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一、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源于荀子的“性恶论”。但荀子的“性恶论”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性恶论”，事实上其并未彻底抛弃孟轲主张的一些核心观点，而法家的人性观则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早在《管子》一书中就已认为，趋利避害是人性之常，“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以后商鞅坚持了这种看法，并非常实际地利用人性的这种特点以之与耕战结合在一起。到韩非，他不仅以为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还认为人心总是利己而害人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计算之心”，他举了做棺材的匠人总是希望人早死等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他还认为，君臣之间也同样是互相利用，“君臣之交，计也”。甚至父母子女之间也无非是利害关系，比如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129]就是基于这样的人性估计，法家强调治国必须靠高压的政治、法治手段，无须用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

图2-12　韩非

法家认为人性都是“利己”和“自为”的，要想通过教育转化人性，使他们为别人考虑，是不可能的。韩非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他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是趋利避害的，人人都为自己打算。韩非从“人性利己”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利之所在”就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动机，就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内容。因此，韩非就在教育上提出了不少严厉的论断。他认为在教育中应注意把握住一个问题的症结: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这个尺度一定，也就定下了教育方式的取向。按理说，正常的教育应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行为规范乃至法令、刑罚与教育、诱导、感化的结合，法家讲法治而弃置人治，实际上是否定了教育存在的价值。法家的上述主张在后世中国社会的教育中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教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