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与道德学说

张载从他的气一元论的观点来说明人性问题，他认为，万物都是气凝聚而成的，人也是气凝聚而成的，气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他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正蒙·太和》）“虚”指“太虚”，即气的本来状态；“气”指阴阳二气，有清有浊。“太虚”本性和阴刚二性的结合，便构成了人性。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太虚”本性，另一方面，人生成以后，由于禀受的阴阳二气的不同，身体条件彼此不同，每个人又有其特殊形体和特殊的本性。前者叫作“天地之性”，后者叫做“气质之性”。他认为，有了形体以后，才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天地之性”是善的来源。人们只要善于反省，就可以认识到“天地之性”了。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他认为，做一个“君子”，应该“变化气质”，他这样提出了人性二元沦。张载从气的本性谈人的本性，这是他的气一元论的自然观在人性问题中的表现。但他企图用“气”来说明人性问题，仅仅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能认识人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不能说明人的本性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张载认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就像冰有水性一样。他说：“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正蒙·诚明》）“天地之性”是“太虚之气”的本性，它清彻纯一，所以是无不善的。他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正蒙·诚明》）这是说，只要善于反省，体现“天地之性”，就自然合于道德标准了。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来源于生而具有的“天地之性”，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天赋道德论。他认为，人的各种欲望和一切不善都来自“气质之性”，人的气质是杂而不纯的，有好有坏。于是，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学说，气质不好的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他说：“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他所说的“变化气质”，主要指通过道德修养，克制人的“耳目口腹之欲”。一方面，他不赞成佛、老的人性论，他认为“人欲”也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要对“人欲”加以限制，于是他提出一个“天地之性”来作为这种理论的根据。

张载认为，如果人们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性是与一切人一切物相同的，就会泛爱一切人一切物。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这是说，性是万物的共同的本性，不是我个人所能私有，只有“大人”才体现这个道理。所以要立己而且立人，求知必须周知万物，爱己而且爱人，成己而且成物。这样，他的人性论又成了他用来宣扬“人类之爱”的根据。他的“爱一切人”思想包含要求消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缓和封建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人民之间的矛盾斗争，以维护当时面临种种危机的封建制度的意义。

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泛爱思想。他说：天可以称为父，地可以称为母，我是藐小的，和万物一样，生存于天地之间，所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就构成我的身体；气的本性即作为天地之间的统帅的，就是我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君主是我父母的长子，他的大臣们是君主的管家人。尊敬老年人，就是尊敬我的兄长；慈爱孤儿和小孩，就是慈爱我的幼弟。圣人就是能体现天地的品德，贤人就是天地的优秀儿子。所有天下残疾的人，孤苦的人，都是我的受苦受难的可怜的兄弟们。他认为，天地好比父母，一切人一切物都是天地所生，一切人都是同胞兄弟，一切物都是同伴，应该爱一切人，爱一切物。这就叫作“民胞物与”。这种“爱”，并不要求取消封建等级制度，不是提倡“平等”，而是以封建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仁爱”，故仍然是一种阶级调和论。

《西铭》把实行封建道德看作是对天地尽孝，宣扬乐天安命的思想。《西铭》的结尾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是说，如果处在富贵的环境，安乐享福，那是天地要提高我们的生活；如果处在贫贱的环境，困苦发愁，这是天地有意锻炼你，使你得到更高的成就。活着，我顺从天命；死了，我宁静地安息。他认为这种生活态度才是君子最高的精神境界。

在社会政治方面，张载看到了贫富不均是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他说：“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行状》）。这是说，如不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任何政治措施都是谋求暂时利益的苟且的办法而已。他要求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呢?他主张“均平”（《经学理窟》），提议实行“井田”制度，要求把田地收归国有，然后分给人民。“井田”的原则是“人受一方”，“以田授民”（《经学理窟》），废除招佃耕种和出租土地，“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经学理窟》）。“分种”就是招佃耕种，“租种”就是出租土地。为了消除大地主阶层的反对，维持大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他又主张使大地主作“田官”，以补偿他们的土地。“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经学理窟》）但这种使大地主作“田官”的办法也还是暂时的，“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经学理窟》）。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要求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一方面又要维持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样就陷入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所以他提出的“平均”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革新派企图调和阶级矛盾的主张。

在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第一代理学家中，张载不仅以其辟佛排老的精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而且也以其气本气化相统一的思想独树一帜，为宋明理学确立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阐发的诚明两进和民胞物与的思想，高扬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既强调“气”，又强调“神”，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他对“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的界定，有割裂感性和理性关系的倾向，这也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