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

三、多维视野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

（一）科技史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

1.从宏观上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再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人类生存所必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现象到本质的不断深化过程。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认识对象在人们面前呈现为某种直接综合的东西、某种混沌的整体，他们只能依靠直接的生产经验和感觉直观来获取认识材料，因而占有的材料极为有限而且残缺不全，说明他们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很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基本上是比较直观、零散和经验性的，只是从总体上笼统说明自然界。这时的自然科学还停留在描述现象、总结经验和猜测思辨的阶段，它同哲学结为一体，还未成为独立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在中世纪时期，才有少数学科如天文学、数学有可能发育成为成熟的形态。从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开始，数学、力学、天文学才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这是科技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大分化。这时人类的思维运动还处于感性具体阶段。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如划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等，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这时的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家所讨论的那些带有根本性和总体性的问题，诸如世界的本原等，而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性，着眼于自然界的具体个别问题，努力探索各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近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科学实验之基础上的，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它所探讨的自然现象作出理论解释和说明。所谓实验方法，就是人们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的控制下进行研究，以揭示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方法。这是一种以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即思维从具体走向抽象的方法。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科学分化出了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到20世纪分化出了心理学等，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考察自然界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条件。科学的发展要求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要求建立各个知识领域内的正确关系。在此条件下，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已不够用，于是就产生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以放射性、电子、雷的发现拉开了序幕，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基本粒子理论的建立为中心，基本上实现了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各门自然科学的整合。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正日益走向思维具体。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各种边缘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学、量子化学）、横断科学（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理论）以及整体科学（或生态学、人类学和科学学等）的蓬勃兴起，正在充分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体化。人们正大量地使用着以综合为主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再现了思维运动由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上升到思维具体的规律，这一规律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和运用时就转化成了一种方法。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也再现了思维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和思维由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

2.从微观上看，在科技史中，人们对自然界的结构和层次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体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在古代，人们就有了世界万物组成的观念，如中国《尚书》中的“五行说”，认为世界是由水、火、金、木、土组成。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认为世界是由水、火、土、气构成。后果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继承和发展了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提出了原子概念，用“原子”和“虚空”来说明世界的构成，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最小的不可分解的物质粒子。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概念还是感性直观的。因为当时自然科学处于初始阶段，实验科学还没有产生，人们的认识能力还比较低下，因而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原子概念。从对物质结构层次性的认识发展过程来看，原子概念只是这一前进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感性具体的、初始的，是自然界微观结构的第一个层次。关于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的观念延长了很久，乃至到1804年道尔顿提出的原子论，也未摆脱这种陈旧观念。人们对物质内部结构的认识，在20世纪前都只限于原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们对自然的研究领域得以拓宽，加之近代形成了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实验科学，给人类开辟了新的认识途径。人们对物质微观结构的认识突破了第一个层次，认识到原子并非物质的最小单位，并非不可分。原子是由原子核和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组成。原子核很小，通常人们称之为微观粒子。人类对物质微观结构的认识跃进到第二个层次。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原子核进行更深入研究，表明原子核也有内部结构，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质子是一个带正电的粒子，其电量与电子所带电量相同，质量为电子质量的1836倍。中子不带电，其质量为电子质量的1 838.6倍。质子和中子统称核子。目前人们已经发现的“基子”粒子已有三百多种（人们把比原子核次一级的小粒子，如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统称为“基本粒子”），人们对物质微观结构的认识进入了第三层次。20世纪中期以来，原子能的出现，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兴起标志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始，人们的认识正在向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人们又在探索物质微观结构的更深层次，从1949年开始，相继出现基本粒子结构的费米-杨振宁模型、坂田昌一模型、夸克模型、层子模型等理论。由“五行说”（或“四根说”）-原子-电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夸克或层子等概念的发展过程是认识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这些概念的推演存在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关系，前后概念之间是辩证否定的，后继的概念比先行的概念更丰富、更复杂、更具体。辩证逻辑认为，思维发展是有层次和顺序的，其顺序性表现为，从最简单的抽象规定开始逐步上升到越来越复杂的规定，从发展的低级形态逐渐上升到越来越高级的形态，直至把客观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所以人类对物质微观结构的认识遵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规律。^[42]

总之，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再现了思维运动的根本规律：具体-抽象-具体，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也是科学发展所遵循的手段和工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思维史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

1.从人类思维发展的总体来看，人类思维的进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

思维是指人的认识活动，指人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能动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人类思维的发展表现为人类认识的发展，人类思维的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而认识史又可表现为哲学史。因此，我们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线索来说明思维的进程。西方哲学史可以划分为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18世纪法国唯物论、19世纪的概念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五个阶段。人类认识史就是由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原始笼统的直观统一，日益走向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然后进展到具体的统一的历史。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是人类认识一切活动中的根本矛盾。人类认识史就是思维不断发现主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以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的历史。在古代本体论阶段，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直观、猜测的。当时人们尚未自觉意识到认识中主客观的矛盾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他们把认识直接指向客观外界，凭借个人的直接经验和初级的思维能力，去把握世界。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等都是感性经验的总结，是感性形态的概念，是对周围现象的感性直观。赫拉克利特的“火”，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等则表现了古人认识的模糊性。因为“火”、“隐德来希”是心与物、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混在一起的东西。古代本体论阶段的直观认识特征，说明了思维史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如若没有古代认识的直观性就不会有近代认识的抽象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近代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认识论的探讨。本体论时代所关心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认识论时代所关心的则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近代认识论的特点是主体性、抽象性和确定性。该时代的哲学家们主要研究主体的能力、认识的来源、方法等问题，表现了较强的主体意识。同时他们也强调概念的确定性，不像古代的概念那样含糊。如斯宾诺莎的“实体”、“属性”等概念都有明确的定义。近代认识论的概念范畴是建立在思维抽象、思维分析基础之上的，因为近代认识论时代是一个分析的时代，当时分析方法占据统治地位，因而人们的认识表现出片面性的因素，往往把统一的有机整体分解成各个部分和方面。这表明人类思维的进程正在由古代的感性直观走向思维抽象阶段。

到18世纪法国唯物论阶段，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发展到了尖锐阶段。这时期的哲学家侧重论证了物质的属性，认为物质性原则是最高的原则，坚信世界是由运动着的物质所组成的。但暴露了机构性因素。他们把不同质的事物和现象也都用机械运动的原理加以说明，甚至把人看作是机器，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但作为思维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言，它是发展的一个环节，是思维运动所必需的。

再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论阶段，康德试图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把感性与理性以及其他对立因素统一起来。但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他们认为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也不应是彼此对立的两个世界，而应是一个统一世界在两个领域的不同表现。表现了思维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西方哲学发展到马恩辩证唯物论阶段，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在实践中得到了理解和解决，本体论与认识论得到了统一，人类思维的进程走向了辩证思维，人们的认识向思维具体靠近。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再现了思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

2.个体思维的发展也再现了思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

个体思维的发生和发展经历直观动作思维-具体表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辩证思维）三个阶段，这在儿童青少年的发展中表现出一定的年龄特征。

直观动作思维是指直接与物质活动相联系的思维。儿童心理学的材料表明，幼儿最初的智力活动萌芽于动作之中，如幼儿在把小盒放进大盒中，用木棒敲桌子等动作中就会感知到某些事物间的简单联系。当动作中断，思维也就终止。直观动作思维是个体思维发展的开端阶段。

第二阶段是具体表象思维。这个阶段以学前儿童为代表。学前儿童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具体形象性和朦胧抽象性。具体形象性指学前儿童主要借助于具体表象进行联想来思维。如：一些学前儿童看到妈妈做饭，自己也用沙子、瓦片之类的东西做“饭”，看到大人给小孩穿衣服，他也给娃娃穿衣服等，这主要是凭借表象来进行思维活动的。儿童这种具体表象思维特点的形成，是同儿童知识、经验的贫乏，第一信号系统活动占优势有关。直到七岁左右，才开始有抽象思维的因素。过去以感知、表象为主的活动，此时就逐步转入以学习为主的活动。于是，就在感知、表象、知识、经验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个孩子便从直观动作思维过渡到具体表象思维，然后逐步朝抽象逻辑思维发展。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智力的发展，加之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便慢慢地具备了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和论证的能力，这时期个体思维的水平发展为抽象思维阶段。再往后，随着身心的发展、成熟，以及能动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就能自觉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定思维。就由抽象思想向辩证思维过渡。^[43]

总之，人类思维的发展同个体思维的发展是一致的。个体思维的发展史是人类总体思维史的缩影。思维的发展史客观再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规律，当这一规律被人们认识并自觉运用时就转化成了一种方法。思维史也说明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

（三）语言史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

1.词汇的发展表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和工具，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思维。语言的发展进程是同人类思维的进程相对应的。而语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词汇的发展中。词汇的种类发展是从贫乏到丰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我们汉语的基本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联结词、助词等。人类最初产生的语词是专有名词，用以指称个别事物，后来才逐渐产生类名词，以表达类概念，如塔斯马尼亚的土人中有丰富的词来表示不同的每一棵树，但就是没有表示一般“树”的词即类概念。他们能辨别上百种动物的脚印，能辨别几十种鸟音，可就没有“兽”、“鸟”这种类名词。这说明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水平还处于表象形象思维阶段。人类有了名词，名词是指称个别事物的，人们开始认识事物的性质和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形容词。人类最先使用的形容词是从一些专有名词转变而来的，如现代俄语中的“粉红色的”（Рóзовый）就是源于“玫瑰花”（Ρóза）。不仅如此，而且人类初期的形容词极为有限。如甲骨文里就只记载了黄、白、多、少、新、旧等形容词。这意味着人类幼年时代其思维抽象能力十分低下，人类思维正在一步一步由其具体表象思维走向抽象思维。随后为了进一步认识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就产生了数词。据语言学家王力考证，认为数词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它至少是在名词和动词出现之后才出现的。因为数目概念的形成应该是文化相当发达以后的事。再后，人类实践的发展，才产生了代词和联结词。而联结词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正在试图把客观对象的各个方面的认识串联起来，以更深刻、更全面地再现对象整体，这是思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表现形式。可见，词类的产生先后顺序再现了人类思维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再现了人类认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从词汇本身发展来看，词汇由贫乏到丰富、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轨迹再现了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的原则，体现了思维由抽象到具体的规律。以汉语为例，汉语词汇的发展有两个来源。其一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二是随借词和译词的增多来丰富、完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民族杂居和民族大融合的情况甚多。而民族的融合就造成了语言的融合。这样汉语中便借用了其他民族的大量词汇。如“胡同”一词就源于蒙古语。“车站”的“站”也是源于蒙古语。我们知道，社会是前进发展的，古代没有而后代又产生了的东西，自然需要冠以名称，于是又产生了大量新词。再者，方言也为汉语词汇的丰富做出了“贡献”。这是讲汉语词汇的一个来源，同时，汉语词汇的丰富、发展还源于外借词和译词。我国的外借词和译词有三个来源。一是西域、二是佛教、三是欧洲。西域的借词和译词有植物、动物、食品、牙器等类的名词。而佛教的借词和译词则更丰富了。在汉语词汇中，佛、塔、僧、尼、和尚、天堂、地狱、因果、世界、圆满等等都是从佛教用语中借来的，现在已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汉语词汇里便借用了欧洲的一些用语，如鸦片、公司、冷带、热带等等。以后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大量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术语被变法人士从西方引介过来。如政策、电话等，其中大多是经日本译过来的，如革命、教育、文化、专制、社会等等。还有些是“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译词是用两个汉字构成，并用汉语原义可说得通的新词，如哲学、物理学、物质、意识、抽象、具体、肯定、否定等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中又增添了许多新词，如马列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无产者、信息论、电子计算机，等。现在又出现了“摇滚”、“霹雳”、“空调”、“激光唱片”、“卡拉OK”、“克隆”等等新词。以上说明汉语词汇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断走向丰富的。词汇的丰富便于我们表述各种各样的高深复杂的思想，便于我们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也便于汉语本身的严密和精确。词汇的丰富，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片面走向了全面，由简单走向了复杂。它反映了认识由浅入深、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抽象到具体发展的辩证法。一句话，词汇的丰富发展过程再现了人类认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2.语法的发展说明了思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

首先，从宏观上看，人类对语法的认识有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古希腊人把语法只看做哲学的一个分支，这时人们对语言现象的认识是一幅由种种联系交织起来的图画。这时属于感性直观、笼统简单的认识阶段。随后人们开始对语言的混沌世界进行分析。人们注重分析解剖语言现象，忽视综合，忽略了被解析出来的语言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形发展到20世纪，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他们主张语言单位的意义只有成为相互联系的要素时才能成为语法研究的对象。在他们那里，语法是包括句法和词法的纯形式的结构语法。结构语法在语言形式分析中建立了具体的程序和手续，表现出抽象分析的很大作用。但由于它对语言本质作了形式主义的歪曲，它完全舍弃了语言单位的意义和实体，最终陷入了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的困境。这迫使当代语法学家重新根据语言单位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上的各种特征的总和来决定语言单位的性质及其关系，在知性抽象分析基础上重建具体的关于语言现象的总画面，像系统语法、层次语法等已开始把语法看作同语义、语言密切联系统一的大语法，这表明人们对语法现象的认识已走向语法特点多样性的思维具体，说明语言也是人类认识史的缩影，它遵循着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法则。

其次，从微观上看，以句法为例，也可以说明语法的发展遵循着思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法则。句法规定着词汇之间关系，体现着人们对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纵观历史句子结构可以看出，句子结构由简到繁、日益严密化的过程是同人类认识史相一致的。关于句子结构的日益严密化问题，王力曾在《汉语史稿》中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甲骨句的句子十分简单，金文的句子要稍稍复杂些。《书经》中的句子是用意合方式加以表述的。他举《汤誓》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了这一点。而《易经》、《论语》中则用“故”、“况”、“则”等连接词表达分句之间的关系。如：“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候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卦·彖传》）说明《易经》的句子结构比《书经》较为复杂，变得稍微严密了。战国后，汉语句法有了新发展。战国的汉语句法结构较春秋时代更为复杂和严密。如《孟子》、《庄子》，其文气尤盛。就是说其句子结构非常紧凑，让你禁不住一口气把全句念完。汉魏六朝的句子结构变化不明显。到唐代，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因明思想影响，造成我国汉语逻辑思维的新发展，使汉语句法的复杂严密化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唐代的文人学者可以说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佛教的影响。唐代语句结构变化表现为，第一，概括性强；第二，化零为整，使众多零星小句结为一体，变得精炼不拖沓。这表明汉语语句结构变化的特点同思维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唐代语句结构的变化说明了当时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和增强。从唐代到鸦片战争以前，汉语语句结构在严密性方面没有多大突破，“五四”以后，汉语语句在严密性上有了重大变化。当时要求句子成分分明、语言精炼、涵义清晰、无懈可击。王力以定语为例，说明定语的复杂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如：“这是我们交际了本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儿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鲁迅《伤逝》）这把口语中的几个分句综合成了一个有机体来限制“话”，显得紧凑严密。表明人们抽象概括能力较之前人有了提高，标志着人类思维的发展。我们认为，王力对历代句子结构变化特点的分析和说明是深刻的，是正确的。从他的分析和说明中可见，句子结构日益复杂，日益严密化的过程显示了人类思维发展的进程，即由直观思维-具体表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每一时代的语句结构都反映了自己所在时代的思维水平。现代句法是以前句法的深化和发展，伴随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现代汉语句法的规定性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复杂，这样则愈能更生动、更深刻地表现事物的多种性质和关系，达到思维具体。句子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松散到严密的变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44]

综上所述，语言史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语言学的发展体现并遵循着思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规律，也说明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是客观合理的。

（四）美术史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

我们知道，艺术思维的特点是形象性，艺术思维即形象思维，它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它是在对客观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具体的感性特征的事物，通过想象，伴随强烈的情感，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形象思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它通过实践获得感性具体材料，然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的再认识，认识对象的性质和关系，认识对象的方方面面，最后在获得了对对象的许多方面的认识后，就付诸行动，再现出生动的具体的艺术形象来。在我们看来，艺术形象思维并不排斥逻辑思维。这两者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逻辑思维中，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印象，是通过概念的抽象，舍弃个别具体现象，运用判断和推理的形式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形成逻辑的结论。在形象思维中，感觉、印象并不完全予以舍弃，它舍弃的只是某些非本质的感性现象，加以典型化，运用典型的艺术形象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就认识的过程来讲，二者都是从个别到一般，都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只是前者揭示的一般是用抽象概念、判断等所表现的一般，而后者则是以个别的典型形象所表现的一般。后者的一般是形象化了的一般。艺术形象思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代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艺术形象思维又不能不以逻辑抽象思维为基础，为前提。诚然，艺术作品在构思过程中离不开形象。正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推动艺术家们去创作的。但伟大的艺术家差不多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思想和感情溶解在形象里。用概念来代替形象，违反了形象思维构思的特点，向来受到反对，但又有哪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是因为塑造了饱含丰富的思想概念的形象，而受到人们的共鸣称颂呢？反对概念化，不等于不要概念。从掌握艺术的形式结构来看，逻辑抽象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基础。作者对其所塑造的形象和精神世界认识发掘得愈深，作品形象的感人力量才愈大。任一艺术家在构思时，逻辑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交融在一起的。逻辑抽象思维的深化，加深着对形象的具体感受，反过来又推动逻辑抽象思维的发展，作者创作的过程就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抽象思维互相作用的过程，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过程。《芥子园谱》中论到中国绘画理论时，提出绘画的规律就是先繁后简，先有深入的大量分析研究，然后才有概括和提炼，产生典型的一般；先有法而后无法，先有规矩而后自由。这讲的就是艺术形象思维不排斥逻辑抽象思维，相反它需要逻辑抽象思维。先繁、先有规矩，这讲的就是艺术形象思维不排斥逻辑抽象思维，相反它需要逻辑抽象思维。先繁，先有规矩，都是讲先要对现实生活丰富素材进行深入解划、发掘内涵、获得对素材的本质的认识，然后驾驭这一本质，注入情感，用一形象把思想与情感有机地再现出来，这就是“先有规矩，而后自由”。从本质上讲，形象思维的过程遵循着逻辑思维法则。它从感性具体形象（生动的直观）到抽象出本质一般再到塑造一典型形象，将这一形象的多种特征、属性与本质“一般”（共性）融为一体，再现形象的“一般”和“个别”。抽象的、本质的认识与感性的具体生活特征一起复制出来。形象思维具体就这样以一典型形象得以再现。而逻辑思维的思维具体则是以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判断推理等形式来再现的。总之，艺术领域，人们的思维活动过程也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

下面便从中国各代凤鸟图的风格特色来说明工艺美术史的历程就是由抽象到具体发展的。

中国历史“凤鸟”图的风格特色再现了工艺美术史的历程。中国的凤鸟图画从原始时代经夏商周、春秋战国、越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较长时期的演变，由开端的感性具体、直观、淳朴味浓郁，经过一个个时代的推陈出新的演变，发展到隋唐时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抽象思维有机结合，作品表现出生动活泼、表里一致、自由奔放的特色。再升华到宋元明清的主客观的高度和谐统一，达到“巧夺天工”境地。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又接近于生活。凤鸟这一艺术形象获得了具体丰富的表现。这就是艺术领域中凤鸟风格表现的从抽象走向具体！大家知道，我们祖先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用钻空的小砾石、动物犬齿，以及鱼脊椎骨等作为一种装饰品，有的甚至还将这些装饰品用赤铁矿染成红色。这是工艺装饰美的萌芽。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生活相当有了保障后，才逐渐产生了制陶工艺。这是以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为主要宗旨的艺术形式中分离出来的真正的工艺美术品。原始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就是彩陶工艺。原始时代制陶工艺中表现出的凤鸟图案都带有神秘的巫术礼仪色彩。这时的凤鸟构图似鸟非鸟，似鸡非鸡，似鹰非鹰，有的一头两体，有的一体两头，表现了原始人复杂的观念和想象。这是人们认识概括能力，再现技巧低下的如实反映，也是原始图腾观念的折影。这是原始的朦胧的杂多文化。到夏商周时期，工艺美术品的种类增多，有陶瓷、丝织、漆器、玉石雕刻、青铜工艺。这时期这些工艺美术品种中的凤鸟图案有一共性，就是宁静、肃穆、规矩、严谨。造型准确生动，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象的特征和应占据的装饰位置。它追求凤鸟形体的完美、是一种几何形的变化，是直线和曲线的糅合，是具象的方式，即能造成人们对具体物象的真实感的符合视觉科学的表现方式。当然它也表现了抽象性和综合性的因素。因为凤鸟本来就是一种想象性和综合性的图案。这说明艺术起源、开端时的风格往往是感性成分居多，力求还原生活真实，追求淳朴自然。到战国时期，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儒、法、道家各自从理性的角度开展哲学论争。理性的重视反映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面向世俗、面向生活，感受生活。此时的凤鸟图案表现出活泼、自由、生动的情调。由于形象思维把握生活深刻，故而再现生活的方式便自由奔放、洒脱，这是思维抽象的表现。秦汉时期，凤鸟风格没多大变化，但它继承了战国时的倡现实、颂现实的风尚，追求自然真实。到西汉时，凤鸟图的风格表现为寓巧于拙，寓美于朴。这时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比战国时丰富复杂多了。到六朝隋唐时，凤鸟图一反过去的古拙美，从内容到形式改变了过去那种怪诞、幻想、神秘、古朴的色彩，依于理性思维，环视生活。这时的凤鸟图显得饱满、圆润、壮实、生气勃勃，那种充满自信、向上的内涵，全部显露于艺术表现对象的外形，表里一致，毫无遮掩。它的丰富想象不是偏重神话和巫术，而是客观存在。但它又并非是在显示写实技巧，它是在现实基础上，添加了愉快、活泼、情绪激昂、自由奔放的浪漫因素。这是以激昂的情调对现实的讴歌，以欢快的想象来塑造浑厚丰满的美姿，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健壮美对过去的古拙美的取代。这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和谐结合的典型，是思维抽象的形象体现。到宋元明清时期，人们的形象思维能力又迈进了一步，思维抽象的形象体现更强烈、更充分。如果说隋唐美术已普遍重视观察生活、捕捉生活美的形象，写实手法有较大突破的话，那么宋元明清的雕塑绘画更强调生活真实，并注意深入对象的细枝末节，反映在凤鸟图上，就是追求形似，刻画精细，强调造型清新秀美，到明清凤鸟图的完美可谓“巧夺天工”。“思维具体”得到了外化。^[45]由上可见，工艺美术中的凤鸟图风格的演变再现了思维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再现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把握过程，再现了形象思维的发展过程同逻辑思维发展过程的一致。可见，美术史的材料也说明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