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安定郡

两汉时期的安定郡_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赵国华

内容摘要 两汉时期的安定郡处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中地区与河西走廊的交接点，伴随汉王朝西进政策的调整发生重大的转变。汉武帝时期，安定郡作为一线边郡，是拱卫京师的战略枢纽，而到河西四郡设立之后，不再属于一线边郡，但在应对羌乱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东汉初期，随着汉王朝向东收缩，安定郡不再是战略枢纽，又沦为一线边郡，而到羌乱炽盛之际，安定郡已经难于维系，在反复内迁的过程中衰败下来。安定郡由盛到衰的转变同汉王朝的中央决策和地方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央决策来看，汉朝廷实行西进政策，安定郡就快速地发展；汉朝廷采取收缩措施，安定郡就急剧地衰败。从地方治理来看，安定郡快速地发展，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定郡急剧地衰败，产生于严重的地方骚乱。汉王朝的中央决策与地方治理是决定安定郡由盛而衰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汉代 安定郡 区域史研究

两汉时期，安定郡东邻北地，北通武威，西连天水，南接扶风[1]，是汉王朝西北边区的一个行政区域。伴随汉王朝的发展和演变，安定郡历经了三个重要时期——汉武帝时期、两汉之际、汉安帝和顺帝时期。本文拟从中央决策与地方治理两个方面，探讨安定郡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而说明安定郡的区域特征。

一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朝廷为了巩固西北边区，继续推行西进政策，从北地郡分置安定郡，下辖十二县：高平、临泾、安武、彭阳、抚夷、参、祖厉、鹑阴、阴密、泾阳、乌氏、爰得、安定，郡府设在高平。仅就区位优势而言，安定郡向内联结京城长安，对外直通河西走廊，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因此，安定郡的设置，可以说是汉武帝经略西北的重大举措。

从元鼎五年（前112年）到后元元年（前88年），基于安定郡的战略地位，汉武帝先后六次出巡安定郡。

（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2]

这是汉武帝第一次出巡安定。所谓“陇”指陇山，“空同”即崆峒山，祖厉河流经今甘肃会宁、靖远，北入黄河。这次出巡安定是汉武帝巡视西北边区的一部分活动。《资治通鉴》记述这次活动，又说：“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惶恐，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3]可见汉武帝出巡阵仗庞大，致使陇西太守惊慌自杀，而北地太守被诛杀，则完全是整饬边防所致。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4]

这是汉武帝第二次出巡安定。所谓“回中”，位于高平县内，其地建筑有宫室；“回中道”即回中至萧关的通道[5]，萧关在回中之北，亦属安定郡。汉武帝在安定期间，下令免除高平、朝那两县本年的租赋，以示皇恩浩荡。汉武帝离开安定之后，又越过独鹿山、鸣泽[6]，途经代郡、河东郡，折转返回长安。

（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7]

这是汉武帝第三次出巡安定，在高平部署军事行动，即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讨大宛。汉武帝关注着大宛之战，在元封六年冬、太初四年冬、天汉二年春、太始二年春，先后四次“行幸回中”，都与征伐大宛和反击匈奴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唯涂光本为容城侯，担任太常一职，太始三年徙为安定都尉，当是一个特殊的行政案例。

（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8]

这是汉武帝第四次出巡安定，在雍城祭祀五帝之后，又专程巡视安定、北地两郡，仍表明汉武帝对西北边防的重视。

（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9]

这是汉武帝第五次出巡安定。据《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在安定期间，“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葚，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黄。”由此可见，安定郡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已经成为汉王朝与西域诸国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后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效泰畤，遂幸安定。[10]

这是汉武帝第六次出巡安定，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巡活动。汉武帝先在甘泉祭祀太一神，而后来到安定郡。与前两次西巡相比，这次出巡仍带有祭祀、防务双重意义，所以他稍后下诏说：“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网，靡所获献。荐于泰畤，光景并见。其赦天下。”[11]也许因为年迈体弱，汉武帝只在高平逗留，而没有再去北地郡。

据《汉书·武帝纪》统计，汉武帝在位54年间，总共出巡39次，其中有6次出巡安定郡，另有4次旅居回中宫。这表明他非常重视安定郡，其用心在于经略西北边区，也表明安定郡在汉王朝经略西北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

河西四郡设立以后，安定郡仍与陇西、天水、北地、西河、上郡统称“六郡”[12]，带有浓厚的军事特性，但不再是一线边郡。所以，自从昭宣以降，汉朝诸帝处理西北边区事务，都不像汉武帝那样，经常出巡安定郡。安定郡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地方治理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时期的安定太守，见诸记载的有任胜、孙会宗、蒋辅、王尊、谷永、冯参、萧由、金参八人。[13]这八人在太守任上，大都没有什么作为，只有王尊治理安定，留下一段特殊政绩。

任胜是霍光的二女婿，在霍光执政时担任中郎将羽林监，掌管皇帝禁卫。地节二年（前68年）三月，在霍光去世后，他被调任安定太守。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汉宣帝以“谋为大逆”之罪清除霍氏外戚，竟将任胜处死，而在诏书中称“中郎将任胜”，则任胜担任安定太守，为时不超过两年。

孙会宗，西河郡人，汉宣帝时任安定太守，与光禄勋杨恽交好。杨恽被贬为庶人，仍不停地置办产业，结交宾客。孙会宗为此致书劝诫，认为“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14]杨恽不但不接受劝戒，反而抱怨朝廷，回信责怪孙会宗，“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15]五凤二年（前56年），杨恽被人告发，因失爵“不悔过，怨望，大逆不道”被腰斩[16]，孙会宗受牵连被免职。在孙会宗任职期间，汉朝廷动用武力平定西羌，牵涉到安定郡。

神爵元年（前61年）三月，西羌发起暴动，汉宣帝下诏征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都集中到金城，继而派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率领征讨西羌。这次行动很快获得成功，但陇右诸郡损失惨重。有鉴于此，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

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余积，虽羌虏以破，来春民食必乏。穷辟之处，买亡所得，县官谷度不足以振之。愿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务益致谷以豫备百姓之急。[17]

这一建议引起汉宣帝重视，随即交付公卿大臣讨论，经过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强的驳议和丞相、御史大夫两府的辩论，终究未被朝廷采纳。但从这一建议来看，在平息羌乱过程中，安定郡遭到巨大的损失。

王尊字子赣，涿郡高阳人，汉元帝时被举荐为直言之士，担任虢县令。初元四年（前45年），汉元帝行幸雍城，路过虢县，王尊依照相关规定，供给各种物品，后由于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安定太守。他上任伊始，就向各属县发布教令，其中写道：

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18]

过了一个多月，王尊又向郡掾功曹发布教敕，其中写道：

依此可知，王尊担任安定太守，刚上任就亮出施政要领：一是告诫属县官员，必须奉公守法，切勿以身试法；二是要求郡府属吏，必须贤明尽能，不可庸碌无为。王尊说到做到，严厉地惩治贪腐行为，在上任一个月内，就查出五官掾张辅贪污一案，“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这一惩治贪腐的案件，在安定郡反响极大，“威震郡中，盗贼分散，入傍郡界。”[20]令人遗憾的是，在整饬吏治过程中，“豪强多诛伤伏辜者”，因为执法手段严酷，王尊被免去太守职务。后来，班固为王尊作传，简要地评论说：“王尊文武自将，所在必发，谲诡不经，好为大言。”[21]这种对王尊的指斥，自然算不上公允。

谷永字子云，京兆长安人，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被举荐为方正，参与对策，擢为光禄大夫。数年之后，他被调任安定太守，离开京城。但在朝任职期间，他涉入王氏外戚内部权力之争，与平阿侯王谭交好，而与御史大夫王音失和。阳朔三年（前22年），王音接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辅佐朝政。“永远为郡吏，恐为音所危，病满三月免。”[22]这说明谷永任安定太守，时间并不很长，还是因病被免职。其后，汉朝廷两度调派谷永，分别担任凉州刺史、北地太守，说明他对凉州事务还比较熟悉。

冯参字叔平，京兆杜陵人，少时为黄门郎给事中，宿卫宫廷十余年。汉成帝永始年间，从渭陵寝中郎擢升代郡太守，“以边郡道远，徙为安定太守。”[23]冯参不愿做代郡太守，而愿往安定郡做官，说明这时的安定郡较代郡有一定的优越性。冯参在任数年间，并无可称道之处，后因病被免职。

萧由字子骄，京兆杜陵人，前将军萧望之之子，汉成帝时被举荐为贤良，出任定陶令，继而升任太原都尉，转任安定太守。“治郡有声，多称荐者。”[24]绥和二年（前7年），汉哀帝继位之后，因为在做定陶王时，萧由曾经有失旨意，竟然特颁制书，将萧由免为庶人。这种公报私怨的举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朝廷政治的败坏。

金参本是匈奴人，光禄大夫金日磾之侄曾孙[25]，汉哀帝时曾经出使匈奴，历任匈奴中郎将、越骑校尉、关内都尉，改任安定、东海太守。然因缺乏记载，金参任安定太守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知。

总起来说，西汉时期的安定太守大多数出自名门望族，在地方治理上乏善可陈。不过，从昭帝、宣帝，到哀帝、平帝，经过一百多年时间，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安定郡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仍得到较大的发展。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郡下辖21个县：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卤、乌氏、阴密、安定、参、三水、阴槃、安武、祖厉、爰得、眴卷、彭阳、鹑阴、月氏道，共有42725户、143294人，达到两汉时期的最高纪录，称得上安定郡繁荣的标志。

三

两汉之际，安定郡经历频繁的政权更迭，先后被新朝、更始政权、卢芳、隗嚣集团和东汉王朝所控制，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地区，因而一直处于战乱状态。

新朝建立以后，为了建构新的统治秩序，王莽全力改革土地、人口、工商、货币制度和民族政策，大幅度地变更行政区划、郡县和职官名称。天凤元年（14年），“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26]安定郡的属县高平改称铺睦，乌氏改称乌亭，三水改称广延亭，安武改称安桓，祖厉改称郷礼，月氏道改称月顺。仅从这一举措来看，王莽改制带有严重的缺陷，罔顾实效而急于求新，结果只能徒滋纷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更始帝刘玄、卢芳、隗嚣和光武帝刘秀纷纷登场，在安定郡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本来，随着王莽改制失败，新朝统治急剧逆转，“人心思变”转向“人心思汉”。安定人卢芳凭借“天下咸思汉德”的社会心理，编造历史故事，诈称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欺骗和迷惑安定民众，进而纠合三水属国羌胡，起兵反对新朝统治。更始二年（24年），更始帝进据长安，征召卢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27]到更始政权垮台时，“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28]匈奴单于派句林王领兵迎接卢芳，卢芳与其兄卢禽、弟卢程投奔匈奴。匈奴单于立卢芳为汉帝，任命卢程为中郎将，率领胡骑返回安定。

还在地皇四年（23年）七月，因为昆阳战役的惨败，新朝统治摇摇欲坠。天水人隗崔趁乱起兵，劫杀天水大尹李育，立其侄隗嚣为上将军，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声讨王莽的各种罪行，纠集部众十万人，攻杀雍州牧陈庆，继而进攻安定郡。安定大尹王向是平阿侯王谭之子[29]，“威风独能行其邦内，属县皆无叛者。嚣乃移书于向，喻以天命，反复诲示，终不从。于是进兵虏之，以徇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30]隗嚣攻取陇右地区，并效忠于更始政权。

更始三年（25年）正月，平陵人方望在长安，鉴于更始政权混乱，预料更始帝必定失败，就对安陵人弓林说：“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31]弓林表示同意，在长安找到刘婴，把他带到安定临泾，正式立为皇帝，聚集党羽数千人，方望为丞相，弓林为大司马。更始帝得报之后，立即派丞相李松、讨难将军苏茂领兵征讨，斩杀刘婴、方望、弓林等人，进而占领安定郡。其后，更始政权发生内讧，张卬、廖湛、胡殷等人反叛更始帝，发动兵变。隗嚣被迫逃回天水，招聚原有的部众，自称西州上将军，迅速形成一方割据势力。

同年六月，刘秀在鄗城称帝，建立东汉政权。赤眉军进逼长安，立刘盆子为皇帝。前将军邓禹率军西进，占领安邑，企图乘势夺取关中。十二月，邓禹进驻云阳，裨将冯愔引兵叛变，向西进入天水。隗嚣出兵迎击，在高平击破冯愔，缴获其所有辎重。于是，邓禹承制遣使持节任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专制凉州、朔方政事。然而，隗嚣割据陇右地区，表面上归附于东汉政权，暗地里一直谋求独立自保，无法得到光武帝的信任。光武帝要隗嚣出兵伐蜀，隗嚣就派长史上书，宣称三辅兵力薄弱，又有卢芳在旁边，不宜出兵伐蜀。光武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32]直到建武六年（30年）四月，刘秀亲临长安，“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33]，先派来歙携带玺书告谕隗嚣。五月，隗嚣公然反叛，盖延等人与隗嚣战于陇阺，遭到失败。光武帝为此下诏说：

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34]

这是一道大赦诏令，光武帝之所以要赦免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是为了瓦解隗嚣集团。十二月，隗嚣派行巡进攻扶风，被征西大将军冯异击破。此后四年间，安定郡作为光武帝与隗嚣集团的必争之地，上演了反复鏖战的场面。建武七年（31年）三月，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八月，隗嚣统率步骑兵三万人，进攻安定阴槃，被征西大将军冯异击退。建武八年（32年）正月，中郎将来歙袭取略阳，隗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众围来歙”。[35]闰四月，光武帝率军征讨隗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和金城五郡太守，与光武帝会师于高平。隗嚣集团分崩离析，有16个属县请降。隗嚣逃到西城，又被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包围。十一月，公孙述出兵援救隗嚣，加上汉军食粮用尽，吴汉等人撤回长安，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重归隗嚣。

建武九年（33年）正月，隗嚣病死于翼城，王元、周宗立其子隗纯为王。八月，光武帝派中郎将来歙监护征西大将军冯异等，征讨隗纯。建武十年（34年）八月，光武帝亲临汧县指挥作战，派执金吾寇恂携带玺书，前往高平第一城，劝说守将高峻投降。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出城会谈，因皇甫文不肯屈从而被寇恂处斩，随即开城门请降。十月，来歙、盖延、耿弇等人攻破落门，隗纯等人被迫投降，整个陇右归属东汉。

尚须指出的是，东汉首任安定太守是冯异。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早年为郡掾，后随刘秀任主簿，经略河北有功，升任偏将军，被封为应侯。建武三年（27年），光武帝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指挥对赤眉军作战，负责平定关中地区。建武六年（30年），冯异进军义渠，兼任北地太守；而后击破卢芳的部将贾览和匈奴薁鞬日逐王，上郡、安定两郡归附，又领安定太守。从冯异兼任安定太守来看，光武帝非常重视对安定郡的控制。

四

自光武中兴以后，西北边区大体上保持稳定，安定郡作为丝路重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到安帝和顺帝时期，西羌各部接连发起暴动，安定郡不断遭受祸害，呈现出社会凋敝的景象。这一时期的安定太守，见诸记载的仅有杜恢、郭璜两人，还都与平息羌乱相联系。

早在东汉前期，汉朝廷为了治理羌族，采取剿抚并用的措施，收到不小的成效。许多羌族部落归附汉王朝，陆续走出西部荒原，向塞内迁徙。其中，烧当羌迁徙到安定郡，其他部落分散到各郡。羌人生活在新的地区，遭受当地政府和豪强的双重奴役，产生深重的怨恨情绪。这一时期的羌族暴动，对金城、陇西、汉阳诸郡冲击较大，安定郡所受的冲击较小。如永元十三年（101年），烧当羌首领迷唐攻打边塞，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统领诸郡兵，征讨迷唐。“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36]安定郡安置一些降附的羌人，由此爆发了羌人反叛事件。永元十四年（102年），“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这种羌乱属于突发事件，仅靠当地官府就能平息，还停留在地方治理层面。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羌族发起大规模暴动，先零羌大肆掳掠，切断关中通往诸郡的道路。汉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统率步骑兵五万人，进驻汉阳，以防止羌乱蔓延。但到次年正月，邓骘在冀县被钟羌击破，任尚在平襄被先零羌击败。先零羌首领滇零在北地称帝，公然向汉朝廷挑战。到了永初五年（111年），先零羌攻打河东，进入河内，当地百姓惊慌不安，纷纷往南逃过黄河。汉朝廷派北军中侯朱宠率领五营兵，在孟津布防，阻止羌人进犯京城；同时下令魏国、赵国、常山、中山等地修筑堡垒，防备羌人攻掠冀州。随着羌乱日趋炽盛，西北边郡太守都纷纷上书，请求把郡府向内地迁徙，以躲避战乱。三月，汉朝廷因为无法平息羌乱，被迫把安定郡迁到三辅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述：

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37]

这是安定郡第一次内迁。与此同时，汉朝廷把陇西郡迁到襄武，北地郡迁到池阳，上郡迁到衙县。在这次内迁过程中，真正受害的是各郡百姓。“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38]从这里可以看出，严重的羌乱加上官府的迁徙，使内迁诸郡的人口减少过半，安定郡所受的损失是多么严重！

安定郡内迁以后，仍处于羌族暴动的漩涡，继续遭受战乱的蹂躏。永初六年（112年），先零羌首领滇零病死，其子零昌接任皇帝，同一部落人狼莫出谋划策，任命杜季贡为将军，驻扎在丁奚城（今宁夏灵武）。元初二年（115年）十月，汉朝廷派左冯翊司马钧代理征西将军，统率安定太守杜恢和右扶风仲光、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分道进入北地，征讨先零羌首领零昌，攻克了丁奚城。其后，杜恢、仲光不听司马均指挥，“乘胜深入，为虏所害，钧拥兵不救，收钧下狱。”[39]在这次平息羌乱过程中，杜恢成为唯一阵亡的安定太守。

在杜恢阵亡后，安定郡仍是平息羌乱的主战场。元初四年（117年），任尚担任中郎将，利诱羌人做刺客，先后刺杀了杜季贡和零昌，继而集中诸郡兵，与护羌校尉马贤会合，进入北地，征讨狼莫。马贤“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击，败之。会尚兵到高平，因合势俱进。狼莫等引退，乃转营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还，得所略人男女千余人，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40]次年十月，度辽将军邓遵招募羌人，刺杀了狼莫，羌乱得以平息。

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九月，鉴于凉州局势较为稳定，尚书仆射虞诩上疏，建议恢复安定、北地和上郡，其中写道：

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41]

汉顺帝采纳这一建议，“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42]这是一个恢复西北边郡、重启地方治理的方案，包括修缮官府、设置斥候和驿站、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储备粮食等措施。永建四年（129年）十月，为了落实这一方案，汉顺帝诏令各郡国和中都官，将在押的死刑犯人全部减罪一等，发往安定、北地、上郡戍守边区。

然而，因为羌人生存条件的恶劣，加上地方治理的缺陷，羌族暴动并未终止，呈现出此落彼起的态势。永和五年（140年）五月，且冻、傅难种羌攻掠金城，又与西塞和湟中杂种羌胡攻掠三辅，杀害地方长吏。汉顺帝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统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郡兵10万人，进驻于汉阳。永和六年（141年）正月，马贤率军出击，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结果全军覆没。是役，安定太守郭璜领本郡兵参与作战，因为违犯相关军法，被逮捕下狱处死。

在射姑山之战后，东羌和西羌联合起来，发起更大规模的暴动。同年闰正月，巩唐羌从陇西进入三辅，攻杀各地长吏。五月，罕种羌进入北地，北地太守贾福和武威太守赵冲合兵抗击，仍作战不利。九月，诸种羌攻掠武威，凉州刺史部大为震惊。十月，鉴于凉州羌乱的严重程度，汉朝廷再次决定把安定郡向内迁移。《后汉书·西羌传》记述：

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遣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兵万五千屯三辅。[43]

这是安定郡第二次内迁。汉顺帝把安定、北地分别迁至扶风、冯翊，同时调派左右羽林、五校士和河内、南阳、汝南诸郡兵进驻三辅，以加强对羌人的防御力量。经过这一次内迁，安定郡的管辖范围缩小，人口数量减少，尤其是向东南方收缩，使其西北部逐渐荒废。

据统计，永和五年（140年）全郡下辖8个县：临泾、高平、朝那、乌枝、三水、阴盘、彭阳、鹑觚，仅有6914户、29060人。[44]与西汉元始二年相比，全郡属县减少2.6倍，而人口锐减5倍。从上述可知，汉朝廷无论应对羌族暴动，抑或治理西北边区，都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五

综上所述，从汉武帝到汉顺帝在安定郡的设置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区域特征：

其一，随着汉王朝西进政策的调整，安定郡发生重大的转变。汉武帝时期，安定郡处于京畿外围，作为一线边郡，是拱卫京师的战略枢纽。河西四郡设立以后，安定郡不再属于一线边郡，但在应对羌乱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东汉初期，汉朝廷实行收缩政策，安定郡不再是战略枢纽，又沦为一线边郡；等到羌乱炽盛之际，安定郡已经难以维系，在反复内迁的过程中衰败下来。所以从总体上看，安定郡在两汉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过程。

其二，安定郡处在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汇点，与临近的陇西、天水、北地、上郡、西河五郡统称“六郡”，是汉朝征发骑士的主要地区。“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因此，“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45]正是因为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的差异，汉代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现象。然而，班固论六郡民俗，依据孔子所谓“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大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断言“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46]，却需要另作商榷。

其三，安定郡作为一个军事重镇，处在关中地区与河西走廊的交接点，是汉朝抗御羌乱的战略枢纽。还在安定设郡之前，张良谈及关中形胜，就说“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颜师古注释“胡苑之利”，“谓安定、北地、上郡之北与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47]汉王朝为了维护西部边区的安全和稳定，既要从安定郡征发骑士外出作战，又要在安定郡与羌族做长期的较量，还要把安定郡当作经略西北的军事基地。因此，安定郡的政治和军事情势，就直接与抗御羌乱联系在一起。

其四，安定郡由盛到衰的转变，与汉王朝的中央决策与地方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央决策来看，汉朝廷实行西进政策，安定郡就快速地发展；汉朝廷采取收缩措施，安定郡就急剧地衰败。从地方治理来看，安定郡快速地发展，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定郡急剧地衰败，产生于严重的地方骚乱。所以说，汉王朝的中央决策与地方治理是决定安定郡由盛而衰的关键因素。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天水郡，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明帝永平十八年改称汉阳郡。扶风，亦称右扶风，与京兆尹、左冯翊合为三辅地区。

[2]《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5页。

[3]《资治通鉴》卷二〇《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74页。

[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5页。

[5]《汉书·武帝纪》应劭注：“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通治至长安也。”颜师古注：“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应说是也。而云治道至长安，非也。盖自回中通道以出萧关。”按应劭所云，回中道修成后，从萧关直通长安，亦未有误。

[6]《汉书·武帝纪》服虔注：“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遒县北界也。”

[7]《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0页。

[8]《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7页。

[9]《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9页。

[10]②《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1页。

[1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1页。

[12]“六郡”的称谓，最初包括西河郡，而不包括金城郡。所以，《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汉昭帝分割陇西、天水，设置金城郡，金城被列入“六郡”，代替西河郡。所以，《汉书·赵充国传》服虔注：“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

[13]参见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78-79页。

[14]《汉书》卷六六《杨敞传》，第2894页。

[15]《汉书》卷六六《杨敞传》，第2897页。

[16]《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6页。

[17]《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75页。

[18]③④《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3228页。

[19]④《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3228页。

[20]③④《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3228页。

[21]《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3240页。

[22]《汉书》卷八五《谷永传》，第3456页。

[23]《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第3306页。

[24]《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91页。

[25]按《汉书·金日磾传》，日磾之弟伦，曾任黄门郎；伦生安上，宣帝时任建章卫尉；安上生敞，成帝时任卫尉；敞生参。

[26]《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第4136页。

[27]②《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06页。

[28]《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06页。

[29]王向，《汉书·王莽传》作“王旬”，称地皇四年秋，隗崔、隗嚣起兵，“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然据《后汉书·隗嚣传》，当作“王向”，且官居大尹，而非卒正。

[30]《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9页。

[31]《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3页。

[32]《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4页。

[33]《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而《后汉书·隗嚣传》称“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则此次军事部署，盖延、耿弇孰为主将，尚需考证。

[34]《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第48页。

[35]《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章怀太子注：番须口，与回中相近，并在汧；鸡头，山道也，“鸡”或作“笄”，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安定乌支县有瓦亭故关，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36]《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4页。

[37]《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7-2888页。

[38]《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8页。

[39]《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注引《东观记》，第224页。

[4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1页。

[41]②《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3页。

[42]《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3页。

[4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6页。

[44]《后汉书》志二三《郡国五》，第3519页。

[45]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44页。

[46]《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44页。

[47]《汉书》卷四〇《张良传》，第2032-2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