博学于文”的解释,再不是单指经、史、子、集了。他说:“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6]略似近代的军事学、农林学、财务会计学、水利学、热力学、工艺学、织造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这些学科,都是有关工农业生产和商业的知识。后来,他在主持漳南书院时,不仅在上述学科的基础上加以扩大,而且做了一些课程改革的实践。故清代桐城学派的始祖方苞说:“夫学之废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均以“程朱为鹄的,同心破之”^[7]。号以“破之”为贬,但确乎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

与颜元同时的关学学派后殿李二曲,也竭力提倡“救世济时”的实学,重视学术的实践性和学以致用的精神,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又提出“道学即儒学”,而与理学相抗衡,反对当世理学家的空谈,皆为学术界、教育界新时代的开端。他说:“其实道学即儒学,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8]李二曲极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主张“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并把“格物致知”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致“泰西水法”等实际学问上。他为其弟子开的读书单,除了力求结合实际的“明体类”以外,还特别重视“适用类”。在这适用类学科中,要求学生学习《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和《地理险要》等课,并认为学校有了这种学科,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才能称得上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全学”^[9]。与李二曲同时的陆世仪,主张“真行即是知”,认为“学必多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不可不讲”。实学实用的教育思潮进入高潮。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中国两千年来“四书”“五经”的教育,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被突破了。特别是在束缚人心的理学统治下,只高谈性命,羞言钱谷,不讲科学的思想,贱工商、薄工技的思想,得到了一次解放。这种实学教育思想,为中国近代教育内容的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及科学技术课程上的尝试,并以指导思想上的民主性,教学内容上的实用性和科学性,这一明显的转化趋势,开始了中国教育发展史新的一页。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论述和分析一下,这些科技教育课程发展的过程。

明清时期,科技教育课程的产生和发展,开始是在思想上造舆论,如怀疑经学,批判理学,反对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提倡“实用之学”等。其实当时他们所说的“实学”,并不明确,多是经学、史学而已,要求学经史要为“当世之务”服务,向关心“经世救国”方面转化。如东林学派就是如此,仅含有学风上的“务实”与“致用”的意义。这是市民性在教育上的初期反映。后来,由于时间的推移,市民运动的兴起,才在先进的、有远见的教育家著作中出现,这时还多是一种设想,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描述的学校教育,为未来市民社会的学校,设想了多种科学技术课程,并强调其实用性,反对游腹空谈,并把当时盛行的、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时文”及场屋文选(八股文文选)等都列为是禁止学生学习的课程。最后,科技教育课程才在先进的教育家所办的私学中得到了初步的实践,作为他们的教育内容之一。但是,在官学中,这些科技课程尚未有立足之地。因为官学的教育内容多被程朱理学化的经学所占。其实,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10]。士子们连“五经”都束书不读,但对于程朱性理之学,由于帝王的尊崇及科举的需要,“无不濡染浸渍于身心性命之说”。所以,从当时科技教育发展的本身来分析,是在私学与官学、科技教育与理学教育的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新旧两种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当时具有市民社会属性的科技教育课程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二、科技教育课程产生的历史条件

科技教育课程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应该从“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中”去寻找。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中国南北,特别是江南一带,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已有相当的水平,分工已很细了。如纺织业,“织文曰缎,方格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城市居民,大半工技”^[11]。呈现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景象。又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其陶户与商户,包括官户与民户,占镇上总户口数的十之七八,匠人不下数十万。而这些工匠都是“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的破产农民。在陶、瓷器制作中,内部分工也十分细密。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述: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其他诸如,冶炼业、制茶业、制盐业等,无不如此。这些科学技术与工艺学的提出,是适应工场手工业发展需要的。同时,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引起教育内容的变化,也引起了当时封建教育职能的分化,教育不仅要培养治术的各级官吏,而且还要培养各行各业的“百职”人才。颜元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认为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是有“业各殊”的社会分工和“材各异”的个性差异理论根据的。

以上所说,是当时科技教育课程产生的外在国内物质原因。就世界来讲,当时西欧各国多已进入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各个民族精神活动的成果已成了共同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所以,当时中国出现了科技教育课程,不仅有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变化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而且在科学上,我国也开始与西欧的科学文化有了相互交流。自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也开始传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西学东渐与中国实学思想结合,对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形成互补和促进的作用。我国有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就首先发出了对科学世界的呼唤,“仿效西洋诸法”,学习西方科学,如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制图测绘学和机械学等。提倡“习西土之术”,长己之智,但“不为所愚弄”的自主精神。早在明代末叶精研西学的科学家徐光启,就认为西方学术“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12],是较早地提倡学习研究西方科技知识并努力介绍给我国的学者。他立足中国,着眼世界,“苟利于国,远近何论”^[13]。他不仅有功于把东西两大文明联系起来,而且把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与爱国主义也结合了起来,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大有帮助。后来,顾炎武的弟子沈来也说道:一方面应“兼用中西之长而去其短”;另一方面,“至于奉耶苏为天主,思以其教易天下,则悖理害义之大,则决不可从”^[14]。意即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应该“仿效”,而外国那些“愚弄”“悖理害义”之事,应该一概予以戒绝,以“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技”^[15]。这些都为历史的后继者给予了一定的启迪。

从上可知,当时的中国在教育内容上,已有了适应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发展,随之又产生了较幼稚的实验科学和实证方法,如王夫之、方以智提出的“质测之学”(实验科学)的新观念,表现为一种务实求证的科学精神;又如顾炎武所倡导的带有科学性归纳法,强烈要求为学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论证。但在经济上生产力未充分发展,在政治上有封建专制的存在,在学术上有“饾饤为汉,空腐为宋”^[16]及汉学、理学的束缚,使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所以明清之际,一直到清代中国的学者们都未能制定出近代形态的实验科学方法,也是我们应该正视的弱点。但明清之际,乃不失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最为灿烂的科技教育活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