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媒介环境学研究

多维视野中的媒介环境学研究

杜　涛⁽¹⁾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当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之时，面对历史上的诸多磨难的反思，使人们在对前景普遍乐观的同时，也生发出了一些对新科技发展和媒介形态变化的悲天悯人的忧虑和担心。由语言到文字，由广播、电视至互联网的发展使媒介形态变化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兴起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不断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媒介环境学研究。⁽²⁾本文试从学术关怀、理论发展和批评反思三个视角审视媒介环境学研究，为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发出吁求。

一、对科技发展和电视时代的反思——学术关怀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前，媒介环境研究在传播学界还是闻所未闻的理论视野，是波兹曼和他的《娱乐至死》推动了媒介环境学闯入传播学的领地，至少使它进一步走进了北美主流的传播学研究领地。⁽³⁾可以说，对科技发展和电视时代的反思，是媒介环境学引起学界思想共鸣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文明不断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的同时，人们也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对人类的可能有的副作用、压抑甚至戕害进行了反思和探究。

教皇保罗六世曾说：“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由殖民地革命凸显的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的话，那么21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已经转到了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方面了。”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对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提出了尖锐批评：“人类现在正在‘被迫地’致力于找到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正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指南针’来引导技术的发展。”⁽⁴⁾

对媒介技术的恐惧和抵制，最早出现于大众社会理论。媒介形态的每一次变化，都会有媒介批评家对新媒介占有的统治地位提出质疑，并且表达对新媒介负面影响的担忧。这一状况始自印刷术的诞生和随后的民族主义兴起，报业的诞生和随之而来的黄色新闻业。广播业形成垄断地位后，同样有人质疑纳粹的兴起与广播这一媒介形态有着直接的关联。再后是电视媒介形态的黄金时代与同样令人沮丧的消费主义、大众狂欢和“沙发土豆”群体的出现。但人类在新媒介面前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使人们逐渐地对这种潜在的危险安之若素。不管新媒介如何地“刁钻古怪”，人类社会总能把它吸纳进自身体系之中，成为人类“安全的工具”，新科技、新媒介总能为人类所用，进步成为媒介发展的主体叙事模式。与此同时，批评的声音也一直不绝，其潜在逻辑是：历史是不能简单地画延长线的，“这一次”或许就是人类的“滑铁卢”。

除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大力推崇外，其他媒介环境学者大多是“悲观论者”。他们更着重于对电子媒介的批评和反思。从传播学研究史来看，以往这种批评和反思基本是沿着两条路径在同步发展：实证学派的批评和批判学派的批评。实证研究者对电视的负面影响曾做过深入研究，如儿童生活中的电视的早期研究、电视娱乐与暴力、1971年的《卫生局长报告》、1982年的《电视与行为：10年的科学进展和对80年代的启示》等都对电视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有所涉及。⁽⁵⁾在非实证研究传统上，批评者往往更关注媒体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上的负面作用。如阿多诺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即文化工业服从于商品交换的逻辑，并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以犀利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制约的他律性。⁽⁶⁾

媒介环境学研究为人们对科技发展和电视时代的反思提供了独特的人文关怀视角。他们以媒介形态本身为研究对象，揭示媒介的偏向性和人在电子时代的异化。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他的逻辑架构是这样的：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这种平衡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400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而在电视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⁷⁾他对电视对儿童、宗教、政治等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在《消逝的童年》中，波兹曼揭示了从谷登堡的世界转换到莫尔斯的电报密码世界，这个过程使童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

波兹曼的理论被学者们视为“影像时代的盛世危言”，他对电子时代的批判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波兹曼在回答一次网上提问时曾指出，对于新技术的迅疾发展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他所首创的媒介环境学专业同样将学术关怀集中于媒介技术本身，即传播媒介作为现代大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媒介形态本身有哪些偏向？对社会和文化有哪些影响？给人类的未来是否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这种从媒介形态变化出发，探究人类未来的学术关怀视角是无可代替的。

二、媒介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的不断深入——理论发展的视角

媒介环境学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理论发展脉络，是诸多媒介研究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媒介研究者继承了麦克卢汉等人的思想遗产，使媒介理论与社会理论相互结合并不断深化，构成了媒介环境学发展的主干。

作为影响最大同时又是最富有争议的媒介环境学家，麦克卢汉的理论并非全部是天才的首创。除麦克卢汉外，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苏珊・郎格的符号学、哈夫洛克的口语社会研究、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芒福德的技术史观、技术有机组织、对王权机器的批判、埃吕尔的技术、宣传观等，也被视作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起源，他们给了麦克卢汉以思想启迪。⁽⁸⁾但无疑麦克卢汉理论具有自身天才的洞见，也正是他的媒介理论首次引起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一场思想大地震。

麦克卢汉的主要思想有：媒介即是讯息、声觉空间、地球村、冷媒介与热媒介、媒介是人的延伸、后视镜和媒介定律等。如他所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⁹⁾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积极的、能动的、动态的，对信息和内容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一作用有时会产生决定性的力量。

麦克卢汉的理论后来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一种“臆想”或“奇谈怪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他的理论缺乏理论基础和科学论证——闪耀的智慧的火花始终难以点燃理论之火。他深邃的思想充满了宗教般的论断和不容置辩的“妄语”，在科学与玄学之间游荡。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变化万千的诸变量中，他仅仅抓住了一个——媒介技术，这显然难以解释万花筒似的大千世界，因此，麦克卢汉理论在赢得了全球声誉的同时也引来了世界性的批评。合乎逻辑的发展方向是麦氏理论必须走向社会关系层面。

梅罗维茨的理论应运而生。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他增加了另一个变量——社会情境。

梅罗维茨的理论结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情境理论，沿袭了麦克卢汉将媒介技术视作社会变化的动因的基本立场。他试图阐明电子传媒是通过什么机制引发广泛的社会变化的。如他所说，“本书所提出的理论试图在媒介理论家提出的看法和社会学家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即‘社会场景’和社会角色的关系”⁽¹⁰⁾。

梅罗维茨的主要论点有：情境应被视为信息系统；不同行为的分离取决于不同情境的分离，媒介的变化通过改变社会情境的型式而促使人们的行为起变化；电子传播媒介的普及促成情境型式的变化。⁽¹¹⁾

梅罗维茨的理论优点在于他增加了社会情境的分析，使得媒介理论有了可以用以支撑的“支点”，他的学术性话语也减少了人们对“臆想”的批评，他的理论把媒介理论从奇谈怪论拉回到学术领域中。但同时，他也表现出令人难以信服的一面：媒介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说它带来了社会情境变化，那么它是否是中性的，是否有自身的偏向？它是以什么样的逻辑来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媒介情境论在这些方面却语焉不详。

问题似乎是出在戈夫曼理论的模糊性上。戈夫曼使用戏剧中的概念来分析社会互动，但是正如吉登斯对戈夫曼的评价：“戈夫曼的著作虽说是才华横溢，但人们却往往认为其中的理论意涵也许有些无足轻重。”“通过联系例行化与无意识来分析动机，便可以更充分地挖掘戈夫曼著作中系统化的一面”。⁽¹²⁾因此，媒介理论的发展需要与论述更为充分、清晰的社会理论结合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媒介环境学研究者努力超越了媒介情境论的范畴，使媒介理论与论述更为充分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如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说，“由于梅罗维兹和其他人已经就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对社会互动和一种‘位置感’的关系有所阐述，对我所提出的挑战就是更深入地提炼一种观点来理解对社会行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影响”。“行为并非完全是情景性的、独特的或随意的；社会行为者必然要考虑那些不是由自己造就的实在的环境，包括电子媒介和信息技术（环境）。”⁽¹³⁾

情境与环境的差别在于：一是传播环境包括媒介技术的特性、传播模式的偏向性和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是一个比媒介情境丰富得多的概念。二是媒介及其偏向并不是影响社会情境变化的一种因素，而是渗透入社会的一种深层结构，是一种表述方式和固定框架，是无所不在的、变化的环境。三是在媒介环境学中，媒介的影响绝不是中立的。

阿什德试图采纳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进而发展更为完备的社会理论，使媒介理论与之结合产生解释力更强、论述更为有力的理论和论点。“吉登斯把规则反映它们所导致的秩序的过程叫做结构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式是元传播的表述，或者是信息和经验的认识、组织和展示的规则。它们的力量在于所使用的逻辑，这种逻辑使特定的行为方式介入时间的和空间的秩序之中。”⁽¹⁴⁾

结构二重性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即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在系统阐释自己的观点时，阿什德抛弃了“媒介决定论”，他称：“传播环境学的概念建立在对意义的追问上，而不是对原由或技术决定主义的探寻。传播的基本要素汇总起来为社会行为提供了一种结构、逻辑和能力。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和社会行为之间的互动是信息文化的一部分。”⁽¹⁵⁾

另一方面，阿什德指出了媒介逻辑的偏向性，即社会越来越浸淫在技术的、组织化的、控制的情景中，依循着传播范式的指向和规范。如电脑的逻辑包括监控、互动、完美、执着的工作等；电视的逻辑包括易接近性、图像质量、戏剧性和动作性、受众关联性、主题包装等。正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海湾战争成了完美的“电视节目”，电视网根据五角大楼炮制的计划脚本报道战争，将中介的图像转播给受众以体验“真实的现实”。

综上所述，由乐观到中立到悲观，由麦克卢汉的天才洞见到媒介情境论，再到媒介环境论，媒介环境学研究继承了媒介理论的衣钵，与当代社会理论相结合，是媒介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在传播学渠道研究中应占有重要地位。

三、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与开放性——批评反思的视角

媒介环境论无疑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其一，对电子传媒的悲观后果只是“片面的深刻”。波兹曼从媒介转型角度论述了美国社会的娱乐现象，其站在非美国经验主义传统的批判主义视角分析了人类历史中媒介转型史，并通过对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权威模式、传播模式的对比，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但是相对电视的无可辩驳的娱乐本性，电视的教育、凝聚、整合置换性等优点同样突出，电子媒介对人类的发展作用的定性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波兹曼的观点只是“片面的深刻”。

其二，虽然多数媒介环境学者否认“媒介决定论”，但使用“环境”这一术语仍令人感到媒介是一种无时无地不在的巨大影响，有“媒介决定论”之嫌。至少，媒介环境论学者距离彻底摆脱“媒介决定论”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其三，在历史上的一些阶段，电子媒介的进步作用非常突出，学者们多有论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电子媒介仍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计划。因此，对电子传媒的批评需要分时、分地有所不同。

但媒介环境学研究也极具开放性。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曾提出对后来传播学发展意义深远的“5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由此衍生，传播学形成了传统上的五大研究领域：传播主体的研究即控制研究，传播内容的研究即内容分析，传播渠道的研究即媒介研究，传播对象的研究即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的研究即效果分析。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的研究一直注重传播效果的定量研究，取得了大量里程碑式的成就；与此同时，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受众分析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唯独媒介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把它的发展视为科学界的科学发明，人类的任务似乎只是如何去面对它、运用它，抑制它的不利影响。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在五大研究领域之外又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如为什么传播？传播的意义何在？谁在控制传播？等等。它在对内容分析、控制分析、受众分析有所加强的同时，仍未将学术关注更多地停留在媒介分析上。媒介环境学研究在很大意义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媒介形态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新视角。传统学派一心于具体传播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批判学派指向的是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独独媒介形态理论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远社会影响。”⁽¹⁶⁾

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未来至少有两大发展空间。一种是纵向的发展空间。人类远古时代的传播对当今有什么借鉴意义？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自身逻辑是什么？对人类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数字化逻辑的不利影响如何加以克服？第二种是横向发展的空间。媒介的偏向对人类当今的政治、经济、文化会带来哪些重大影响？人类如何克服这些偏向？如何摆脱媒介技术的无形操纵？这些理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注定媒介环境学研究将有一个令人期待的未来。

应当注意的是，媒介环境学研究与我国目前的媒介生态研究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媒介生态研究不关注媒介形态和文化研究，而集中在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探讨，重在研究媒体与其生存发展环境的问题。

或许与概念不清有关，波兹曼传统的媒介环境学在我国学界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现实已经发出了对理论指导的呼求：在政治方面，新闻执政需要策划政府领导人“今天的直接引语”还是“今天的电视画面”？在文化方面，中国的“电视儿童”和“网络儿童”正成为社会之痛；甚至在学术界，一些“大众知识分子”频频成为“电视明星”，是他们更符合“电视逻辑”还是对受众的一种误导？这些本应由传播学者责无旁贷担负的理论课题却被“边缘化”。笔者认为，对于这一具有独特学术关怀的研究取向，对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媒介研究空白的最新理论发展，在我国学界不能成为一片荒漠。我们应加强波兹曼传统的媒介环境学研究，赋予其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有的地位，给予应有的学术关注。

【注释】

(1)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博士。

(2) “媒介环境学”在2007年前被我国学者译为“媒介生态学”。林文刚在《媒介环境学》中称，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media ecology”，是因为波斯曼曾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因此，本文以“媒介环境学”一词代替原先研究中的“媒介生态学”。

(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5)参见洛厄里、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7)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8)参见Casey Man Kong Lum（2000）.Introduction：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 f Communication，Volume 8，No 1，Spring 2000.

(9)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10)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11)参见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36页。

(12)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44页。

(13)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4)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5)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6)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转引自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