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内容

一、充实基础教育学力内容，提升生存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引以为豪的原有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全民和社会对于教育的信赖程度大幅降低，日本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改善教育现状，化解教育危机，日本政府及教育部门积极行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基础教育改革充分体现了“重视个性”的基本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199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的应有状态》的咨询报告。报告指出，残酷的教育竞争和考试压力已经给国民的生活和生存造成消极的影响，教育要在“轻松宽裕”的环境下培养学生在未来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并于2002年4月将其引入现行的学习指导要领之中。基础教育由单一的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向“生存能力”的育成转换。报告还就课程改革的方针、课程体系的构建、学科教育的内容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现行学习指导要领总则指出：“以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为目标，通过开展富有特色的教育活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能力的同时，使学生获得丰富的基础知识，形成扎实的基本技能，并使学生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扎实学力的培养应是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与实际问题探究活动的有机结合。

1997年，日本文部省出台教育改革方案，提出了丰富人性的培育与教育制度的革新，提出了要实现教育制度的弹性化、重构学校教育内容、改善地方教育行政系统、推进高中教育改革、强化学校和家庭及社区合作、推进国际化等改革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文部省在改革方案中，将如何培养丰富人格的日本人放在提案的首位，将“心灵的教育”以及适应个性和能力的教育放在核心的位置。（吴忠魁.日本文化立国战略与基础教育改革的新发展［J］.比较教育研究，200l（4）.）

日本文部省中央教育审议会认为，在知识传授上，只要遵循一定的系统性学习就可以达到预期目标，在培养智慧上，加强训练解决问题的学习也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青少年的知识与智慧的平衡发展，教育改革的关键就是研发培养智慧的最佳教育方法。针对目前日本学校教育中偏重知识、轻视智慧的现象，1997年11月，日本文部省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审议报告，内容包括从小学到高中的教学时间每周减少两小时，扩大高中选修科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实施英语会话教育，教育课程标准弹性化，新设“综合学习时间”等。综合学习时间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2000年，日本成立了以内阁总理大臣为主发起的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小渊内阁的智囊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于2000年12月发表了教育改革报告《教育改革十七项提案》。2001年，森喜朗上台担任日本首相，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获得重生的“日本新生计划”，将经济结构改革、高龄化社会对策和教育改革等政策作为日本新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1月，文部科学省根据森喜朗关于按照《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最终报告》落实各种必要措施的指示，对今后日本教育改革的课题及对策进行了归纳，提出了今后教育改革的整体框架，明确了“学校要变好，教育要改革”的各项具体指标，提出了具体方针、改革措施、课题、时间表以及相应的法律、财政改革目标。这就是有名的《21世纪日本教育新生计划》，又称为“彩虹计划”。（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作为21世纪的教育改革方针，它将新世纪的教育理念写入《教育基本法》，并将2001年定为日本“教育新生元年”。教育新生计划将学校、家庭、社区新生作为重点，制定了四项战略目标：（1）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日本国民，重视家庭教育、道德教育，让全体学生参加社会服务活动，重视容易忽视的问题少年，保护学生接受正确的社会信息。（2）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发挥其才能。改变过去划一的做法，引入发挥学生个性、提高学生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体制。（3）创办与时俱进的学校，通过引入教师评价、培训和奖励晋升机制，创办与社区发展相适应的学校。（4）确立《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及修改《教育基本法》。

“彩虹计划”明确了未来日本教育改革的七大战略重点，除了“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外，其余六项均与基础教育有关，足见基础教育在日本教育体系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改革实践来看，这些重点战略一直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领域的六项战略重点包括：

（1）通过容易理解的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基础学习能力。具体措施有根据学生掌握程度实行分别上课、小班上课；建立适合多样个性和能力发展的教育体系，实施“爱好科技、理科行动计划”；改造教室，构建“新世纪学习空间”，开展全国性学力调查。

（2）通过多样的社会服务和体验活动，培养丰富人性。具体措施有加强道德教育，编制发放“心灵笔记”，配备“心灵教师”；开展广泛的社会服务、体验和读书活动；提高家庭、社区的教育能力。

（3）创造安心愉悦的学习环境。具体措施有促进社会人士参与学校教育，实施“活泼校园计划”；充实文体活动，活跃俱乐部活动；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及学生心理辅导；采取措施引导学生远离有害信息。

（4）创造社区和家庭信赖的学校。具体措施有推动学校开放办学，实行学校评议员制度；建立新型社区学校；增设学校心理咨询师，扩大监护人参与和信息公开，增强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活力。

（5）加强教育家式教师的培养。具体措施有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体验实习制度、优秀教师表彰和特别加薪制度；加强对不合格教师的严格管理。

（6）确立符合21世纪要求的教育理念，加强教育基础环境建设。具体措施主要为制定《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及修改《教育基本法》。

为了将“彩虹计划”的战略重点落到实处，文部科学省明确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时间表以及必要的财政预算，并将修改《教育基本法》等问题提请中央教育审议会审议。为了使改革富有成效，文部科学省非常注重改革的步骤和效益，从而使得改革有条不紊，更有利于集中突破。在“彩虹计划”中，文部科学省预计在2002年度预算中，重点推进教育政策课题。其中“培养人格丰富的日本人”的政策课题投入135.2亿日元，主要用于改善和提高家庭的教育能力和改善社会教育的行政体系，推动和促进道德教育，增强青少年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意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培养富有创造性的日本人”的政策课题投入5801.9亿日元，主要用于创造新型的学习空间，以适应IT化教学和小班化教学的需要，完善教育体系的多样化、个性化建设，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推进适应新时期的新型学校建设”的政策课题投入1843.3亿日元，主要用于建立提供多种教育机会的新型学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许多政策布点成为当今日本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项目。如充实学校服务和体验活动项目2002年预算83.5亿日元；实施“爱好科技、理科行动计划”2002年预算投入96亿日元。

2001年，日本将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合并组成新的文部科学省。关于《教育基本法》是否应该修改，日本各界持有不同意见。以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学省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应该与时俱进对《教育基本法》进行修改。如当时，首任文部科学大臣认为，当时的《教育基本法》可以说是一部“学校教育法”，没有给予家庭教育与终身教育应有的法律地位，而仅仅强调个人人格的发展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而以日本教师联合组织和学术界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战后的《教育基本法》使日本教育跨入民主、平等、地方分权特征的新时代，所以不赞成修改。同年，文部科学省公布了新世纪学习指导要领，将从1987年开始实施的“划一主义”教育方针改变为“宽松主义”教育方针，提倡尊重学生个性与创造力；宣布中、小学从2002年春学期开始，将六天学习制改为五天学习制；削减30%的教学内容。

2002年，原文部科学大臣远山敦子，在题为“培养具有开拓精神的自由日本人”的报告中，重申了日本教育的四项基本目标：通过教育使日本人成为能够自我思考并独立行动的自由人，成为能够领导知识社会发展的高水平人才，成为具有丰富的内心并主动继承并创造文化的人，成为具有适应国际社会生存能力的人。为了实现这四项目标，文部科学省提出了6项政策措施予以保证：

培养扎实的学力，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和竞争力基础。具体通过制订巩固基础、基本知识、自我能力的学力提升行动计划，确保优秀教师的培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创设良性的学习环境等措施来加以实现。

培养丰富的心灵，提高学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公共精神。具体通过提高家庭教育和地域教育能力，充实道德教育，重视文化传统教育，推进奉献、体验、读书活动等加以实现。

培养精英，培养多样化的人才，使他们成为引领世界的人。具体通过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的落实、高水平研究教育基地的确立以及专门性研究生院的设立等途径加以推进。

推进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校改革，促使高校在竞争环境中形成个性特色。具体通过国立大学法人化和推进大学机构改革、提升大学质量的制度改革、强化大学的教育机能等途径加以落实。

通过文化艺术立国战略和终身学习社会的建设充实教育经历，提升学生体力，培养能够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高水平竞技者。

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日本人。具体通过增进世界对日本的理解、培养能运用英语交流的日本人等加以落实。

2003年，日本在国际学力调查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引起了民众的担心，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文部科学省政策转变，变宽松教育为重视学力。2005年10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咨询报告《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报告提出创造国际领先水平的高质量义务教育的目标，强调培养学生要具有包括基础知识和技能、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在内的扎实学力。2007年10月，文部科学省公布的《第一次全国学力和学习情况调查》数据表明，日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而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运用能力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提高。

充实英语教育及理科教育。日本作为基础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英语水平却普遍偏低，特别是英语的听说能力与交际能力较差，很多学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与外国人的交流受到了限制。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日本教育界面临的紧急课题。为适应21世纪全球化的需要，2000年，文部省成立了“英语教学改革恳谈会”，“恳谈会”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纪英语教育战略构想的实施计划，表述了日本对英语教育的整体构想。构想内容主要包括：

（1）激发国民英语学习动机，以学校为中心，积极开展沙龙、演讲和留学生交流等活动。2002年，日本政府决定实行促进高中生和大学生留学的政策，2005年，大学考试中心提高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考察。（2）加强英语教学和研究，希望通过改善英语教学和研究，提高日本人的英语水平，指定100所高中进行英语教育实践研究，还要对各校英语个别指导和针对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区别性教学等方面的改善实施状况进行调查，同时收集有关英语教学的先进事例。（3）提高英语教师素质，充实英语师资力量，要求英语教师通过全国统一的实用英语技能鉴定，文部科学省计划用5年左右对初中和高中的所有英语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希望以此全面提升日本英语教师的教学素养，继续推进“日本教学交流计划”项目及外语指导助教计划。（4）加强小学英语教学，在“综合活动课程”时间实施英语会话教育，大约平均每个月上两次课。从2001年起，文部科学省开始开展国小教师英语研修活动，每年招600名教师参加两周的进修，并协助小学教师取得英语教师授课证书。

二、延伸基础教育，振兴幼小一体化教育

日本幼儿教育在世界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发展迅速，其原因就在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日本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为了保证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提高幼儿教育的普及率，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1926年，日本文部省制定了第一部《幼儿园令》，这是针对幼儿教育单独制定法律的开始，标志着幼儿教育在整个日本教育系统中有了一席之地。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日本作为解决问题关键的早期教育也特别受政界关注。194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两部教育法--《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幼儿园是受文部省管辖的正规学校，从此，幼儿教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教育，而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根据《学校教育法》颁布了《保育大纲》（1948年）和《幼儿园教育大纲》（1956年）。1964年修订的《幼儿园教育大纲》提出了11条教育基本方针，对具体的教育内容也进行了阐述，而且将具体内容系统化，概括为健康、社会、自然、语言、音乐、绘画手工等六个方面，合称“六个领域”，并对每个方面都提出了“理想的目标”，要求“无遗漏地全部予以指导”。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儿童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母亲参加工作的机会增多，使得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幼儿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必须改革，以适应这些变化。从社区幼儿教育的角度看，由于都市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儿童生活空间中游戏的室外场所逐渐减少，而网络游戏等室内游戏的不断增加使儿童的体验具有片面性，无形中幼儿丧失了许多与同伴交往、开展集体游戏的机会，社区的许多教育设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造成了资源浪费。从家庭幼儿教育的角度看，核心家庭的不断发展与地缘关系的淡薄，使得在合理主义、竞争主义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父母在育儿方面感到孤立无援，甚至感到疲惫。从幼儿园教育的角度看，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程度不容乐观。幼儿园教育重视质量与重视生源的矛盾，幼儿教育与基础教育一体化理念等都成为促使日本幼儿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因。而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又深刻地影响到思想深处的波动。正如有人指出的，如今我们面对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远不止意味着简单的、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转变，而是意味着我们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我们的世界观以及重新思考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如何看待、理解别人和自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文部省对1964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大纲》进行了改革，把原来的“健康”、“社会”、“自然”、“语言”、“音乐”和“绘画与手工”6个方面的幼儿教育内容改为现在的“健康”、“人际关系”、“环境”、“语言”和“表现”5个方面。1994年颁布了《关于今后为了支援育子而进行施策的基本方向》、《推进目前紧急保育对策的基本思路》，又于1995年制定了《儿童育成计划制定指针》等纲领性文件，形成全社会、全方位支援幼教事业发展的新格局。

为了提高日本幼儿教育的质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各行政部门围绕养育儿童做了许多相关的课题研究，如1994年，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建设省的大臣联合发表了“天使计划”--今后支援养育儿童的基本对策；199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紧急保教政策五年计划”。21世纪伊始，伴随着急速的国际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改革，在东亚地区掀起了“早期教育”的热潮。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通过立法方式定位幼儿教育，保证幼儿教育顺利进行，形成了从《学校教育法》到《幼儿园教育大纲》再到《幼儿园设置基准》的幼儿教育立法体系。为了适应时代变化，日本政府根据情况变化对幼儿教育立法进行了调整。如200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幼儿园设置基准》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修订内容主要围绕提升教育品质与水准。规定幼儿园有义务对各项教育活动和运营状况进行自我评价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同时，根据情况规定幼儿园班级师生比为1∶35。

2000年4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了《关于少子化与教育》的报告。此报告从三个角度阐述了幼儿教育的相关改革意向：第一，终身学习基础的角度。幼儿教育首先需与家庭联合，打下个体终身成长的基础；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为小学阶段的生活学习打下基础。第二，注重“心灵教育”的角度。针对近年社区中结伴玩耍的儿童日趋减少，家长过于保护、过于干涉以及由于女性走向社会而导致的育儿问题等，强调有计划地创设幼儿园环境以使儿童体验集体生活对于成长的重要性。第三，整合幼儿教育体系的角度。从造成少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育儿感到困惑和有负担感的观点出发，要灵活运用作为“社区幼儿教育中心”的幼儿园的职能，以从事幼儿教育的专门机构为核心，将家庭、社区的幼儿教育纳入视野，采取全盘性、综合性措施。

2002年，文部科学省《关于提高幼儿教师资质的调查研究会的报告》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如下要求:（1）理解儿童的心理及全面教育儿童的能力；（2）制订并贯彻详细的儿童保育计划的能力；（3）鼓励作为教师群体中的一员在擅长的领域展开合作；（4）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小儿童做出反应的能力；（5）加强与小学、保育所合作的能力；（6）与监护人（父母）和社区建立联系的能力；（7）作为教育管理人员如校长的领导能力；（8）理解人权的能力。

2004年，日本内阁成立了“规制改革与民间开放推进会议”审议会，并通过了规制改革与民间开放推进三年计划（2004-2007），提出了幼儿园与保育所的一元化政策，以适应地方设置学前教育、保育一体化机构的需要。为促进幼儿园与保育所合作，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了幼儿园教育资格认定试验制度，旨在为保育所工作的“保育士”提供幼儿园教师资格的便利通道，积极推动幼保一元化政策。同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关于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综合机构》的咨询报告。报告中对设立综合机构的意义、理念、作用、形式、内容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如在教育理念上，通过整合家庭、社区、幼儿园等各方面的已有设施，扩大幼儿教育机会，增加社会对幼儿教育的支援。在教育内容上，从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出发来考虑幼儿教育的内容等。

2005年1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首次就“日本幼儿教育的发展方向”问题向文部科学大臣提交了《关于适合环境变化的今后的幼儿教育应有状态--为了幼儿的最佳利益》的咨询报告。咨询报告强调应该把幼儿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优先课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对待幼儿教育，并希望能够唤起全社会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尤其是地方公共团体及企业能够各尽所能，加入促进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行列中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日本幼儿教育发展的两个方向、三个课题与七项措施。其中具体的措施为：（1）给所有幼儿提供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2）充分保持幼儿发展与学习连续性的幼儿教育。（3）提高幼儿园师资水平及专业化程度。（4）借助幼儿园等机构的力量，提高家庭、社区的教育能力。（5）通过推进终身学习振兴方案与改进劳动制度，提高家庭、社区的教育能力。（6）有效利用社区的人才等各种资源。（7）充实、强化支撑幼儿园等机构的社会基础。

2006年，当时日本有人认为“幼儿时期的教育将左右人格的形成”，主张将现在6岁开始入学提前1至2年，切实实行道德情操教育和基础教育，主张幼儿教育义务化。12月，日本公布了新的《教育基本法》，首次将幼儿教育纳入其中，新法明确规定“鉴于幼儿教育对于人的一生人格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国家以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为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及适当的方法，以努力使之振兴”。这反映了日本幼儿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在教育发展史上，日本非常重视幼儿教育的振兴。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共发布了五次幼儿教育振兴计划。日本政府早在1963年、1971年、1991年制定过《幼儿园教育振兴七年计划》。1962年，文部省根据政府新提出的“培养人才”政策，制定了《幼儿教育七年计划》(从1964年开始)。目标是使一万人以上的市、镇、村幼儿入园(所)率达到60％以上。这是日本第一次幼儿教育振兴计划。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了第一次早期教育热潮。1972年制定了《振兴幼儿教育十年计划》，目标是实现4-5岁儿童全部入幼儿园或保育所。这是日本第二次教育振兴计划。1991年，文部省又颁布了第三次幼儿教育振兴计划，其目标是确保今后十年3-5岁幼儿有充分的入园机会。由于4-5岁幼儿教育基本普及，因此新计划重点放在3岁幼儿的保育上。

2001年3月，日本政府再次提出了幼儿教育振兴五年计划，以强化幼儿教育、提升幼儿教育品质为主，内容包括充实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改善教育环境，充实幼儿园的育儿支援，推动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与合作，充实家庭教育和社区与幼儿园的合作等。从“振兴计划”的目标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振兴幼儿教育的基本方向是以家庭为中心，学校和社区都扮演支援家庭教育的角色，从社区支援和正式的教育制度出发，达到家庭、学校、社区的三方共荣。

作为日本中期幼儿教育振兴政策（2001年-2005年），“计划”从立足儿童发展的全盘视野和谋求幼儿教育指导的专门性出发。“计划”认为幼儿期是极其重要的时期，应该重视每位幼儿的发展，从四方面提出了振兴幼儿教育的方案：（1）充实幼儿园中的育儿援助；（2）充实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改善幼儿园环境；（3）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工作；（4）推进幼儿园与保育院的协作。

2006年10月，文部科学省发布了新的幼儿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报告围绕七个政策基点以及具体的实施策略，系统布置了日本从2006-2010年五年间幼儿教育的行动对策。这七个政策基点分别为：（1）推广使用托儿所和幼儿园共园制度；（2）对所有儿童提供充实优质的教育；（3）加强幼儿教育学习的连续性与发展性；（4）重视教员的资质，提升其专业能力；（5）重视提升家庭与社会教育能力；（6）围绕终身学习政策，提高社会教育能力；（7）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地区教育。

振兴幼儿教育的实际举措包括：

（1）完善儿童养育网络。养育儿童不但是每个家长、教师的责任，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为此儿童的养育应该是一项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儿童养育网络”是指为了给予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儿童及家庭必要的、适当的帮助，在社区内建立保护和养育儿童、支援家庭的网络，创造一个新型的互帮互助的社会。这一网络以作为“社区儿童养育中心”的保育所和幼儿园为核心，联合有关专门机构和人员如学校、儿童咨询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保健所、民生委员会、儿童委员会、有经验的养育人员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其中家庭是通过爱与习惯养成等奠定幼儿身心发展最初基础的场所，社区则是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和亲近自然等来丰富幼儿体验的场所，幼儿园等机构则在此基础上，在教师的精心教育引导下，通过集体活动促使幼儿获得在家庭中难以得到的社会、文化、自然等方面的体验。通过这一网络化的养育体系，使社会真正承担起儿童养育的责任。从幼儿的“发展与学习”视角出发，确保了幼儿在入园前、入园后以及入学后的发展与学习具有连续性。

（2）扩展儿童养育视野。21世纪是一个开放的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文化、技术交流，迫使每个国家在思考问题时必须超越国界，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关注国际社会，面对不同的外来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宽容和向他人学习的心态实现“和而不同”。为了扩大儿童的国际视野，日本在幼儿时期就很注意国际教育，实施外国语教育，和在日的外国人进行交流等等。通过这些措施使幼儿具备接受外国语、尊重外来文化和习惯的心理素质。针对外来儿童问题，给予特殊的关心和照顾。例如，为了更有效地沟通，要求所有保育人员进行一定的语言培训。对于本国儿童来说，与不同国籍的儿童相处，并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是难得的机会。保教人员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向儿童传播国外的文化。通过幼儿园提供多元文化课程，促进幼儿对国际化、全球化的认识，从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个性丰富的新一代日本人。

（3）持续提供物质支援。为扶持私立幼儿园的发展，日本给予私立幼儿园很多资金、政策上的优惠，如提供园舍设施完善费和通过日本“私学振兴财团”给予设施费等长期低息贷款。

三、改革义务教育结构，探索义务教育治理新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教育改革，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强化竞争原则，重视经济效益，提倡制度缓和。作为政府与行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其结果导致了公立教育的萎缩，教育民营化规模的扩大。2000年，小渊首相教育咨询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召开恳谈会，主题为21世纪日本构想，咨询委员提出将教育的技能分为义务教育和服务教育两部分，其中，公共教育部分由文部省和地方教育行政委员会负责，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服务教育由市场自由选择。在学校制度的弹性化和制度化改革方面，以法律形式体现学制改革政策始于1998年，同年6月，日本通过了《对学校教育法等进行局部修改的法律》。其目标就是增加现有学制的灵活性，增加学生及其监护人选择“初中和高中一贯制教育”的可能，进一步推进中等教育的多样化。在《学校教育法》的修改条款中规定：中等教育学校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适应学生的身心发展，以连续一贯实施普通中等教育以及专门教育为目的的学校，修业年限为六年。同时，对中等教育学校的学科、课程等也做出了相应的原则性规定。这说明日本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初中和高中一贯制教育政策的实施。1999年4月1日，《对学校教育法等进行局部修改的法律》正式实施，“初中和高中一贯制教育”政策从此制度化。目前，日本政府正在积极推进这一政策的实施，1999年6月成立的“中高一贯推进会议”，在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这种学校的方法与政策，并于2000年1月17日发表了《关于中高一贯教育的推进--面向500所学校的设置》的报告，对日本进一步推行中高一贯教育政策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建议。文部省将根据《学校教育法》和《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其运营法》的相关规定，拆除初中与高中之间的壁垒，创设初、高中一贯制学校。公立小学学区实行弹性化，取消公立高中学区的限制，同时根据“特殊区域机构改革”精神，从2003年起允许民间机构参与。值得一提的是，新型中等教育学校（中高一贯制学校）的创设，是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高中综合学科设置、学分制高中创建后的又一项高中教育改革。（吴遵民.当代日本基础教育改革现状与发展趋向［J］.教育发展研究，2005（10）：96-99.）

在教师教育与研修制度改革方面，根据《教育职员资格特例法》、《教育职员资格法》、《公务员特例法》等法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实行弹性化政策，建立研究生院研修休假制度，导入教师评价制度，评价制度由“自我评价”、“业务评价”及“人事考评”三项内容构成，要求不合格教师研修或转换工作。

在教育课程标准改革方面，修改教育课程基准，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校外体验活动，调整教育内容，按学习熟练程度分班教学，增加“综合学习时间”。在教育行政改革方面，根据《地方分权法》和《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其运营法》的规定，废除地方教育委员会主任任命制，增强校长管理自主权，创设开放型学校，改革学校运营机制。

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加快了义务教育的改革步伐。2005年10月，为了通过推行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使日本再次腾飞，作为小泉内阁倡导的六大结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以下简称“中教审”）通过了《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关于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应有状态》报告。报告指明了“日本义务教育的基本方向，涉及教育的各方面事务，将成为解决目前各种问题的施政路标”。（中央教育審議会.新しい時代の義務教育を創造する［EB/OL］.http://www.mext.go.jp，2005-11-26．）改革的目的在于培养儿童的健全人格，使之自立于社会，展现丰富的个性，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进步，最终度过幸福而充实的一生。

该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是个人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个人通过教育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一切活动都需要人类的支撑，因此，人才培养是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而义务教育作为人生早期阶段形成人性的基础，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日本要维持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必须重视发展义务教育。可以说，义务教育理应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明治维新直接促成了近代日本的崛起，其中教育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人称明治维新是一场“教育维新”。明治维新以来，成功地建设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大抓普及教育，努力培养人才。

改革以培养能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心灵丰富、意志坚强的人为目标，以每名儿童都能受到高水准的教育为理想，改革期望改革后的义务教育有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有具备高资质、能力强的教师充满自信地指导学生，监护人和地方当局也积极参与其中，开展富有成效的教育活动。改革特别强调通过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即“学校力”和“教师力”，提高培养儿童的能力。咨询报告确立了“强化学校教育功能，提高教师教育能力，培养儿童丰富健全人格”的目标。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调整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金制度

为保障教师质量，维持和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保障教育机会均等，日本义务教育经费一直主要由政府承担，还建立了专门的国库负担金制度。国库负担金制度规定：“都道府县原则上负担大部分义务教育费用，国家分担都道府县负担经费的1/2，所需费用由中央政府征税专门提供，与财政相分离。”日本国会还专门制定了《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教育职员人才确保法》、《义务教育标准法》，规定了义务教育质量和经费保障的最低限度。但随着国家、地方职责和财政状况的不断变化，日本积极考虑将部分税源转移给地方，将诸如义务教育费、交通开发费等原先由国家专款专用的资金纳入普通财政体系。2004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三位一体”改革议案，取消了2005年度中央政府4500亿日元的义务教育经费，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为2.5兆日元。报告决定从2005年开始，国家将部分税源转移给地方，这一过程称为“一般财源化”。至2006年，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比率从1/2下降到1/3，政府将聘任中学教职员所需的总额8500亿日元的税源转让给地方，这无疑影响了日本基础教育的公共性。

（二）义务教育宏观调控

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保证义务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报告认为，在日本，与教职员的聘任相关的经费占了义务教育费总额的四分之三。能否保证具备高资质和高水平的教职员进入教育领域，能否营造使教职员安心从事教育工作的环境，能否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是教育成败的关键。为了能够为义务教育改革提供保障，报告将教职员的培养、配置与薪酬作为教育宏观调控中最重要的方面。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相互协调，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作用。具体通过加强教师在职进修、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积极推进硕士教育、优化教师教育课程、培养教育专家等措施来保证实现。

《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强调通过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即“学校力”和“教师力”培养儿童的能力，创建学校新形态。具体包括“尽快建立拥有高素质教师、充满活力的学校实体”，建立能充分反映监护人意向、值得信赖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将通过学校运营协议会和学校评议员的积极工作促进监护人参与学校的运营和管理事务。政府要加强教职员的培养、配置与薪酬等方面的宏观调控，积极营造教职员安心从事教育工作的环境和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三）明确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职责，强化合作关系

日本的教育行政体制受到日教组和学术界谴责。小渊内阁上台后开始进行全方位的行政体制改革，实施了“地方分权推进计划”和“规制缓和计划”等改革措施。《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指出，要充分重视家长和居民的作用，积极发挥校委员会和学校评议员的作用，促进家长和社区参与学校管理。与此同时，要积极推行就学区域自由化、弹性化政策，创建有魅力、有特色的学校教育。

报告经过充分论证提出，义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学校，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必须全力支持学校。《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提出了学校应该根据当地实际状况开展最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同时尽最大可能扩大其权限和责任；国家负有保障义务教育切实实施的责任，而都道府县负有在其管辖区域内发挥最大效用的职责。市町村地方当局和学校作为义务教育的实施主体，有必要赋予其更大的权限和责任。从都道府县向市町村和从教育委员会向学校的权力转移将是义务教育分权改革的重点。

（四）改革义务教育的结构

通过义务教育结构改革保障教育质量。日本政府把它看成今后基础教育发展的指针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当时的小泉内阁认为，义务教育结构改革已经成为日本义务教育的重要目标，文部科学省首先应着力探讨确立改革的目标，对义务教育进行总体把握。其次，推行扩大市町村及学校权限和责任的教育分权改革。第三，国家有责任评价教育改革的结果，通过结构性改革保证义务教育的质量。2005年1月21日，小泉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表示：“民间能解决的问题在民间解决，地方能解决的问题在地方解决。”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新的理念对教育结果进行评价，以促进教育结构的转变，充分发挥地方和学校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使国家目标与地方实际完美结合。

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文部科学省确立改革的目标，国家为实现目标对义务教育进行总体把握；推行扩大市町村及学校权限和责任的教育分权改革；国家有责任评价教育改革的结果，通过结构性改革保证义务教育的质量。作为指引义务教育结构改革基本方向的中央政府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对教育事务进行宏观调控。

加强学制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商界和保守人士指出：“这种学制尽量使每个人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结果培养出了太多平庸的多面手而缺乏受到充分训练的工人和专家。”

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建立新型高中和特色高中，使基础教育结构，尤其是中等教育类型进一步多样化，以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推进初中和高中一贯制，形成有效果的一贯教育，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性和丰富的人性；加强课程政策的弹性化，以“宽松教育”为指导思想，调整课程内容、结构、时间等。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内容删减30%，基础教育各阶段比现行的减少70课时；开设“综合学习时间”，进行跨学科界限的横向综合性教学。综合学习时间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每周3节。重视道德教育，培养学生丰富的人性。在课程管理方面给予地区、学校更多的编制和自主权，鼓励发挥自主性，灵活设计课程，开发具有本地区、本学校特色的课程。

四、合理规划基础教育，确保基础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2008年7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日本教育史上第一个中长期发展规划《教育振兴基本计划》，重新确定了教育立国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未来10年的战略发展目标，明确了教育投资的基本方向，还提出了具体措施和目标。

《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提出了今后10年的战略发展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情，计划没有将教育公平作为目标。世界教育发展的规律不断证明，义务教育均衡是一个“均衡-不均衡-均衡”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发展过程。美国2002年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政策，英国政府提出“不能漏掉一个孩子”政策，体现了政府适时运用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来推动均衡，促进公平，这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主题。而日本并没有把推进教育公平作为重要主题，而是提出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所有学生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基本能力，提高公共教育质量，树立社会信任感，确立以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发展目标，并将其作为日本教育发展的根基。

在今后10年的教育投资方向方面，日本政府提出通过寻找必要的财源，接近和达到经合组织各国教育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平均水平。财政投入重点集中在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改善中小学师资和教学环境、开展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教育，确保所有学生具有修学旅行的机会等方面。（田辉.日本教育振兴基本计划［N］.中国教育报，2008-7.）

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计划”还提出了77项具体的举措和目标。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确保学生具备扎实的学力，顺利执行新学习指导要领，确定教师定员指标，改善教学条件，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健康的体魄，选用合适的道德教材，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推进读书活动，开展学校心理咨询和社会服务，创造个性化的教育环境，推进奖励性教师工资机制，合理配置教职员，创造充分利用外部教育力量的环境，建立区域儿童教育机制和社区支援中学机制，建立小学课后活动体验中心，推进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制订残疾儿童个性指导计划，为无法到校上学的儿童提供教育支援。

与以往教育计划不同，《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更加注重各机构的横向联系和整体性推进，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实现教育效率的提高。“计划”还明确了在实施过程中，国家、地方行政机构职责的划分和教育财政措施等，从而使“计划”更具可操作性。

五、布局基础教育信息化，超前设计未来义务教育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时代对各行各业的人才提出了更多要求。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将信息化战略作为应对策略。以“教育立国”著称的日本更是将信息化战略作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94年8月，日本内阁就设置了“高度信息通信社会推进对策本部”，召集各方面专家研究日本信息化发展战略。“本部”部长由当时的首相担任。1994年底，日本内阁通过了行政信息化五年规划基本计划，1995年2月，“高度信息通信社会推进对策本部”发表了“高度信息通信社会推进基本方针”，废除了妨碍日本信息化发展的一些规定，力图使日本的信息化事业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2000年7月，八国首脑会议在日本召开了中心议题为IT产业发展的国际会议，会议发表了有名的《IT宪章》（实现全球信息化社会的冲绳宪章），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专门成立了直属内阁的IT战略本部和IT战略会议，专门负责日本的信息化建设，并开始研究日本的IT战略。

2001年1月，日本政府确定了五年信息化建设计划“e-Japan战略重点计划”。2001年11月，IT战略本部和IT战略会议提出了《IT国家基本战略》，目标是在五年内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日本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推进总部提出了5年后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信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的远景目标。在e-Japan战略中明确提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目标。日本提出IT战略构想是将发展IT业作为确保其经济大国地位的战略部署。

为了确立信息化战略在日本整个国家战略体系中的法律地位，200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高度信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明确了信息化政策的基本方针、领导机构及重点计划，成为日本政府推进信息化战略的法律依据。《高度信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提出了确保2005年实现“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先进的信息化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日本各省厅也纷纷行动，积极参与到信息化战略布局中。如日本总务省2004年提出了u-Japan构想：希望到2010年日本成为一个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可以上网的国家。该构想获得内阁批准，并列为总务省重点发展项目。目标主要通过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速信息通信网络、加强信息知识教育、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及电子政府建设、推进公共事务领域信息化、确保信息安全等措施来实现。

基础教育信息化作为日本国家信息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9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新千年计划”，明确提出教育信息化的目标：到2001年，所有公立小学、初中、高校等都要连接互联网，所有公立学校教师都要能够有效利用计算机。到2005年，所有学校都要连接互联网，在所有学年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要能够有效利用计算机。为实现目标，日本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工作任务、目标，并配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如，校内LAN建设投入67.5亿日元，私立学校计算机装备投入8亿日元，计算机教师培训投入4.2亿日元，信息资源开发投入10亿日元，国家信息中心建设投入1.5亿日元等，以确保计划顺利完成。2000年，文部省确定了教育信息化建设基本战略。战略的总体目标规定要率先在中小学普及IT教育，争取到2003年所有小学实现网络化，到2005年全国公立学校普通教室都配备2台计算机。建设和完善适合师生运用计算机的环境与体制；使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师掌握电脑的操作方法，同时各个地区继续配备帮助平台；在提高所有学生信息运用能力的同时，根本改变“授课”形式，快速提高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创造力和表现力。计划由文部省、通产省、邮政省及相关民间企业合作实施，预计耗资15亿日元。政府希望在职教师和民间企业、广播电影电视台、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积极参与共同研究开发教育软件。但到2005年，日本教育信息化的指标如计算机配置情况、因特网持续状况、教师信息教育研修情况等完成得不够理想。为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保证e-Japan战略目标的实现，2005年12月文部科学省发表了《面向e-Japan战略目标的实现--教育信息化推进行动计划》。

为了进一步巩固日本教育信息化战略建设成果，2006年1月，IT战略总部发布了新的国家信息化建设战略(“IT新改革战略”)，“IT新改革战略”中提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具体目标：(1)实现教师每人一台计算机并连接因特网，实现学校信息化；(2)通过评价教师的信息技术指导能力促进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3)为学生提供运用信息技术的学习机会；(4)通过在学科教学中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在小学中开展信息道德教育，提高学生包括信息道德在内的信息运用能力。文部科学省在年度预算整体减少的情况下，基础教育信息化预算仍与上年度持平，从而保证了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持续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推进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的过程中，国家教育信息中心、日本教育技术振兴会、计算机教育开发中心、教育信息化推进协议会、日本信息教育开发学习会等众多研究团体，积极促进了日本教育信息化科学、有序的发展。（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文教制度調査会、義務教育特別委員会.国家戦略としての教育改革：義務教育重視の国づくり［R］.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