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教育的发展与科学科举并举的时期

2.科技教育的发展与科学科举并举的时期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失败是败在经过长期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西方强国手下，还有推脱之词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则败在同样长期的封建统治之下，而且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学生”的日本小国之手，这使泱泱中华大国再无脸面沾沾自喜，它所触动的朝野震惊远非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所可比拟。同时，甲午战败宣告了多年经营的洋务事业破产，它要求更大限度和更大范围地学习西方。从此，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学习由此向更深层次发展。科技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变动。

（1）对洋务科技教育的反思不断加强

1896年1月，御史陈其璋上奏认为：“举凡算学、化学及格致制造等法，分门别类，精益求精，必造乎其极而后己。……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若欲仿西制，计应设初学四十万所。”照此观点，他要求“将同文馆认真整顿，仿照外洋初等、中学、上学办法，限以年岁为度，由粗及精，以次递进。”⁽¹⁸⁾同年6月，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时，对洋务科技教育进行了全面评价和反思，他认为：“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皆有。而臣顾谓数之之道未尽，何也？”他认为洋务科技教育失误有三点：第一“诸学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第二，“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第三，“诸学或非试验则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四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¹⁹⁾这种从科技教育的学科范围、学科本原、科技教育不能目光短浅，而应长期讲求与探索，以及图书配备、实验和实习的讲究等方面的论述，是极其精到的。后来的反思还有很多，如梁启超对科技教育已从“本末”“体用”关系上进行论述，要求从“本”“体”上来认识和发展科技教育。他说：“今日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也？言艺之事多，学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梁氏分析其病根在于：“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²⁰⁾

从以上反思可见，突破洋务时期西学科技教育的狭隘和短视，倡导更为全面而系统的科技教育已势在必行。

（2）继续倡导科技教育，并呼吁变革科举制

甲午战败的刺激和洋务科技教育缺陷的暴露，使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发展科技教育的最大障碍在于八股科举制度。时人从各种角度分析八股科学制度的弊处。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从“救贫”“救弱”“兴智”角度指出：“救贫莫如开矿、制造、通商，救弱莫如练兵、选将、购械，人所共知也”。然八股科举“锢之以搭截枯窘虚缩之题，误之以破家开讲八比之格”，结果使人们“目不通古今，耳不知中外，故至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皆八股之迷误人才有以致之也。”⁽²¹⁾故他认为“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人孰肯舍所荣而趋所贱哉？著书、制器、办工、寻地之荣途不开，则智学不出。⁽²²⁾谭嗣同则从中西考试取士制度对比角度，倡导科技教育，批判科举制。他指出：中国以八股取士，使人“止思作状元宰相，绝不自谋一实在本领以济以安民”。故“八股之祸”“不减于秦之坑儒。”而“西法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择官选士之意焉。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臣各守专门之学以待录用，……所考又皆实事，皆可实验。”因此，他认为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气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²³⁾而力倡中学“无用”无实”，西学则“有用”“有实”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指出：“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陟千载，成饭无期者矣”。他痛斥八股有三大祸害，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认为这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²⁴⁾那么，“救亡之道”在哪里呢？严复明确指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²⁵⁾1989年，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认为：必须变革科举，给学西学格致之人以“进身之阶”，否则真正人才难以擢拔。他说：“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即有特科之设，然二十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²⁶⁾

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终于在洋务时期增设算学科之后，再一次发生重大变革，实现增设经济特科和改试策论。1898年1月27日，上谕宣布：“至岁举既定年限，各该督府学政，务将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切实理理，随时督饬院长教习，认真训迪，精益求精，该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²⁷⁾1898年7月，总理衙门也在讨论制定特科章程时，采纳了廖寿丰的奏称：“内政外交及理财之农桑，格致之算学，或可命题以试，此外各学非呈验器艺，不足觇其实谐”。从而要求特科考试以务实为主，要求“有著述成编及有器艺可以呈验者，一概随同咨送，以备察验，其由各省船政、制造、矿冶、铁路、水师、陆军诸局出身者，并将其曾经所著实效，切实声明，咨由臣衙门办理。”⁽²⁸⁾这无疑是从务虚向务实的重要转变。1898年月，礼部议定了乡会各试的详细章程，决定改试策论。其中规定了乡会各试分三场，其“第二场策题五道，凡西学中天文、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公法、刑律，以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²⁹⁾由此实现了科技考试与科举考试并举，从而推动了科技教育的新发展。

在科举制度取得进一步变革的情况下，科技教育也得到更快的推广和实施。

第一，旧书院纷纷变通与改章，增加科技教育的新内容。如创立于同治初年的陕西味经书院，于1895年开始改章，认为“外人谋富强，中国言仁义，岂吾圣人垂训不能富强，而以仁义贫弱天下哉？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故中国不敌外洋。”⁽³⁰⁾于是走上求实，加强西学。又如设于1891年的湖北两湖书院，1987年张之洞新订规程，经整顿，开始增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兵法，制造等；江西友教书院在1896年设算科；湖南校经书院1897年添设算学、舆地、方言、学绘等；湖南岳麓书院、云南经正书院、湖南常德德州书院、广西经古书院于1897年均始添设算学课；江苏江宁惜阴、文正书院、江苏苏州正谊、平江书院，于1897年规定每次课题分时务算学、兵农矿化各学，无论举贡生童，均可投考等。”⁽³¹⁾

第二，改书院为学堂，科技教育开始进入中、小学。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曾饬请各省改书院为学堂，他说：“泰西各国，尤崇乡学，其中等学校、小学校遍地，学校以数十万，生徒数万万，举国男女，无不知书识字、解图绘、通算学、知历史、粗谙天文地理之人，中学以上，咸有天文地舆、光化电重、公法律例、农工商矿、各国语言文字师范之学，故非独其为士者知学也。”⁽³²⁾在戊戌思想家推动下，1898年7月10日，光绪发布上谕指出：“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八学肆业者由中小学堂依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因此，要求首先“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³³⁾从此，各省次第执行。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国势之强弱存乎人，人才之兴替视乎学”则几成共识，改书院为学堂的措施继续实行。“新政”时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再次发布上谕，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培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要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当设蒙学堂。”⁽³⁴⁾1902年各省再次相继执行，如浙抚任道镕奏陈办理情形时谈到，已将求是书院改成省城大学堂，养正书院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又以崇文、紫阳两书院改设钱塘、仁和两县小学堂等等，各省改学堂后的课程，一般都“以经史为先，端品励行为本，又讲法度算术测绘，为天文舆地及格致化学之阶，然后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³⁵⁾

第三，各类新式学堂相继兴办，科技教育逐步走向系统化。一是大学堂。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主要进行西学科技教育。它所设学科有十，即天学科（附算学）、地学科（附矿学）、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附种植水利）、工学科（附制造格致各学）、商学科（附轮舟铁路电报）、医学科（附地产植物各化学）。其后，1901年山东大学堂创立。1902年，河南、山西、江西靖江、陕西关中、苏州省城、陕西宏道、闽省、江北、广西、四川、两湖、贵州、浙江省城、安徽省城、湖北省城、广东等大学堂也相继成立。各省大学堂一般皆四年为限，分政、艺两门，艺学包括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等。二是新式中学堂遍布全国。大多数中学堂都重视分类教学，强调艺农政商务等。而且中学正式划入学制系统之内。三是各类农、工、商、矿学堂兴起。如1897年建立的杭州蚕学馆、直隶矿务学堂，1898年的湖北农务工艺学堂、江宁农务工艺学堂，1900年的福建蚕桑公学，1901年的广东商务学堂，1902年的湖北农务工艺学堂、汉阳钢铁学堂、江西农务学堂等。这些学堂大多讲求专业技术知识和实验操作。如杭州蚕学馆就教学物理学大意、化学大意、植物学大意、气象学大意、土壤论、桑树栽培论及实验、蚕体生理、蚕体解剖及实验、蚕儿饲育法及实验、缫丝法及实验、显微镜及实验、操种法及实验、害虫论等。四是女学堂出现。如1887年设的上海经延女学，1902年设立的天津严氏女塾、广东移风女学校、常州争存女子学堂等。这些女校大多学算学、医学、法学、粗浅之数理等。这样，科技教育就发展到女校。五是师范学堂。从1897年到1902年出现了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京师大学堂“师范斋”、新宁算术测绘师范学堂、湖北武昌师范学堂、直隶保定师范学堂、贵州公立师范学堂、福建全闽师范学堂等。师范学堂创建后，科技教育的范围更广泛，传播和影响也更为深远。

这一时期科技教育发展是比较快的，它与洋务时期相比，相对来说已经走出了原来范围的狭隘性、专业的单调性、层次的单一性，开始走向全面性和系统性。在制度上，1902年通过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1903年又通过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系统规定了从初等教育（包括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等教育（包括中学和初级师范）到大学教育共21年的学制章程，使科技教育向体制化方向发展。在教学内容上，不像以前那样最多只相当于中学水平，而是从小学、中学的初、中级水平到大学的高等水平都已较俱全。学科也比较全面，不是仅仅局限在短期实用上，如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十个学科，可以说是高等科学教育的开始。在教学要求上也不仅仅只要求了解某种技术，相反开始要求“穷理”，进而开展科学研究。如梁启超在为湖南时务学堂所制定的十条“学约总纲”中，规定学西学科技的方法，就是一要读书，“读万国之书”，二是穷理，深入钻研，为“他日创新法，制新器，辟新学”打好基础。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时期科技教育得以加强，并且在形式上已经向系统化、体制化方向发展，但由于科举制度仍没有废除，甚至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科技教育的实施仍然较困难。旧的八股取士传统在广大社会及士子中影响非常大。因而科技教育实际并未达到相应的效果。再加上当时新式学堂一哄而起，诸多学校其实名实不符。知县及地方官僚大多不太重视科学教育，视学和劝学员下乡督导较少，地方派系势力强大，不愿招聘外籍贤能教师，堂长无法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教员有的不谙教法，有的自己也不通科学知识，上课错讹百出。许多书香门第、富户官商均不愿送子女入新式学堂学习而就私塾等。学堂内学生寥寥，教学质量低劣，有的公立学堂高小学生毕业，算术多数仅会加法，讲新课亦仅分数而已。⁽³⁶⁾这种状况虽只是少数，但已足以表明，虽然科技教育已经展现了良好的景象，但要进一步的实质性发展，科技教育体制化的真正实现，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