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撰《唐人万首绝句选》留给后人的启示

南宋文学家洪迈（1123-1202），绍兴年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淳熙年间辑集唐人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呈孝宗赵昚，受帝褒扬，秉旨再行搜罗补辑，得万首之多。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再进呈内府，后流传下来。

清诗人王士祯（1634-1711），顺治十二年（1655）殿试中进士二甲，授扬州推官，后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祯少时爱读洪迈所辑之书，但嫌其辑录芜杂，久欲重新制定，但因无暇兼顾，一直到告老还乡后才着手厘定，以遂心愿。他从洪迈原本中精选出五言绝句二百二十七首，七言绝句六百六十八首，共取八百九十五首，定名为《唐人万首绝句选》，汰弃九成以上，其取舍之严谨，可见一斑。用王士祯自己的话说：“余少习是书，惜其踳驳，久欲为之刊定而未暇也。归田之五载，为康熙戊子，乃克成之。”（《唐人万首绝句选序》）康熙戊子是公元1708年，可知此书于王士祯离世前三年甫成。当可辨识王氏活到老学到老之治学精神，诚属可敬可佩。王士祯撰《唐人万首绝句选》留给后人什么样的启迪？笔者认为：

其一，王士祯是清代前期诗坛盟主，论诗主张“神韵”说，当时影响甚大。可以讲，他几乎毕生崇尚唐音，这与洪迈辑集《万首唐人绝句》是一脉相通的，在某种程度上均反映了宋人、清人对唐人绝句的推崇。

其二，据《唐人万首绝句选序》，王士祯认为乐府诗始于汉高祖刘邦过沛诗《三侯之章》，即指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侯”通“兮”，古汉语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啊”或“呀”，因《三侯之章》诗有三“兮”，故名。并且王士祯指出，东汉后期曹氏父子所作乐府诗的“悲壮奥崛”，直至唐代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乐府作品“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然考之开元、天宝已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王士祯提出的乐府诗“世谓始于汉武，非也。……乐府实始汉初”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争鸣精神确也可嘉，学术研究本来就允许商榷。再说“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此说不无道理，因为唐乐府诗已演化成为具有现实主义即事名篇的诗体，入乐的诗却转换为以绝句为主，中晚唐以后又发展为词，诚如王士祯在《序》中所提及：“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他又说绝句“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这是因为律绝盛行于唐开元、天宝以来，唐代唱词以律绝为主，因此促进了绝句的繁荣发展，连古绝句也被人们视为唐人乐府诗了。同时文人们所创作的拟乐府诗则由于与乐谱不符，故多不入乐。

其三，绝句作为诗体，在中国古代可分为古绝、律绝、拗绝三种。古绝指唐以前多用每首四句，每句五言，不讲究平仄、对粘与对仗，平仄韵皆可押的较自由的诗体；律绝指初唐以后通行并确立的格律诗绝句，每句五言或七言，五绝首句以不入韵为正格，七绝首句以入韵为正格，讲究对粘，平仄协调，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其是否用对仗取决于截取律诗之方式；拗绝起源于唐，由盛唐大诗人王维、杜甫开创，分五言和七言两类，有意不依照平仄规则，常失对失粘，属于格律诗的变体，其风格近古，以宣泄胸中的失意与积郁为主。

唐人创作入乐的乐府诗大多袭用旧题，而“新乐府诗”多数则与音乐完全脱钩，不用旧题用新题，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洪迈辑集《万首唐人绝句》收录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进士）的一首五言古诗《九日别元鲁山》，共二十八句，截取其第五句至第八句成为绝句：“绵连滍川回，杳渺鸦路深。彭泽兴不浅，临风动归心。”属于古绝。又将宋之问作的《途中寒食》和《送杜审言》两首五言律诗各截取前四句而成绝句收录，属于律绝。王士祯将上述三首诗编入《唐人万首绝句选》，惜乎没有在诗题上标明“古绝”或“律绝”，否则更好。同时王士祯选取洪迈原本唐人所作古题乐府诗绝句约二十首，除此之外皆为唐人创作并占全书压倒多数的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由此可见，王士祯对不同的诗体看得并不重要，而且把唐人绝句当做是唐世乐章，这跟明胡应麟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胡氏《诗薮·内编·卷一》云：“乐府之体，古今凡三变：汉、魏古词，一变也；唐人绝句，一变也；宋、元词曲，一变也。”依笔者之见，乐府诗固然有三变，但不加区别统统视唐人绝句因入乐而成为乐府并不妥，毕竟诗的体裁与内容是会随着时代发生嬗变的，应区分“古乐府”、“新乐府”、“五言、七言绝句”、“宋词”、“元曲”等不同范畴。看来，王士祯无疑受到胡应麟的一定影响。

其四，笔者曾作统计，《唐人万首绝句选》取五言绝句二百二十七首，诗人一百人，前十一位诗人及选诗数量排名如下：王维，二十二首；刘禹锡，九首；裴迪，八首；李白，八首；李商隐，八首；韦应物，七首；李益，七首；崔国辅，六首；刘长卿，六首；王勃，五首；钱起，五首。取七言绝句六百六十八首，诗人一百六十四人，前十一位诗人及选诗数量排名如下：李商隐，四十一首；王建，三十一首；杜牧，三十一首；王昌龄，二十六首；刘禹锡，二十五首；李白，二十首；白居易，一十八首；张祜，一十六首；李益，一十四首；张籍，一十三首；杜甫，一十二首。

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核心，推崇司空图“咸酸之外”的“味外之旨”以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同时发挥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兴趣”说与“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的“妙悟”说。“神韵”说提倡“兴会超妙”、“含蓄隽永”、“冲淡清远”、“自然天真”，创作诗歌只有当灵感冲动时方能为之的“伫兴而就”，不能勉强拼凑。有什么样的诗歌风格，应有什么样的选诗标准，从上述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的排名名单就可看出“爱屋及乌”的痕迹来，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五，王士祯曾赋七律《秋柳四首·其一》：“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这首以“神韵”为核心的代表作，写得含蓄朦胧，令人雾里看花，难以揣测，几乎跟李商隐的七律《锦瑟》一样，看来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存疑，毕竟“诗无达诂”。王士祯选李商隐七言绝句达四十一首之多的原因，后人当不难理解。

其六，绝句体裁短小、易读、易记、易学，颇受时人青睐，有唐一代，绝句擅场近三百年，高手林立，大家辈出，初唐如王勃、上官仪、杜审言、宋之问、贺知章等人；盛唐如王维、李白、王之涣、王昌龄、孟浩然、王翰、高适、岑参等人；中唐如杜甫、韦应物、钱起、李益、刘长卿等人；晚唐如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韦庄、许浑、李频等人。绝句作为一种载体，在唐诗百花园中与各种诗体争奇斗艳，相互辉映，功莫大焉。入宋后，宋人的绝句创作基本学唐，同样涌现出许多大家高手，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王禹偁、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姜夔等人。只是唐宋国运不同，宋人诗境内敛，不能与唐人同日而语。但从另一种审美视角来考察，未尝不是别有一番意趣，从而也可领略到唐人绝句对后世的影响。

其七，王士祯撰《唐人万首绝句选》后五十余年，孙洙（别号蘅塘退士，乾隆十六年进士）因嫌《千家诗》“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故于乾隆癸未年（1763），选编《唐诗三百首》并作《序》，取唐诗三百一十首。光绪十一年（1885）《唐诗三百首》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三首，合计三百一十三首，脍炙人口，风行海内，流传至今，其影响之大，堪称各种唐诗选本中的范本。

据笔者统计，《唐诗三百首》入选诗人八十二人，辑录古体诗六十一首，其中五言古诗三十三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占19.49%；乐府诗三十九首，占12.46%；格律诗二百一十三首，其中七言律诗五十三首，五言律诗八十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占68.05%。该书主要特点在于选诗体裁多备，各体醒目，编排合理，篇幅适中，使习者一目了然，循序渐进。长期以来当做家塾课本，极为适宜，因而无疑优于《唐人万首绝句选》与《千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