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与宁波教育

第二节　科举取士与宁波教育

清代科举制度确立于顺治二年（1645），以《科场条例》的颁行为标志，此后，清廷一直以科举为选才之道。初期，举制多模仿明代，其后不断改良，特别是在防止科举的弊端方面创立了许多制度，例如，监生分卷取录制、会试分省取录制、副榜制、复试、磨勘（核对试卷）、朝考与庶吉士配额取录制，等等，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

一、科举仕进的发展概况

清廷的科举考试沿用明制，其程序仍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但是，清廷的科考程序更为繁复，表现为：（1）在乡试之前，增加了一连串的资格考试：县试（知县主考）—府试（知府主考）—院试（学政主考）。这三种考试统称为“童试”。只有经过了这三级考试的人，才能改称为“生员”（即秀才），享有进入地方官学读书的资格。（2）生员入学后，还须经过两次严格的选拔考试：岁试和科试，成绩优秀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中式者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取得会试的资格。（3）会试在乡试的次年春季举行，在会试之前和之后同时增加了复试和磨勘两个环节，若这两次查核没有通过，就不能参加会试或殿试，而中式者即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取得殿试资格。（4）殿试在会试的次月举行，中式者为进士，分三甲发榜，但新进士还要在保和殿参加朝考，只有一甲前三名才能立即授职。从上可见，由读书应考到出仕做官，前后要历经十余次重大考试，何况三年才有一次应考的机会，士人在其中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乡试、会试的定额和中额，一般根据各地应试人数之多寡、地区人口数量以及文化水平之高低额而定，宁波虽地域不大，却也称得上文化之邦，其定额和中额都位居浙江省前列。据《宁波教育志》记载，清从开科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宁波共有进士344人，包括费纬祉、史大成、屠粹忠、姜宸英、全祖望、郑梁等重臣名人。其中鼎甲及会元共10名，详见表6‐3。

表6‐3　清代今宁波境内鼎甲及会元名录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此外，乡试、会试中式者也不乏其人。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从顺治二年（1645）到顺治十七年（1660），宁波境内的举人为92人。不少人在乡试中夺得解元、经魁（乡试第四、五、六名者）。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余姚人陈本中经魁。雍正二年（1724）甲辰榜，余姚人谢宜相中解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溪人李思浩中举。鄞县在清代乡试中中举888人，其中8名是解元。

当然，会试成绩也不错。顺治五年（1648），鄞县桃源乡水有岳、张越、张尚考中贡士。康熙二十七年（1688），范光阳中会元。康熙三十五年（1696），余姚人孙国器考中贡士。乾隆元年（1736），童俊考中贡士。乾隆三十六年（1771），邵晋涵中会元。会试中还有中副榜者。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余姚谢司微中副贡。雍正元年（1723），岑元亮中副贡。鄞县在清代共有127人中副贡。^[7]

各级考试的内容与政府倡导的程朱理学相一致，一般从“四书”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文体仍为八股文。为了增加考试的难度，主考官出题时，“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当连，不当断而断”，致使士人无所适从，穷竭精力练习无意义的截搭题、冷僻题。^[8]再者，答题规定不准发表自己的创解，美其名曰“代圣贤者立言”，而选拔中又以“能小楷为天下奇才”，如此一来，考生只埋头于“高头讲章”、八股范文和蝇头小楷之中，“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9]。因此，清廷采取这种僵化、死板的考试方式，注定了士子们的学问会禁锢于空疏的理学和无用的“时文”、“功令”之中，而且还诱使他们毕生为繁复的功名利禄而奔波。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及第者有鄞县高振霄和忻江明、镇海吴晋夔、宁海章梫、余姚朱元树、奉化竺麐祥共6人。

至此，今宁波市境内自宋至清光绪三十年，共有科举进士2478人，详见表6‐4。

表6‐4　宋至清今宁波市境内各县进士数量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说明：表中最后一行数据系笔者计算所列，以比较各县在全市的进士比例。

清廷除进士科之外，还设置了武科和制科两科考试。武科也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内容分内、外两场，内场考默写武经，外场考马箭、步箭、硬弓、刀枪、掇石等。中式者分别称武生、武举人、武进士，并授予各种武官之职。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自顺治六年（1649）至雍正十三年（1735），宁波府考取武进士的人数达96名。其中鄞县占29名，慈溪占24名。另外，考取武举人的也不少。就余姚、慈溪两地，自顺治五年（1648）至同治九年（1870），两地共有37人中武举，其中戚师塘（康熙五十二年）、杨廷秀（康熙五十三年）、吴大勇（乾隆二十四年）三人为武举解元。^[10]鄞县在清代有武举人188名，2名为解元。

制科是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考试，主要有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科、经济特科等。康熙十八年（1679），宁波人陈鸿绩、徐懋昭中博学鸿词科，其中陈鸿绩被授予翰林官。雍正十三年（1735），万经、全祖望、陈撰三人中博学鸿词科。乾隆十四年（1749），余姚人谢应雷中孝廉方正科，由荐举而录用为官。

二、清科举取士的影响

清廷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得科举制度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之术。清初，朝廷内部曾经在八股取士的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康熙二年（1663），朝廷亦曾经宣布：“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11]上谕中说：“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12]但是，康熙七年（1668），鉴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又恢复旧制，仍用八股文取士。时隔七十年，乾隆三年（1738），科举积弊重新为兵部侍郎舒赫德所提，认为科举不是“遴选真才实学之道”，请求加以改革，不过，在礼部讨论中官员们普遍认为舒赫德所提虽为事实，但“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13]。至于科举的弊端，只要主考官们能“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盛，真才自出”。事实上，这些极力维护科举制度的官员，心里很清楚八股取士的无用，当时，主张科举制的执政大臣鄂尔泰就曾经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寥寥数语，充分暴露了清廷的政治意图。

统治阶级的专制政治诉求使得科举制度在根本上偏离了其选拔真才实学人士的初衷，从而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思想解放、士子精神面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学校教育的科举化

由于科举考试在人才选拔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各地府、县学，包括宁波，几乎沦为科举的准备场所，学校中的授课日益减少，专重考试，并且生员很少或根本不在学校学习。“此往彼来，案位何曾坐着，东游西荡，书声久已未闻”^[14]，只是到一定时候前来应考。科举考试是检查学校教学成绩的手段。府、县学日常考试有月课、季考，由教官主持；正式的科举有岁考和科考，均由学政主持。岁考每年一次，优秀者参加科考；科考在乡试前一年举行，优秀者参加省会的乡试。乡试合格者是为举人，有资格参加会试；举人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者有资格再参加殿试；殿试合格者是为进士。由于功名利禄的诱惑，生员专事如何写八股文，走投机取巧之路，导致学风空疏，败落已成必然之势。

另外，就连不属于官学系列的社会基层学校组织，即社学、义学也纳入到科举考试的体制当中，这在前面已经有所述。可见，学校教育已经完全科举化了。

（二）对士子思想的钳制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始自明朝，却在清代盛行。八股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对文章的选题、格式、字数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为了走八股文之路，士子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去做那叠床架屋、空洞庸劣、无补时务的文章。例如，有人将《伯夷叔齐》这样的题目写成伯二股、夷二股、叔二股、齐二股；有的则写出“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乎，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之类的滥调。不是肢解题意，就是废话连篇。为了防止考生抄袭，考官们也用“牵上连下，毫无义理”的截搭题考试，那样的文章则更牵强附会。《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谈到八股文时曾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这一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八股文对思想的钳制可是到了误人，及至误国的地步。

（三）对士子心灵的腐蚀

科考犹如套在士子脖子上的一条锁链，又如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石头。为求功名，士子们不得不忍辱负重，承受种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尤其是精神的压力。《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就是生动的体现。在科举功名的腐蚀下，本应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士子因此扭曲了心志，毁坏了心术。考场上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现象有禁无止；考场内冒籍、代考之事情时有发生。与此同时，考官营私舞弊的行为也屡禁不止，如雍正年间任湖北学政的海宁人俞鸿图主持湖北科场考试时收受贿银超万两，嘉庆年间浙江学政刘凤诰违反监考规则受贿舞弊等。可见，士风和学风皆如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