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与阶级论的论辩

梁实秋，留美生，师从白壁德教授。1926年回国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并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艺方面的理论文章。《新月》创刊后，连篇累牍地在《新月》上发文，多达40多篇。又在新月书店出版了多部文艺批评论著，形成较为系统的文艺理论观点，成为新月派独一的、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

梁实秋的文艺理论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其主体是唯心的、保守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他的论著中，有一部分是针对当时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理论的。他自己就曾坦诚的说过：“我对于当时上海叫嚣最力的‘普罗文学运动’也不以为然……我批评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忆〈新月〉》，《关于鲁迅》，台北爱眉文艺出版社）

梁实秋的言行，自然要遭到左翼文艺的反击，鲁迅用力最大，作文最多，批驳最力。

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争论，时间长、涉及问题多、理论色彩浓、言辞激烈。为清晰地再现当时争论的情况，特别清理出一张时间表：

梁实秋作《文学批评辩》，1926年10月27、28日；

《卢梭论女子教育》，1927年11月11日《复旦旬刊》创刊号。

鲁迅作《卢梭与胃口》，1928年1月7日《语丝》4卷4期；

《文学与出汗》，1928年1月14日《语丝》4卷5期。

郁达夫作《卢梭传》，1928年1月16日《北新》2卷6号；

《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1928年2月1日《北新》2卷7号。

梁实秋作《读郁达夫先生的〈卢梭传〉》，1928年2月5、12日《时事日报·书报春秋》46、47期。

郁达夫作《翻译说明就算答辩》1928年2月14日。

梁实秋作《关于卢梭—答郁达夫先生》1928年3月25日；

《文学的纪律》，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

鲁迅作《头》，1928年4月10日。

郁达夫作《关于卢梭》1928年5月1日《北新》2卷12号。

鲁迅作《文艺与革命》，1928年4月16日《语丝》4卷16期。

梁实秋作《文学与革命》，1928年6月10日《新月1卷4期》。

彭康作《什么是“健康”与“尊严”》，1928年7月10日《创造月刊》1卷12期。

冯乃超作《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2卷1期。

梁实秋作《论批评的态度》，1929年7月10日《新月》2卷5期；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1929年9月10日《新月》2卷第6、7期合刊；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1929年9月10日《新月》2卷第6、7期合刊；

《不满现状，又怎样呢？》，1929年10月10日《新月》２卷８期。

鲁迅作《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1930年1月１日《萌芽月刊》１卷１期。

梁实秋作《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新月》2卷11号。

冯乃超作《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1930年２月10日《拓荒者》１卷２期。

梁实秋作《资本家的走狗》1930年２月后《新月》２卷期；

《答鲁迅先生》，1930年２月后《新月》２卷期。

鲁迅作《“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１卷３期；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１卷５期；

《“好政府主义”》，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１卷５期。

上列的这张清单告诉我们：鲁迅最初对梁实秋的批驳是从卢梭关于女子教育问题的不同认识开始的。梁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一通议论，引起了鲁迅的极大不满，所以著文批评他。又因为梁在1926年10月的《文学批评辩》的文章中，侈谈超阶级的人性论，宣扬“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也让鲁迅不能接受，所以，鲁迅没隔几天，接着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论辩的言词几乎让梁难堪。梁在震惊而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走上对抗的路。与鲁迅就文学的人性论和阶级论、文学的硬译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论辩。左翼作家并将梁最后定格在资产阶级“走狗”的属性上。

鲁、梁之争的重要问题是三个。

第一个：关于卢梭

卢梭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法国思想界影响深远。他的论著《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国家学说论。在文学上强调“自然感情”，写有著名的书信体长篇小说《新爱洛绮斯》，长篇教育小说《爱弥尔》等。他的学说和创作中表现的“返回自然”的思想，以及强调感情、歌颂自然等特点，对欧洲近代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有极大的影响。

卢梭被扯进这场争论来，还要从梁实秋说起。

梁实秋于1927年10月11日在《复旦周刊》创刊号重新发表了他的《卢梭论女子教育》，此文曾于1926年12月15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这次重新拿出来，可见他对此文的重视。文章说：“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理想中的女子，就是‘贤妻良母’。理想中的女子教育，就是‘贤妻良母’的教育”。文章又扯了一通关于“人”的乱语：“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简言之，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而“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等等。梁的文章，在最初发表时，就有人指出：他的主张是“公然开倒车”，是反对“男女平等”。梁置人们的批评于不顾，足见他固执地坚持他文章中的观点。

鲁迅对梁实秋的谬说，不可能不予关注。他一针见血地指明：梁实秋文章的观点，正是剥削阶级“自然不平等”的“学说”。为此，作《卢梭和胃口》，这一题目，是从梁实秋的文章中来的。梁的文章说：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这是说，他梁实秋对于卢梭的思想、学说，因“胃口之故”，否定得“一无是处”，而卢梭的论女子教育，又因“胃口之故”，赞之为“的确精当”。于是鲁迅便借题发挥：“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今年大谈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新的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别，也正如‘人’字一样的—其实这两个字也应该呈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而梁实秋的“胃口”对在卢梭论女子教育方面了。“宣扬”这一点的真目的，鲁迅指出：把人分成“三流九等”，然后施以他“所谓正当的教育”，就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他在这里表现出的“胃口”，正是剥削阶级“自然的不平等”的“学说”。

鲁迅的批评，揭露了梁的“三流九等”说的本质。鲁迅对梁在此前“人性”问题上的说辞就极为不满，而那时鲁迅尚在广州，没有及时作文批评，这次因为卢梭问题而把“人性”的问题旧事重提。没隔几天，鲁迅写了《文学和出汗》，批驳了梁的“人性论”。

鲁迅在对梁实秋关于卢梭问题的说辞加以批判时，郁达夫也加入了。

郁对梁实秋关于卢梭的文章，也特别反感，于是写了《卢梭传》。“可是不幸的卢梭，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既受了同时代的文人的嫉妒攻击而发了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英美流的正人君子，在批评他的行为，估量他的价值，说他是‘一无足取’。”（载1928年1月16日《北新》2卷6号）接着他又写了《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载1928年2月1日《北新》2卷7号），进一步全面的向人们介绍了卢梭。

梁实秋紧接着写了《读郁达夫先生的〈卢梭传〉》，批评他的传“根本没有多大价值”。（载1928年2月5、12日《时事日报·书报春秋》）

郁达夫于是写了《翻译说明就算答辩》（载1928年2月16日《北新》2卷8号），文中引用美国文学家辛克莱的话驳斥梁实秋的意见。辛克莱客观地评价了卢梭在法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中作用和他对于我们今天社会革命的意义，批评了白壁德用“过激而近于狂”的言论，对待“卢梭主义—就是全部的近世文化运动”。

梁实秋再作《关于卢梭—答郁达夫先生》。申说了他批评卢梭的原因，指责了郁达夫和鲁迅，说引用辛克莱的话批评白壁德，是“借刀杀人”。又一次攻击鲁迅。

郁达夫于是又写了《关于卢梭》，“梁先生说我引用了辛克莱的话作答复，是鲁迅用过的‘借刀杀人’的方法……‘借刀杀人’既然是鲁迅的方法，鲁迅已经有‘借头示众’的话在《语丝》上发表了，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并表示，梁先生对我做人身攻击的文章，我就不再作答了。（载1928年5月1日《北新》2卷12号）

在发表了上文的同时，郁达夫又作《文人手淫—戏效某郎体》，回敬梁实秋：“文人是指在上海滩上的小报上做做文章或塞塞报屁股的人而言”，他们“可以进研究系”，他们“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璧德的招牌”，他们“可以不要体验，所以尽可以不研究这一个人的思想而跟一位不缺德的白璧德来批评叫骂。”（载1928年4月30日《语丝4卷18期》）（注：郁达夫与梁实秋的论辩文章，见《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

第二个：关于文学的人性论和阶级论

鲁、梁之争是从卢梭开始的，时间是1927年底到1928年初。鲁迅在文章中的言词，奚落中带有嘲讽，梁是难以接受的。梁实秋毕竟也是一位文学大家，笔杆子虽不如鲁迅的老辣，但总还是文坛的一位高手。他在准备了一段时间后，于1929年9月拿出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重头文章，回敬鲁迅，挑战鲁迅。梁的这两篇文章，同他先前的《文学批评辩》、《文学的纪律》、《文学与革命》等，所要表达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文学是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的艺术，“文学一概都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区别”。不但文学创作是这样，“文学的研究，或创作或批评或欣赏，都不在满足我们好奇的欲望，而在于表现出一个完美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同时，又借翻译问题对鲁迅发动攻击。

因此，鲁迅于是作《“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与梁实秋展开论战。论战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一、文学的“人性论”问题

梁实秋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经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文学乃‘人性’之产物”，“人性根本是不变的”，“而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文学批评辩》）

“文学的目的是藉着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而此人性并不是存在什么高山深谷里面……纯正的人性在理性的生活里就可以实现。”

“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是最标准；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文学的纪律》）

“伟大的文学仍是基于固定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是忠实，—忠于人性”，“文学家就是民众的非正式的代表。……文学家所代表的是那普遍的人性。”（《文学与革命》）

如此的表述，说法虽不一样，但其基本意思是两条：文学是“人性”的产物，人性是固定的，不变的，作品是不是伟大，能不能留传，看它是不是表现了人性。梁实秋对于人性的热衷，是接受的他的老师白壁德的人性观点，他挥舞人性的大棒，鼓吹人性的文学，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的论辩：“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流传，就都消灭了云。……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

这样简明精彩的驳论，就将梁实秋以“人性”为基础的文学论，批评标准论，掀了个底朝天。

那么，人性是固定不变的吗？

鲁迅答曰：“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不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的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文学和出汗》）

用出汗设喻，这一永久不变的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尚有香臭之别，则其他的所谓不变的人性之说，就只能是荒谬之论了。而关于写香汗还是写臭汗问题的提出，则进一步向作者指出：描写什么人，反映哪个阶级的生活是每一个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学的阶级论问题

认定文学是表现人性的艺术，热衷于传扬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不变的梁实秋先生，自然要提出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他答曰：“文学一概都以人性为本，决无阶级的区别。”而现在一帮无产文学理论家们，“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才有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些“实际革命造出来的口号标语”。他的文学无阶级性意见，在长篇论著《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表述得比较完整。

梁实秋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家，应该有些绅士的风度。但是，他的长篇论著却从“丑化”无产阶级入笔，这就大跌了他的身价。

文章一开篇，他就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多么崭新的一个名词。……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我看还是称做‘无产阶级的文学’来得明白一点，比较的不像一个符咒”。

要答复梁的文章，就不能回避这一段的丑化文字。鲁迅在驳论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也从“生孩子”的丑化说起：其实，无产阶级“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连‘翻翻字典’（《韦伯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不必全是如此的罢”。

冯乃超也作文驳斥梁实秋，为鲁迅助阵。冯文说：对于“无产者”这一概念的理解，必须从历史上去认识它，否则就不会得到明确的概念，“‘洋学士’们尽可以从陈旧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去搜集其定义，把罗马时代的贫民混同于现代的无产者。”“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是什么呢？”它“就是19世纪的（现在也是的）劳动阶级（proletariat）”。恩格斯正是“从特定的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理解了它”。《韦伯斯特大字典》“根本不能理解‘无产者’的意义，从他的定义中更充分的暴露了所谓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鄙视的态度。反对文学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当然更不能理解一切思想，言论，观察乃至一本字典也是有阶级性的”。梁先生很希望有人写篇文章，告诉他“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即使有人写了，“他依然不会看得懂”，这不因为文字的太晦涩，“却因为他的阶级—更解释一下，因为他的生活，习惯，思维方法”。（《文艺理论讲座—阶级社会的艺术》）

梁实秋在对无产者作了一番丑化后，他就设法从根本上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说：“无产者本来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给了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合，是要激发无产者的斗争的欲念”。这是说，一个阶级贫瘠、愚弱到连自己的阶级的自觉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无产文学、阶级文学呢？什么无产阶级文学，同样不过是几个好事者制造出来的口号。

梁实秋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成为一个关键或者说核心的问题。即连阶级的自觉都不存在，还有什么阶级和阶级文学问题。

鲁迅的驳论：“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寥寥数语，就把一个问题说得彻底明白：无产阶级的自觉，是无产阶级“本有其物”的东西，一经唤出，就会成为强烈的阶级观念，激发起斗争的激情。那么他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需求，是阶级自觉，阶级观念觉悟、觉醒的必然结果。

回敬了梁实秋对“普罗列塔利亚”的丑化，扫荡了无产者“没有阶级自觉”的论点，鲁迅就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从理论上逐条驳斥了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的吗？》中提出的四个问题，都不能说明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

（一）关于“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梁实秋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以及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

鲁迅驳斥道：“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去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实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二）关于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有无关系

梁实秋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象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思，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的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份。”这是说，作者的阶级，同作品无关。

鲁迅驳斥说：“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三）文学作品的鉴赏力的有无和阶级的关系

梁实秋说：文学鉴赏力之有无不与阶级相干，“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鉴赏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附就的，必是浅薄的”。

鲁迅说：“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鉴赏《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通俗小说之类’。……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

（四）关于文学的宣传功能与其阶级性

梁实秋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斗争的‘武器’……就是说把文艺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这里提出的问题涉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是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尽着它宣传的作用的。

所以，鲁迅说，梁先生“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但自前年以来，确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而“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

梁实秋在文章中试图从多个方面论证“文学根本没有阶级的区别”，随后又表示了某种宽容，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字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是有它的位子的。”在这里，梁要给你无产阶级文学一块领地，以阻止你来争夺文学的全领域。鲁迅指出：这“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鲁迅则公开坚定的宣称：“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貌，不是一角的地位”。鲁迅始终是针锋相对地对付梁实秋，对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同他辩论，一个一个同他清理。表现出无比的坚定性。

梁实秋在理论问题争论后，提出“要看货色”。“无产阶级文学的声浪很高，艰涩难懂的理论书也出了不少，但是我们要求给我们几部无产文学的作品读读，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并举两首译诗来作为无产文学的货色来讽刺、嘲弄无产阶级文学。

鲁迅说：“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而且是译诗，这译诗外，有《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溃灭》、《水门汀》，在中国，却“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的作家而言”。

“这样无理的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鲁迅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的作者，确实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小资产阶级智识者，因此，“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并且“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这新文学自然不可能有“相当的成绩”。鲁迅先设喻批驳，又客观的据事实分清，自然让梁实秋理屈词穷。

而钱杏邨对于梁先生要看货色，曾辩护过，“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

鲁迅的这篇文章从多方面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以及文学的人性论的说辞。文字针锋相对，说理简明扼要，行文从容不迫，思辨辩证，鞭辟入里。通篇无指摘之词、攻击之语，严正地站在辩论者的立场上，“清算”着对方的每一个论点。成为三十年代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文稿。

第三个，关于翻译问题

这是梁实秋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直接讽刺、攻击鲁迅的，由此而及于对革命文学作品和译作“货色”的彻底的否定。

鲁迅自1929年起就开始着手译介有关文学理论的专著：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及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及决议的《文艺政策》等，切切实实做了理论上和国外文艺作品的介绍的工作。对于自己的工作，鲁迅曾有过一个自我评判：他说自己的能力不够，“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有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

鲁迅的话多少有些谦虚的成分，可是，却给梁实秋一个机会，他很快抛出了一篇，就是鲁迅所说《新月》的“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其中说，他在鲁迅先生的自我评判的话下“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于是，有了关于“硬译”问题的争论。

梁实秋的意见是两点：一是曲译诚然要不得，但比死译要好。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二是“我”看了十多种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译著，没有一本能被“我”看懂的，内容深奥，“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竟这样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对于梁实秋的奚落和攻击，鲁迅没有从“硬译”、“死译”、“曲译”去与之辩论，只是回答自己从事于译作的缘由：一是“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的人，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二是“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而“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也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本来重译”。到了“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文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是决不“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梁实秋作为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他试图建立的理论体系内容是丰富的、多方面的，鲁迅同他的争论，对他的批驳，主要是人性论和阶级论问题。他在其他方面的意见，则是左翼的冯乃超承担了过去，在两个问题上与梁展开辩论：

一、文学与革命

梁实秋说：“‘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一句空话，并且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值得用全副精神来发扬鼓吹的题目”。他为此写了专论《文学与革命》，用人性的观点，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发表了他的意见。

（一）革命与人性

梁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天才是基于人性的”，人性尽善的天才，是优秀分子，他们“领袖着统治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那就是幸福”。但是“人性不是尽善的”，有的领袖不是天才，平庸甚至是恶劣的分子，这是“假的领袖”，“革命运动的真谛，是在用破坏的手段打倒假的领袖，用积极的精神拥戴真的领袖”。

冯乃超驳斥说：这是革命的本质认识吗？“这革命的根本原因，不能归咎……‘人性’的不善，也不能归功于二三革命家的‘天才’，而是君主政治，它的特权和独占，它的法律……”“人性，它没有直接参加过这样的历史的任务。”

（二）梁实秋的“革命时期的文学”说

革命既然是‘人性尽善的’天才，领着群众去打倒人性恶劣的分子，那么，文学就没有“革命的文学”一说，它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根本的就不能成立。”有的只是“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对此，他解释说：从历史方面考察，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往往发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之前”。“革命前之‘革命的文学’……那是最浓烈的，最真挚的，最自然的。与其说先有革命后有‘革命的文学’，毋宁说先有‘革命的文学’后有革命”。因此，“在文学上讲，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的‘革命的文学’。”

“伟大的文学仍是基于固定的普通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所以‘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纵然不必说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至少在文学的了解上是徒滋纷扰。”

革命是“人性尽善的”天才的行为，文学是基于普通的人性，是作家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同时代、潮流、革命、理想毫不相干。文学“对于民众并不是负着什么责任与义务，更不曾负着什么改良生活的担子……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

冯乃超针对梁的意见，说：“文学，它若是新兴阶级所需要的文学，必然地是革命阶级的思想，感情，意欲的代言人。新兴阶级自有他的人生观，同时，也有他们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冯还认为：无产阶级实行的“是替全人类一切的文化的传统及替要人保证‘人性’的全展开与确立的可能性。无产阶级文学是依据于无产阶级的艺术的憧憬，同时无产阶级若没有自身的文学，也不能算是完成阶级的革命。在这一回‘革命期中的文学’它必然地是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你不是口口声声讲“人性”吗？但你讲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性”。我们无产阶级的“人性”观，是用革命保证全人类的“人性”的全展开与确立的可能性。因而这个“革命期中的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

冯的意见没有放开来阐述。但还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点明了问题的实质，即“人性”问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的一个目标：“人性”的全人类性与全展开的保证。

二、文学与大众

这是梁实秋多次谈到的一个问题。他说“无论是我想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发生关系”。

“其实‘大多数的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名词的矛盾—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

梁实秋从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两个方面说：“好的作品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整天劳苦以求衣食的人，除了劳动以外，假如还有一小部分的闲暇时间，他所需要的绝不是什么文艺的鉴赏。”“我以为大众是没有文学品位的而比较有品位的是占少数。”（《文艺与大众》）

梁实秋对他的说辞有一个解释：“我所谓的‘大众’并不专指无产大众。有产的人也会有与文学无缘的。我所谓的‘大众’与多数人，是以他们的文学品位之有无而分，并不是以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分。”

冯乃超抓住问题的本质揭其实质说：“梁教授又说得好：‘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这句话的里面说尽‘阶级性’支配到文学上来的秘密，因为他所能晓得的是奉侍上流阶级的文学。”（以上见冯乃超的《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

在与梁实秋的争辩中，鲁迅抓住他全部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人性论，用阶级论的观点予以全面的驳斥。在这场斗争中，冯乃超发文助阵，于1928年8月10日在《创造月刊》2卷1期就发表了《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论述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浪漫主义与革命的文学”，“革命文学”五个问题，针对梁的文章中所涉及的这些问题，给予批驳。简明扼要的指出：“人间依然生活着阶级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又是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吟风弄月’这是有闲阶级的文学。‘剥除资本主义的假面，却又向农民大众说忍耐’，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赞美资本家是雄狮贬谪民众是分食余脔的群小兽类的文学，这是反革命的文学。”这些都是“俨然的存在”。

在上面各段中引用的文字，虽不像鲁迅先生的驳论文字的绝妙深刻，但也不乏精彩的论断，冯乃超的挥戈助阵是很有意义的。

鲁、梁的论战，针锋相对，很激烈，影响也很大。鲁迅以其一支老辣的笔，扫荡了梁提出的所有问题，批驳了他的所有理论。但是，论战还是在文艺的范畴之内进行的，随着论争的深入，论争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对“革命文学”问题的完全不同的意见，使得论争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越过了文艺的范畴向政治层面演化，冯乃超首先使用了“资本家走狗”这样的词语，彻底伤害了梁实秋，梁也就从政治上攻讦、诬陷他们。于是，最后的一场较量就不可避免的展开了。

事情是由冯乃超引起的：冯乃超于1930年2月，在《拓荒者》1卷2期上发表了《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批判梁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文学的超阶级论，阐述了文学的阶级论。文章的结论中，送给梁实秋一个“资本家走狗”的称号：“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梁实秋于是作文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又说：“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做走狗，如何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资本家的走狗”》，载《新月》2卷9期）

在同期《新月》上，还发表了梁的《答鲁迅先生》，说：自《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发表后，“自己预料恐怕要闯祸，第一恐怕触犯了无产阶级文学家（又称新兴文学家）的‘联合战线’，鲁迅先生是否在这个‘战线’里面，我不知道。第二恐怕触犯鲁迅先生的权威”，“结果呢，祸是闯了并且是两罪俱发，而首先宣布这两桩祸的人，都是鲁迅先生”。又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那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到了1930年1月，梁实秋又写了《鲁迅与牛》，鲁迅曾在《〈阿Q正传〉成因》的文章中，把自己比做“一匹疲牛”。梁就抓住这一比喻做文章，攻击说：一匹牛，可以在张家耕田，李家转磨，赵家店前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可以做左翼作家”。而人应该比牛灵些，牛是常常吃了李家的草而忘了张家，人该自己想想，“你自己已经吃了几家的草，当过几回‘乏’‘牛’”。这显然是用鲁迅的历史攻击鲁迅。

在论争的双方，言辞过激，出言不逊，奚落、挖苦，是常有的事。而梁实秋却出格了，他对鲁迅实施一通奚落攻击的同时，从政治上对鲁迅和左翼作家进行诬陷，以使论争的对方处于危险的境地，其用心实为狠毒。鲁迅于是作文反击，揭露梁实秋的狠毒的政治用心，又以此“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鲁迅于是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首先回答梁实秋的反问：我是那一个资本家的走狗？还是所有资本家的？“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然而，在旧主子北洋军阀倒台之后，尚未得到新主子蒋介石集团的赏识前，陷入了“无人豢养”的窘境。“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XX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X，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党’这两字，……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梁先生“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这场论争，到此画上了句号。

对于这场论争，梁实秋有他的说法，他在八十多岁时是这样谈这件事的：

“我与鲁迅的论战，实际上不成为论战，因为论战要有个题目，要有个范围，鲁迅没有文学的主张，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陈述他的文学思想。

鲁迅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做人身攻击。不过他文章写得好，遂赢得许多人欣赏，老实讲，在左派阵营中还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才。”

是耶？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