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第二节　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一、汉代的官学制度

国家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新的教学手段——帛和纸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为汉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在以上的物质条件和汉武帝开始实施“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指导下，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官学比较发达，私学也颇为兴盛，学制系统已初具规模，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汉代学校系统的构成情况如下（见图3-1）：

图3-1　汉代学校系统图

（一）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50人，建立太学，这是封建中央官学之始。汉代太学的创建，标志着我国封建官学制度的建立。汉代太学创建时仅50人，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增至200人，元帝时增至1000人，成帝时增至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4年）为太学生建筑校舍，能容学生上万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地建筑大学校舍的开始，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少见的。

东汉时期，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重建太学于洛阳南门外，校内设有内外讲堂，长10丈，宽3丈，门前并有石经四部，“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太学的规模比西汉时更大了。

汉代太学的办学目标是为朝廷培养各级官吏，并对教育起示范和导向作用。

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博士之首称“祭酒”，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太学博士选任，有皇帝直接征召、他官升迁、官员举荐和察举仕进等多种方式。汉代对太学博士的条件要求很高，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当时的博士均为一世名儒。博士的职责是各掌一经以教授弟子。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汉初博士官秩为四百石，宣帝时博士祭酒为六百石，博士为比六百石。（《后汉书·百官志二》）官秩既是俸禄，又是官吏级别的标志。汉代太学博士的待遇和县令相等，但是，因为博士皆社会名流，又是朝廷的咨政议政官，所以，其社会地位可与高官并列。此外，朝廷还为博士制作统一的衣冠，太学设有“博士舍”，逢时令节日或皇帝视学等重大活动，还有赏赐。

太学的学生来源有：一是由太常选送的；二是由郡国县官选送的。这些学生有正式生和非正式生之分，太常选送的为正式生，地方选送的为非正式生。一般称正式生为“博士弟子”、“弟子”或“博士弟子员”，称非正式生为“诸生”。正式生和非正式生都免除徭役，但是，正式生享受俸禄，而非正式生没有这个待遇。

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以儒家经典是太学唯一的教学内容。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讲授往往是大讲堂授课，或由高足弟子代为讲授。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毕业授官，所以汉代太学很注重考试，考试由太常主持，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二）鸿都门学和宫邸学

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在洛阳鸿都门而取此名，这所学校实际是宦官与官僚集团政治斗争的产物，宦官为对抗太学生的反抗而另立的一所官学。在性质上属于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学校学习的内容是辞赋、小说、尺犊、绘画、书法，意在对抗太学的经学，学生毕业后多封以高官厚禄，这是宦官权力培养自己势力的一种措施。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是近代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

宫邸学，也称“四姓小侯学”，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的贵胄学校，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学校延聘名师执教，设备也较好。内容以《孝经》为主，兼及《尚书》等儒学。邓太后临朝认识到贵族子弟不受教育的危害，为了“褒祟圣道，以匡失俗”，决心立学设教。严格说宫邸学不属官学，只是皇室的家学而已。但此宫廷教育的开展，使儒学家教直接进入统治阶级最高层，促进了社会尊教重学之风，对后代帝王均有深远影响。

（三）地方官学

汉代地方官学的一般情况是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负责地方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经师由郡国县中被称为文学或文学官、文学博士、郡国文学、文学掌故的官吏兼任，他们多为太学考试获得丙科者。如汉代太学初立即规定：“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汉书·儒林传》）此外，也有由察举而为文学官者，其中以明经科最多。经师官秩百石。地方学校的学生多为当地官吏的子弟，一般称文学弟子、郡学生等。

地方学校的职能大致有两项：一是传授儒家经典，培养郡国属吏，同时为朝廷或太学输送优秀学生；二是推行地方教化。

二、汉代的私学制度

汉代虽有官学，但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并非人人皆可入学；太学设于京师，远道学生很难入学；想做官必须读书，要读书必须求师。汉代经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也有部分名儒一边做官一边收录弟子，罢官还家仍讲学授徒。所有这些都是汉代私学盛行的原因。

汉代的私学就其程度而言，有小学阶段与专经阶段的区分，即有初级程度的蒙学和高级程度的专经研习两种类型。

初级程度的蒙学。汉代官学中缺乏蒙学一类的机构，启蒙阶段的教育主要在私学里进行。承担这一阶段教育的私学主要是“书馆”和“乡塾”。“书馆”的教师称“书师”，主要教学识字、习字。当时的蒙学已经有了比较适用的教材。西汉初有《苍颉篇》，是书师合并秦代留下的三种识字课本《苍颉》、《爰历》、《博学》而成。后来又有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的《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的《元尚篇》，王莽当政时，扬雄作的《训纂篇》。被广为流传并留下来的仅有《急就篇》。此后，如南北朝时南朝的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唐朝人编的《开蒙训要》、《太公家教》、《蒙求》等，都是流行广泛的蒙学课本，为宋代蒙学教材的完备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初级程度的蒙学还有“乡塾”。“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学《孝经》、《论语》。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书馆”的识字成果，同时为专经研习做准备，并让学童学会做人。这一阶段学完后，可到社会谋职，也可入太学或私学专攻一经或多经。这些传统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一直得到延续。

高级程度的研习专经的私学。汉代研习专经阶段的私学主要有“经馆”、“精舍”、“精庐”等。这类私学，有的设在经学大师自己的家乡，有的设在山水胜地，专门教学一经或数经，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的程度往往不次于太学。有的大师名气很大，很多人慕名欲得教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不能亲往门下直接受教，于是只在大师门下著录其名，是为“著录弟子”，其实就是注个册而已，但同样具有弟子的身份。亲自前往教师处受教的称为“及门弟子”。因此，汉代经学大师的弟子能多至万人，而实际在教师门下受教的最多不过数百人。就是这数百弟子，教师仍然难以一一教到，于是常常是教师教给先来的高足弟子，再由他们分别去教其他弟子，这样可以二传、三传甚至更多，这种教学方式叫做“次相授受”或“转相传授”。董仲舒最早采用这种方法，比英国贝尔·兰卡斯特创立的导生制要早近两千年。“次相授受”使一个教师可以通过逐次相传的方式教授众多的子弟，大大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但是受业弟子得不到教师的言传身教，二传三传也难免走样，势必影响教学效果，这是其不足之处。

专经阶段主要的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五经》是本阶段必需的教材，读经为基本的教学方式。汉代私学大师都是通晓一经或数经的学者，他们各以所长教授弟子。如西汉时有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匡衡善授《诗》；张禹善授《论语》等。东汉时有洼丹传《孟氏易》，夏恭授《韩诗》、《孟氏易》，索庐放授《尚书》，丁恭习《公羊严氏春秋》等。有的私学大师还因学有所长、教有特色而为人称道，如“匡（衡）说《诗》，解人颐”，“欲为《论》，念张（禹）文”，“解经不穷戴侍中（戴凭）”，“说经锵锵杨子行（杨政）”，“《五经》复兴鲁叔陵（鲁丕）”等。这说明汉代专经阶段的私学教学水平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