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选士制度

第三节　汉代的选士制度

一、察举制的创立

封建社会选士制度的形成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统治者为了选拔贤才，提高各级官吏素质，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多种方式，但采用最多，最经常化、制度化的是察举制度。

察举制是由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行政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

汉代选拔人才始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亲自劝勉贤土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若遗贤不举则免官。汉文帝更为重视选拔人才，还亲自出题策问。所谓“策问”，就是皇帝就时政中的问题提问，令被荐举者作答。答者要对时政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建议，是谓“对策”。对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审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年）冬，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就是在这次贤良对策中被列为上第的。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重选举取士，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冬，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又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自此，每年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沿袭，成为固定的选土制度。

二、察举制的科目

汉代察举，名目繁多，有秀才、孝廉、贤良方正、明经、明法、阴阳灾异、童子科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总的来说，察举的科目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作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常科通常包括孝廉、秀才两科。

孝廉：是两汉最经常性的察举科目，主要察举孝子、廉吏，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

秀才：东汉时避刘秀之讳改为茂才，主要选拔奇才异能之士，被举者多为有特别才能、品行高尚或建有殊功的官吏。

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特科主要有贤良方正、明经、童子等科。

贤良方正：察举博学通经、明达政务者。察举贤良方正皇帝要亲自策问，其目的主要在于广开直言之路，询访吏治得失。

明经：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举明经还要经过考试，以别高下。考试的方法叫射策，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根据答题的质量区别高下，授予不同的官职。明经取士，可直接推动“独尊儒术”政策的落实，因而颇受帝王的青睐。

童子：选拔12～16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旨在发掘天才儿童。这表明我国汉代已经重视特殊才能儿童的培养和任用。

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而要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名声”很重要。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着手改革，规定孝廉所举之人必须在40岁以上，而且对岁举的孝廉由朝廷进行考试。儒生考以儒家经典，要求必须遵守家法；文吏试以奏章律令，然后在端门进行复试。左雄对察举制的改革，通常称之为“左雄改制”或“阳嘉改制”。自此，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探索了新的道路。

三、察举制对教育的影响

察举制推行400余年，不仅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而且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官学、私学以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指挥、调控作用，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具体言之，察举制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调动了世人读书求学的积极性，促进了官学和私学的发展。汉代的察举制尚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权贵操纵，但它毕竟为社会下层人士进入统治集团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自公孙弘“白衣为天子三公”开始，政府官员中不乏有出身贫贱之士，这样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学习受教的积极性，使汉代经学教育获得空前昌盛。察举制的“不问家世，多问贤能”，体现了尚贤位能的精神，为“学而优则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证。大学本身就是选士的一条途径，博士弟子学成之后，通过考试即可做官。广大的中小地主只要通晓儒家经典，合乎儒家德行道艺的要求，就有机会步入仕途，飞黄腾达，享受官禄。这大大激发了民间办学讲学、读书求学的积极性。这样就促进了官学和私学的发展。汉代各类学校的兴盛，正是因为它们都能与选土制度相衔接，从而保证了学生的前途和出路。

其次，统一了教育的目标。察举制的实行，调动了世人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把读书人引向功名利禄的角逐之途。在察举制的利诱之下，通达经术以求取功名是士子投师求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办学讲学者的指导思想。著名私学大师夏侯胜就声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经术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夏侯胜传》）意思是说，读书人如果能够读通经书，就会像弯腰拾草一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功名利禄；否则，不如回家种地。在察举制下，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尽管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国家也没有派人直接插手教育教学管理，但是，其目标或办学指导思想却是一致的，都是要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再次，规范了教学的内容。察举制从所设科目到选拔人才的具体标准，均体现“独尊儒术”的要求。在察举制下，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均以通经致仕为教育目的，它们就必然都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以《五经》为教材，以读经为基本的教学方式。由此也可以看出，察举制确实如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对教学内容起着规范、统一的作用。

第四，导致了学风、士风日下。追求功名利禄的学习动机，固然可以激励士人刻苦求学，但由此也出现了道德水平下降、学习不切实务、教学呆板僵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整个封建时代教育难以克服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