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延胜 张小倩
安定郡是汉武帝在元鼎三年（前114年）分北地郡设立的，郡治在高平（今宁夏固原），辖21县。安定郡因处在长安与北边匈奴的缓冲地带，军事地位重要，加之又是丝绸之路东段上一条重要的道路，交通地位重要，因此安定郡是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区。
关于安定郡及固原的历史，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薛正昌在《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一书中，论述了固原地理位置优势，各重大事件以及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的过程。明确指出安定郡的设立，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州郡级政权建制，并由此奠定了固原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格局。[1]王茂福的《汉末北地、安定郡内徙新考》对东汉永和六年（141年）北地、安定郡的第二次内迁情况做了研究。[2]杜志强的《“六郡良家子”考论》，对包括安定郡在内的“六郡良家子”做了研究，认为安定等地受羌胡影响，多出勇猛将士。[3]马建军的《固原两汉时期墓葬考古学材料的文化内涵》一文，对固原周围发掘的汉墓群的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汉代高平（今固原）经济繁荣，手工艺制作水平较高。 [4]这些研究，深化了对汉代安定郡的了解。但研究也存在不足，如对汉代安定郡军事、交通、人口、民族等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因此，本文就前人的基础上，对汉代安定郡的有关历史再做一梳理，以期对汉代安定郡的历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安定郡的军事地位
安定郡是关中通往西北地区的重要军事区。安定郡对内可以防御关中三辅，对外可以作为对羌、对匈奴作战的前线。
如在镇压羌人反叛中，安定郡等地的骑士常被征发到前线。
《汉书·武帝纪》载：
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5]
《汉书·宣帝纪》亦载：
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6]
面对西羌的反叛，汉朝第一反应就是从包括安定郡在内的周边郡县调骑士军卒前往。
正因为安定郡军事地位重要，所以汉武帝多次巡察安定郡。如：
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7]
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 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8]
征和三年，“行幸雍，至安定、北地”。[9]
后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10]
汉代安定郡重要的军事地位，除了区位优势外，还与这里尚武的风气有关。《汉书·地理志》载：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大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11]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亦载：
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12]
《后汉书·百官二》载：
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本武帝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故号岩郎。
安定郡“迫近羌胡”，加之尚武的风气，使得这里武将辈出。如东汉的名将皇甫规，就是安定朝那人。
但重要的地位，也容易被割据者利用，成为割据地区。《后汉书·光武帝纪》载：“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卢芳起安定。”[13]
二、安定郡的交通地位
安定郡的道路是汉朝通往西北的一条重要道路，被称为安定道。《肩水金关汉简》载：
从安定道 元康元年四月丙午日入时界亭 小史安以来望□行
劳边使者过界中费（73EJT21：2）[14]
安定郡的月氏、乌氏、泾阳、高平等都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居延新简》载：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茂陵至茯置卅五里 乌氏之泾阳五十里
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 （EPT59 582）[15]
（以上为第一栏）
《额济纳汉简》载：
泾阳到□百里泾阳到高平百 （2002ES18SH1：8）[16]
以上简文，明确记载了月氏、乌氏、泾阳、高平之间的路线、距离。
高平作为安定郡的郡治，交通地位尤其重要，这在汉简和文献中有多处体现。如悬泉汉简载：
张掖千二百七十五一，冥安二百一七，武威千七百二，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A）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 （B）（V1611③：39）[17]
这枚简所记路程的具体起点尚有争议，吴礽骧先生认为是从敦煌开始计算 [18]，胡平生、张德芳先生认为是从悬泉置开始计算 [19]，张俊民先生认为该简的起始点应为汉代效谷县城（墩墩湾古城）。[20]从这枚简计算，长安到高平的距离为929里（4080减去3151）。
《居延新简》亦载：
范君上月二十一日过当曲言：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
天子将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买，马如故。七月中，恐急匆匆吏民未安。”（EPF22·325A：）[21]
简文中的“窦昭公”，是指窦融的胞弟窦友，“天子”是指光武帝。《后汉书·窦融列传》载：“融即复遣钧上书曰：‘……谨遣同产弟友诣阙，口陈区区。’友至高平，会嚣反叛，道绝，驰还，遣司马席对间行通书。帝复遣席封赐融、友书，所以慰藉之甚备。”又《后汉书·窦融列传》载：（建武）“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唐李贤注曰：“高平，今原州县，《郡国志》云高平第一城。”
又《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载：“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帝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中郎将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封关内侯。”光武帝拿下高平城后，“由是河西道开”，高峻还因此被拜为“通路将军”，由此可见高平城的重要。
三、安定郡的人口
安定郡的人口，西汉和东汉差异较大。《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22]东汉时期安定郡只辖八县，人口只有“户六千九十四，口两万九千六十。”[23]
东汉安定郡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应与两汉之际的人口流亡和东汉中后期的内徙有关。
（一）两汉之际人口的流亡
更始年间和建武初年，凉州之地分别为隗嚣和窦融所割据。由于这里远离战区，局势相对稳定，所以三辅等地的百姓纷纷流向这里。特别是窦融为政宽和，礼敬士人，因此窦融所在的河西五郡更成为人们流亡的乐园。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载：“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
《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载：“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
按：更始元年，隗嚣据有整个凉州九郡之地；建武元年之后，隗嚣只拥有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其余五郡为窦融所统。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载建武初年，窦融拥有酒泉、金城、张掖、敦煌、武威五郡。“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这些流向边郡的人们，在局势安定后，有的又迁回内地。如《后汉书·刘般传》载：“建武八年，隗嚣败，河西始通，般即将家属东至洛阳，修经学于师门。”
（二）东汉中后期安定等郡的内徙
安帝和顺帝时期，由于受羌族起义以及匈奴反叛的影响，曾把一些西北边郡的郡治和人民内迁。
1. 安帝时期安定等郡的内徙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第一次羌人大起义爆发。东汉政府予以武力镇压，但屡遭失败；地方官又多内地人，无心守卫西北之地，因此要求内迁西北诸郡。
永初五年（111年），东汉政府内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五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后汉书·西羌传》亦载：
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24]
按：安定郡，原治高平（今宁夏固原），现徙居右扶风美阳（今陕西扶风县和武功县之间）。
伴随郡治的内迁，便是大量居民的内徙。《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载永初五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谷贵人流，不能自立。诏慬发边兵迎三郡太守，使将吏人徙扶风界。慬即遣南单于兄子将兵迎之。”
实际上，这次内徙是百姓的一次浩劫，许多百姓在迁徙时死亡。《后汉书·西羌传》载，“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
名义上，这次内徙的百姓应居住于三辅地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东汉各级腐败的官吏不管百姓的疾苦，失去家园的百姓被迫流亡各地。《潜夫论·实边》亦载东汉吏治的败坏和内迁之民的惨况：“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
2. 顺帝永建四年安定、北地、上郡三郡的复置
顺帝永建元年（125年），马贤平定陇西种羌的反叛，“自是凉州无事”。（《后汉书·西羌传》）永建四年（129年），顺帝听从尚书仆射虞诩的建议，恢复安帝永初五年内徙的三郡。《后汉书·顺帝纪》载永建四年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李贤注：“安帝永初五年徙，今复之。”至此，内迁18年的安定等郡回归故土。
恢复三郡，回归故土，便是这一地区百姓的回归。《后汉书·西羌传》载：“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
所谓“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即在三郡地区实行屯田。考诸事实，顺帝时期确实在此三郡实行过屯田。《后汉书·顺帝纪》载永建五年（130年）：“冬十月丙辰，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这和永建四年九月的“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有关。由此可见，为了恢复三郡的生产和秩序，顺帝派刑徒在那里屯田戍守。这样，一方面可以稳定当地的秩序，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三郡人口的不足。
3. 顺帝永和年间边郡的再次内徙
永和五年（140年），南匈奴和乌桓、西羌等反叛寇边，致使西河、上郡、朔方等郡再次内徙。《后汉书·顺帝纪》亦载三郡内迁之事：“（九月）丁亥，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
永和六年（141年），受羌人起义影响，安定、北地二郡再次内徙。《后汉书·顺帝纪》载：“（永和六年）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后汉书·西羌传》载永和六年春，马贤战败，“于是东西羌遂大合……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
伴随着安定、北地二郡的再次内徙，则二郡的吏民也会内迁于扶风、冯翊之地。但王茂福先生认为这次内徙并没有实际施行，或者内徙后又于汉安二年（142年）复归故土。安定郡自汉安二年后一直居于旧土。[25]所论很有道理。
从安帝和顺帝时期，安定等郡的内徙、复置来看，这些地区人口受到很大影响，人口大量减少。
四、安定郡的民族
安定郡“迫近羌胡”，设有安定属国都尉，境内分布着匈奴族、羌族、月氏族等民族。
（一）匈奴族
东汉永元六年（94年），新降匈奴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反叛，立逢侯为单于。“逢侯于塞外分为二部，自领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数百里。永元八年（96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还入朔方塞，庞奋迎受慰纳之。其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口悉降，以分处北边诸郡。”所谓“分处北边诸郡”，可能是朔方、五原、云中等郡。
同年，反叛的右温禺犊王乌居战率众归降，“于是徙乌居战众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则这二万余人明确被安置在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北地（治富平，今宁夏吴忠市南）二郡。
（二）羌族
《后汉书·西羌传》载永平二年（59年），“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该传又载东吾之孙麻奴，“初随父降，居安定”。则知滇吾部落降汉后，乃徙居于安定。
又《后汉书·西羌传》载，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周鲔还营自守，唯侯霸兵陷阵，斩首四百余级。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则这6000余羌人徙居于汉阳、安定、陇西三郡。
《后汉书·段熲传》载建宁二年（169年），段熲等击败东羌；谒者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 则这4000东羌人也被徙置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
从以上记载来看，东汉时期的降羌大都被迁居于安定、陇西、汉阳三郡。
关于安定郡分布的羌族种落，有烧何羌、牢羌、先零羌等。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永初七年（113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则安定郡也有牢羌。
又《后汉书·张奂传》载，延熹九年（166年），“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则安定郡还有先零羌。
（三）月氏族
《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属县有“月氏道”，则安定郡有月氏族无疑。
《后汉书·西羌传》载湟中月氏，“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属金城郡）。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霍去病“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这时可能一部分月氏族被迁徙到了安定郡。
（袁延胜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小倩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1]薛正昌：《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2]王茂福：《汉末北地、安定郡内徙新考》，《西北史地》1997年第3期。
[3]杜志强：《“六郡良家子”考论》，《历史文献研究》2014年第2期。
[4]马建军：《固原两汉时期墓葬考古学材料的文化内涵》，《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5]《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8页。
[6]《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0页。
[7]《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0页。
[8]《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7页。
[9]《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9页。
[1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0页。
[11]《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44页。
[12]《汉书》卷六九《辛庆忌传》，第2998-2999页。
[13]《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页。
[14]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0页。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95页。
[16]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1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8]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该文使用的起点是敦煌郡治。
[1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页。持悬泉置为起点。
[20]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24页。
[2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498页。
[22]《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5页。
[23]《后汉书志》卷二三《郡国志五》，第3519页。
[24]《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8页。
[25]王茂福：《汉末北地、安定郡内徙新考》，《西北史地》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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