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葆玹认为，汉代思想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汉初到武帝建元年间，官方尊崇黄老之学，兼容百家，黄、老二经博士与诸子传记博士并存；第二期是武帝建元年间到成帝建始二年，官方政策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五经博士与诸子传记博士并存；第三期为成帝建始二年开始，形成罢黜诸子博士，儒家独尊的局面。罢、尊都不是汉武帝的创举。汉初“因循”的含义之一是因循秦制。汉武帝支持儒家，意在破除秦代官方文化的影响。他不过是“罢黜秦代官方奉行的刑名法术之学，并将主张因袭秦制的黄老之学由经学贬低到子学”。[352]汉武时期的历次学术运动，都是为了兴起儒家。建元六年，田蚡任宰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此即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压制秦代官方刑名法术、纵横之学。武帝建元五年在七十子博士之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从博士制度上看，“罢黜百家”的意义只在于罢黜文帝时设立的诸子传记博士，“独尊儒术”则只在于设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生在成帝时期，是由大司马将军王凤完成的。由于王凤专权是王莽篡汉的先导，所以班固在《汉书》中把这一事件放到武帝年间；又由于刘歆、扬雄等人的史作皆失传，所以武帝罢黜百家遂谬说流传。对于王葆玹的观点，黄开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武帝支持儒学和反对黄老都不是为了反对秦代官方文化，而是汉初以来学术发展的必然。武帝时期共有六次尊儒活动，除了罢神汉之学、明堂制、黜黄老刑名外，还有三次：（1）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2）元光元年诏举贤良对策；（3）元朔五年为经学博士置弟子员。这些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不同步骤。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表明儒学取得法定国学的地位，元光元年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此次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一般认为董仲舒首次倡此议，其实这个倡议不过点明了此前武帝置五经博士的实质，真正意义在于彻底罢黜黄老，完成儒学独尊的转变。及至窦太后死，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百人，这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现。博士是一种官制，博士官和五经博士不同，前者是“掌古通今”，后者是教授经学。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是他独尊儒术，使儒学取得唯一国学的重大措施。关于武帝、宣帝在七十子传记博士之外又增设五经博士和经学博士，黄开国认为不可靠。所谓博士七十人，是秦代官制，汉文帝时，可靠的博士只有申公、公孙臣、贾谊、韩婴四人。所谓成帝时归家的七十人，不过是当时的方士。关于西汉的学术大势，黄开国同意三期说，也同意汉初为崇尚黄老，但他认为第二期为“独尊儒术”，第三期为成帝时到汉末，为谶纬神学的兴起。关于第二阶段，表现有三：学官所立皆五经学博士，诸子无一博士；只有儒学成为获取官职的手段；儒家典籍成为法定的决策依据。
对于黄开国的商榷，王葆玹认为，汉代的政治文化到宣帝时仍然是“霸王道杂之”；秦汉初起，尊儒和尊经有别，尊儒与“独尊儒术”尤有差别。罗列尊儒事实，并不能证明儒学已经进入“独尊儒术”的时代。“独尊”一事不能早于董仲舒的“对策”之前。董仲舒何时上“对策”，没有准确记录，王葆玹考证为元朔五年。田蚡任宰相并绌“黄老刑名百家”事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四年，远在董仲舒上“对策”之前，“绌”并未导致黄老百家在官学中消失，说田蚡的措施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终实现缺乏依据。武帝第二次策问，提到“大夫待诏百有余人”，证明当时受到策问的不止董仲舒一人，武帝第三策指责“条贯靡竞”、“统纪未中”，表明他对对策不满，很不信任，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采纳，只是臆测，班固的记录都未明确肯定，董仲舒对策后所任的官职胶西相次于三公九卿，也未见董仲舒受到重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西汉人看来是一种“更化”，《汉书·礼乐志》说武帝对于“更化”“不暇留意”，这也表明董仲舒的建议未被采纳。对策中“立太学”的建议受到重视，朝廷“因旧官”设立博士弟子员，“因旧官”表明博士中的黄老学者并未遭到罢黜。可见，武帝未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关于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唐六典》卷21引应劭《汉官仪》也说，“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西汉博士“员多至数十人”，对此并不存在反证，所以不能轻易怀疑。王葆玹认为，李斯向秦始皇建议：“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诗》、《书》为古代官书，作为经的地位，也是秦代所承认的。《诗》、《书》高于一般著作，受到儒墨等学派的共同诵习。刘歆《七略》和班固《艺文志》都将儒家著作列入《诸子略》，而不在《六艺略》，说明六艺或六经高于一般著作，李斯把《诗》、《书》与“百家语”区别开来，也表明了六艺在秦代也是得到官方承认的。《六艺略》中有《诗经》二十八卷、公羊《春秋经》十一卷、古经十二篇等，这些都是汉武帝之前的旧书，经过刘向的校订，其中的“经”字是原有的。可见，汉景帝时已经有区分经、子的观念。战国时老子等称为子，汉文景时把老子等改为经，这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中也可以看出。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从史书上也可以看出。汉宣帝称颂汉武帝的功德，唯独没有提到罢、尊事宜。成帝后，董仲舒威望逐步提高，班固主张宣汉，贬斥王莽篡汉，在没有确切史料的情况下，看到董仲舒有此建议，便把“罢、尊事件”放到了汉武帝时代，从而形成历史性误会。[353]
梁宗华认为，儒学在汉代一直没有停止发展。文帝、景帝都设有经学博士，儒家思想经过陆贾、贾谊，已与先秦时代有了较大差异，到董仲舒，儒学经过改造，适合了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汉初儒学自觉地承担了积极入世的精神，有浓重的现实感，敢于通变，不拘一家。实践方面，叔孙通根据儒家礼仪而稍加变通，制订了朝廷礼仪。陆贾使汉高祖接受儒家思想，汉高祖淮南过鲁，大祀孔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拜祭孔子的第一人。陆贾的思想以仁义为本，又贯穿了无为。他所说的无为是和儒家的仁义结合在一起的，行仁义即无为而治。同时，陆贾也吸收了法家思想。贾谊对儒家思想也作了新的发展，鉴于汉初积累的社会矛盾，他反对无为，主张礼治，巩固中央集权，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贾谊吸收了法家君尊臣卑的思想。[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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