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安定郡的战略地位

汉代安定郡的战略地位_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薛瑞泽

内容摘要 自秦代开始，从关中到达北地郡或安定郡的线路逐步开通，秦始皇和汉武帝对这一地区多次巡视，有利于朝廷对这里的控制。汉代将这条重要的通道命名为回中道，为抗击匈奴调兵遣将提供了便利，汉武帝征讨匈奴结束后又成为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安定郡战略地位的提升，与秦汉王朝不断向北拓展疆土，以及匈奴族、羌族持续进入内地，两种文明的冲突密切相关。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对这一战略要地的反复争夺上更彰显出安定郡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在各方势力争夺过程中，民众为了自保，形成了“好侠”和“尚气力”等民情风俗，养成了好战的秉性。

关键词  汉代 安定郡 战略地位

安定郡见诸记载的史实是在商周之际。周文王三年（前1054年），“伐密须”。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位于周的西北，属于汉代安定郡的阴密县。周文王进攻密须取得了胜利，解除了周人向东进攻的后顾之忧。[1]周平王迁都洛邑以后，安定地区为戎人所占领，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霸西戎”。关于秦穆公所开拓的疆土，《正义》云：“陇西、北地郡是也。”[2]这说明秦穆公三十七年已经完全占领了北地郡地区。秦在此设北地郡是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3]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对安定郡地区颇为重视，首次到此巡视。秦末到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析北地郡设安定郡之前，这里仍然是汉匈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一、从回中道开通看安定郡的战略地位

自秦代开始，从咸阳或长安到达北地郡或安定郡的郡治高平县的线路逐步开通，秦始皇首次巡视北地郡和汉武帝多次巡视安定郡的记载，显现出交通的便利形势，有利于朝廷对这里的控制。特别是汉代将这条重要的通道命名为回中道，更彰显了交通形势的优越性。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全国，次年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全国巡游，首次巡游的地点就选在陇西、北地。“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集解》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正义》：“《括地志》云：‘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言始皇欲西巡陇西之北，从咸阳向西北出宁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鸡头山，东还，过岐州回中宫。”[4]秦始皇帝二十七年西巡所经过的地点有陇西、北地、鸡头山和回中。上述地点，应劭指出回中宫在安定郡的高平县，是以汉代的行政区划来说明的，而孟康所云回中在北地是以秦代的行政区划来记述的。《括地志》以唐人的地理知识指出秦始皇“西巡陇西之北，从咸阳向西北出宁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鸡头山，东还，过岐州回中宫”。宁州是唐武德元年（618年）从北地郡改名而来，即今甘肃省宁县。成州是武德元年从隋的汉阳郡改名而来，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礼县、西和、成县、康县等地。鸡头山虽然说歧义颇多，但较为权威的记载是崆峒山，属六盘山山系。这一条线路正是秦抗击匈奴的重要战略要道，可见秦始皇沿此道巡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汉代对回中道线路的开拓利用，实现了运兵、运粮等交通便利，将西北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从汉文帝开始，有的时候是巡幸其中一段，有的时候是走完全程。早在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5]这说明汉文帝是从长安出发西行经郿县、虢县，然后北行到达雍县（今陕西凤翔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行幸雍，郊见五帝”[6]，也走的是这条路。汉武帝即位之后，在元光二年（前133年）、六年，元狩元年（前122年）、二年（前121年），元鼎四年（前113年）、五年（前112年），元封二年（前109年）、四年（前107年），多次“行幸雍，祠五畤”，都走的是这条道。如果说从长安到雍县仅仅是部分道路，那么汉武帝对由此延伸的道路沿途的巡幸，则表明了汉武帝宏大的抱负。元鼎五年（前112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7]应劭曰：“陇，陇阺坂也。”师古曰：“即今之陇山。”空同即崆峒山，属六盘山山系。祖厉河是黄河支流，流经甘肃、靖远、会宁二县境。《水经注》卷二《河水注》云：“（祖厉川水）水出祖厉南山，北流经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这是汉武帝开拓通过六盘山向北通往安定郡，又向西抵达祖厉河的交通道路。元封四年（前107年）冬十月，“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8]《汉书》卷六《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在此次北巡过程中，汉武帝做了一件事“通回中道”，即开通回中道，于是实现了北出萧关的战略目的。因为萧关作为由高平通往崆峒山的重要关隘，在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入萧关”，威胁到了关中的安全。由于崆峒山的阻碍而难以通行，故而汉武帝“通回中道”，开辟了新的通道。据史念海先生考证，此次所经过的独鹿、鸣泽等，决非服虔所注“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遒县北界也”，而是在洛水上源，其地正在新秦中。[9]这条道路的开通表明这里已经纳入汉政府的控制之下。此后，太初元年（前104年）秋八月、太初四年（前101年）十二月、征和三年（前90年）春正月、后元元年（前88年）春正月，汉武帝多次巡幸安定，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10]

回中道作为连接关中与安定郡郡治高平的重要通道，形成了“自雍而次安定，至安定而通回中”的交通形势，为汉朝抗击匈奴调兵遣将提供了便利，到汉武帝征讨匈奴结束后又成为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开通过程中，“其有险碍，则皆平之，如堑山堙谷，使可通行，是其所以为治也”[11]，可见开通过程的艰难，也显示了开通此条道路的重要性。

二、政治视阈下的安定郡战略地位

从秦北地郡到汉武帝析分安定郡，安定郡地区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与日俱增。这与秦汉王朝不断向北拓展疆土，以及匈奴族、羌族持续进入内地，两种文明的冲突密切相关。秦汉王朝为了西北地区的安定，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军事实力，特殊的战略环境使安定郡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快速提升。

秦朝末年，北地郡已经成为争夺的战略要地，夺取北地郡的战略据点成为当时夺取天下的重要步骤。郦商早年追随刘邦立功卓著，刘邦被立为汉王后，赐爵郦商信成君，以将军的身份为陇西都尉，“别将定北地、上郡”。具体的战斗有“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栒邑，苏驵军于泥阳”。上述地点焉氏、泥阳就在北地郡中，焉氏，《集解》云“县名，属安定”，《正义》云“县在泾州安定县东四十里”。泥阳，《索隐》云“北地县名”。《正义》云“故城在宁州罗川县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罗川县东北泥阳。源侧有泉，于泥中潜流二十余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阳湫，在县东北四十里”。[12]这说明在秦汉之际夺取雍地是刘邦出汉中的重要军事行动，而趁机占有北地郡的一些重要战略要地，是以解除关中地区周边的不稳定因素为目的。而占有这些地点对于此后汉王朝定都关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在西汉初年，北方匈奴的势力迅速增长，多次威胁西汉的安全。为此汉政府在北方沿边地区驻扎了许多军队以抵抗匈奴的军事入侵，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13]，面对匈奴强力进攻关中危急的情势，汉政府向沿边地区紧急派出大量军队，以抵御匈奴铁骑的进攻，“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14]由此可见，北地郡作为北方边地的战略要地，是西汉抵抗匈奴战线的重要战略据点。

两汉之际，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杀掉更始帝，关中大乱，关中西部的陇右被隗嚣占据，“卢芳起安定”。[15]建武六年（30年）五月，“隗嚣反，盖延等因与嚣战于陇阺，诸将败绩”，为了瓦解隗嚣割据势力的基础，光武帝下诏曰：“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16]赦免包括安定郡等沿边各郡为隗嚣所控制地区参与叛乱的官员，其实是为了瓦解隗嚣的阵营。建武七年八月，“隗嚣寇安定，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却之”。[17]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派遣来歙从山道袭取隗嚣守将占据的略阳城，隗嚣害怕光武帝派遣更多的军队进攻，做了全方位的战略布署，“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自己亲自率军围攻占据略阳城的来歙。针对略阳城的紧急情况，闰四月，光武帝亲自率军征讨隗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领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五郡太守，与光武帝在安定郡的郡治高平会合。隗嚣所布置的防线是为了抵抗刘秀军队的进攻，而刘秀占据高平，直接抄了隗嚣的后路。番须口与回中道相近，鸡头道即回中道，为穿越崆峒山（六盘山）的要道。虽然隗嚣的军队守住了上述战略要地，却被刘秀占据高平所打破，“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消灭了隗嚣的有生力量。[18]也是在这一年，王常“别击破隗嚣将高峻于朝那。嚣遣将过乌氏，常要击破之。转降保塞羌诸营壁，皆平之”。[19]建武九年，“耿弇与中郎将来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诸营保，皆下之”。[20]占有安定郡之后，光武帝对于当地的稳定极为重视，一遇反叛即行平定。建武二十一年夏四月，出现了“安定属国胡叛，屯聚青山”，朝廷“遣将兵长史陈讨平之”。[21]对于安定郡原来已经定居的少数民族叛乱，即行镇压。

从安定郡所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可以看出，每当王朝更替之际，安定郡必定成为割据势力和汉政权争夺的重要战略要地，夺取这一地区成为争夺天下的重要步骤。秦汉之际和东汉初年在安定郡所演绎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更显示了这一认识的准确。

三、安定郡的战略地位与社会风俗

安定郡作为连接关中地区与西北边陲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不仅体现在立体交通框架的构建，还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对这一战略要地的反复争夺上。在各方势力争夺过程中，民众为了自保，形成了“好侠”和“尚气力”等民情风俗，养成了好战的秉性。

少数民族长期入侵这一地区，使民众为了抵抗少数民族的掳掠奋起反抗，从而养成了好战的地方风俗。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除了杀北地都尉卬外，还“虏人民畜产甚多”，激起民众对匈奴的仇恨，民众于是起而反抗也就在情理之中。正如班固所言：“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在这种环境下，“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22]正因为民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所以汉王朝建立后，“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选拔善于征战的青年充任皇家近卫羽林军和期门军，足以显示社会风尚的影响。这里随即成为汉朝兵员的征集地，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汉武帝“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23]此次征发包括安定骑士及中尉在内的军队，说明这里的民众善于骑马作战。即使到了汉宣帝时期，为了镇压西羌的反叛，神爵元年（前61年），征发包括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平叛。[24]赵充国在徙金城令居后，“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所谓六郡，师古曰：“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25]安定郡善于骑射的良家子弟补为羽林，说明安定郡民众善于骑射作战。这种尚战风俗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好侠”和“尚气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王涣，年幼时其父亲任安定郡太守，在当地风俗的影响下，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26]正因为“好侠”和“尚气力”风行，安定郡中劫杀之事时有发生，《敦煌汉简释文》云：

与俱之子惠遁，安定郡界中共贼杀畏子及三人，以□君为匽，事发。（1783）[27]

这一简文是说某人与俱的儿子惠在安定郡杀畏子及三人之后，隐藏起来，结果事发，可见多民族的聚居使这里的风俗更加复杂。安定郡“好侠”和“尚气力”风俗的形成，除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外，历史传承的影响也很明显。安定郡本来就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秦穆公得由余后，“西戎八国服于秦”，在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乌氏：《集解》徐广曰：“在安定。”《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朐衍：《集解》徐广曰：“在北地。”《索隐》案：“《地理志》朐衍，县名，在北地。”《正义》引《括地志》云：“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28]可见从秦惠王开始，北地郡即汉代的安定郡已有乌氏、朐衍之戎的分布。少数民族的长期分布使这里的风俗延续了旧有的传统，正如杨恽所云：“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29]这一特殊的社会风俗，导致官僚群体也出现了“贪鄙”行为。初元年间（前48年—前44年），王尊出任安定太守，告诫属县官员要“勉力正身以率下”，即使“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者，也既往不咎，并要求官员“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30]虽然这是王尊严格要求官员廉洁从政，但也说明此前安定郡有官员的贪腐行为。

除了历史传承的影响外，匈奴族和羌族不断进入安定地区，也使这里成为四战之地，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东汉中期，羌族转盛，至汉安帝以后，安定郡的羌族迅速崛起，与东汉军队多次作战。羌族的凌厉攻势使安定郡郡治受到很大威胁，“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永初五年（111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31]李贤注：“安定，郡，今泾州也。美阳，县，故城在今武功县北。”其目的是为了避开少数民族的进攻。在迁徙过程中，“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32]为了躲避羌族的入侵，强迫百姓迁徙，给民众造成了无尽的痛苦。元初二年（115年）十月，“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左冯翊司马钧下狱，自杀”。[33]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安定太守杜恢与钧等并威击羌，恢乘胜深入，为虏所害，钧拥兵不救，收钧下狱。”在这次战斗中，安定太守杜恢因孤军深入，左冯翊司马钧拥兵自重，导致对羌族的作战失败。随着羌族逐渐被赶出这一地区，永建四年（129年）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34]李贤注：“安帝永初五年徙，今复之。”为了进一步充实新复地区的人口，永建五年（130年）冬十月丙辰，“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35]永和六年（141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军败没，安定太守郭璜下狱死”。此次东汉战败，使安定郡、北地郡的郡治受到威胁，东西羌人联合进攻陇西，威胁三辅，“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36]此后，少数民族不断进入内地，迫使东汉政府多次将上述郡的郡治迁移他处。

安定郡作为对少数民族作战的前沿阵地，除了社会风俗纷繁多彩外，民族关系也很复杂，为了抵御外族的进攻，汉政府在这里长期驻扎军队，社会的稳定受到很大影响。上述复杂的原因，使这里成为历代贬谪之人的去处。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年），秦围攻赵都邯郸进入白热化，为了解除赵都的危机，“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秦昭王强迫称病的武安君白起指挥作战，白起因秦昭王不采纳自己建议而称病重难以应命，秦昭王又派应侯范睢请白起，白起坚不从命，“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白起因病未能成行。三个月后，“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昭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让其到阴密去，白起最后自杀。白起所迁的阴密，《集解》徐广曰：“属安定。”《正义》：“故城在泾州鹑觚县，城西即古阴密国，密康公国也。”[37]可见阴密在秦昭王时期已经纳入秦的控制之下，大约是因为其地偏远，故而将白起贬谪于此。太始三年（前94年），容城侯唯涂光为太常，“徙为安定都尉”。[38]唯涂光的事迹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太常被迁徙为安定都尉，应当属于贬谪的范围，因为太常“秩皆中二千石”，都尉“秩比二千石”[39]，尽管俸禄基本相同，但太常在朝廷任职，而郡都尉则是地方的军政职务。汉宣帝即位后，为了铲除霍光的势力，“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40]将霍光的女婿赶出京城，到偏远的安定郡任太守，铲除了霍氏家族生存的政治土壤。傅燮多次劝说汉灵帝去除宦官，引起宦官的仇恨，故而当张角起义被镇压后，傅燮按功劳当封，宦官赵忠等诬陷他，结果“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以疾免”。[41]这实际上是被贬为安定都尉。

安定郡也是朝廷罪犯的服刑地。永建五年冬十月丙辰，汉顺帝“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42]让郡国中死刑减免人员到北地、上郡、安定戍守，说明这里有相当数量的服刑人员。《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八）云：

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长安令安国、守狱丞左、属禹敢言之：谨移髡钳亡者田赘等三人年、长、物、色，去时所衣服。谒移左冯翊、右扶风、大常、弘农、河南、河内、河东、颍川、南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金城、西河、张掖、酒泉、敦煌、武都、汉中、广汉、蜀郡……（Ⅱ0111④：3）[43]

这条简是长安令追捕逃犯通告各地的通缉令，安定郡赫然在列，说明这里的社会环境适合逃犯落脚。陈汤因为犯了大不敬的罪，被贬到敦煌。后来敦煌太守上奏指出“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汉成帝“诏徙安定”[44]。一些朝廷的通缉令也发到了安定郡。《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云：

黄龙元年（前49年）四月壬申，给事廷史刑（邢）寿为诏狱，有沓（逮）捕弘农、河东、上党、云中、北地、安定、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为驾一封轺传。外二百卅七。御史大夫万年谓胃成，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45]

正因为这里有相当数量的逃亡人员，所以才有汉宣帝时期下此诏令予以逮捕。

安定郡作为连接关中地区与西北草原地区的战略要地，从秦代开始已经引起重视，秦始皇巡视全国，首先从北地郡开始，主要是因为这里是抗击匈奴的前线。汉武帝开通回中道，实现了运粮和运兵的快捷便利。正因为安定郡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秦汉之际和两汉之际，争夺安定郡的控制权就成为占领关中地区必然步骤，并因此演绎出多样化的战争。安定郡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对社会风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为了抵抗少数民族的掳掠，这里形成了“好侠”和“尚气力”等民风，养成了好战的秉性，也因此成为汉朝重要的兵源地。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史记》卷四《周本纪》。《集解》应劭曰：“密须氏，姞姓之国。”瓒曰：“安定阴密县是。”《正义》：“《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杜预云姞姓国，在安定阴密县也。”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页。赵逵夫编《先秦文学编年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2-143页。

[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4页。汉代安定郡自北地郡析出而设。

[3]王蘧常：《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页。

[5]《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30页。

[6]《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第446页。

[7]《汉书》卷六《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5页。

[8]《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80页。《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亦有相同记载。

[9]史念海著：《史念海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0页。

[10]《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201页。

[11]（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三《回中宫》，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页。

[12]《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第2661页。《汉书》卷四一《郦商传》云：“沛公为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定北地郡，破章邯别将于乌氏、栒邑、泥阳，赐食邑武城六千户。”师古曰：“乌氏，安定县也。栒邑今在豳州。泥阳，北地县。氏音支。栒音荀。”第2074页。

[13]《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1页。

[14]《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8页。《史记》卷一二〇《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第2758页。

[15]《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页。

[16]《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8页。

[1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53页。

[18]《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28页。

[19]《后汉书》卷一五《王常传》，第581页。

[20]《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13页。

[21]《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73页。

[2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页。《汉书》卷六九《辛庆忌传》云：“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第2998页。

[23]《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8页。

[24]《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0页。

[25]《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1页。

[26]《后汉书》卷七六《循吏·王涣传》，第2468页。

[27]吴礽骧、李永良等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28]《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83页。

[29]《汉书》卷六六《杨敞传附弟恽传》，第2897页。

[30]《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3228页。

[31]《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16页。

[32]《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东号子麻奴传》，第2888页。

[33]《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24页。

[34]《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56页。

[35]《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57页。

[36]《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70页。《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东号子麻奴传》云：“（永和）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顺帝愍之，赐布三千匹、谷千斛，封贤孙光为舞阳亭侯，租入岁百万。”第2895页。

[37]《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第2337页。

[38]《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87页。

[39]《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3页、第742页。

[40]《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2页。

[41]《后汉书》卷五八《傅燮传》，第1674页。

[42]《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57页。

[43]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44]《汉书》卷七〇《陈汤传》，第3027页。

[45]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