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闻一多与戏剧”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闻一多与戏剧”研究综述

俞春玲

(武汉大学文学院)

在闻一多的一生中，戏剧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闻一多也以积极的实践和独到的研究为现代戏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闻一多与戏剧”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如王子光的《闻一多的戏剧活动》(《戏剧论丛》1981年第1期)，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涌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集中在闻一多的戏剧实践、戏剧观以及戏剧与闻一多其他创作研究的关系几个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探询有助于闻一多研究的深入和完善。

一

闻一多的戏剧实践始于清华。商金林在《闻一多研究述评》^[1]中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对闻一多在清华期间的文学活动的研究被忽视了。关于闻一多编剧和演剧的资料，仅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如获奖的名次、简介的评语，以及闻一多自己的记述。”《革命党》是闻一多倾心倾力的第一部新剧，演出背景和过程在郭道晖、孙敦恒的《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2]和孙敦恒的《在清华求学时的闻一多》^[3]中有所评介。《革命党》之后，闻一多几乎连年演出并发表剧评，商金林的《闻一多研究述评》、吴继金的《多才多艺的闻一多》^[4]等对此时闻一多的戏剧实践有较为清晰的叙述。这些戏剧实践及相关社团活动为闻一多思想的发展和今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刘介民在《论闻一多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5]中指出：“闻一多的文学活动也相当频繁，如1921年12月，清华文学社的一系列讨论会……戏剧组讨论‘近代西洋戏剧之发展’……这些活动都培养和积累了闻一多的跨文化质素和中西文化认同与融合、沟通中西文化的能力。”从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入手，张玲霞的《清华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6]也对闻一多在清华的相关社团活动有所评介。

赴美留学期间，闻一多曾与好友一起排演了洪深编的《牛郎织女》和余上沅编的《杨贵妃》，演出大获成功。闻黎明的《闻一多与胡适》^[7]论及了这一史实，并介绍了“中华戏剧改进社”的成立和剧社成员为发动国剧运动的努力。闻黎明在《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8]中指出，剧社成员制定的《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虽只是规划了一个艺术蓝图，却吸取了西方戏剧艺术的特点，体现了改良中国戏剧文化的基本模式”。闻一多提前回国是为了发动国剧运动和实现筹建北京艺术剧院的梦想，这些，“无论是闻一多本人还是清华同学，都视其为‘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之努力”。闻一多回国在家乡小住后，到北京筹建戏剧艺术团体和学校取得一定成效，这一阶段活动的背景、过程及意义可参见闻黎明在《闻一多与胡适》^[9]中的论述。

抗战爆发后闻一多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其戏剧实践主要有舞台美术设计、策划指导演出等。李光荣的《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10]较为完整详细地叙述了闻一多为话剧《祖国》作舞台设计、促成并参与话剧《原野》的演出以及策划彝族民间歌舞演出的史实。余嘉华的《闻一多与圭山彝族舞踊会——对有关史实的一点辨正》^[11]则详尽阐述了闻一多促成举办圭山彝族舞踊会的前前后后。联大时期的闻一多还担任过多个戏剧社导师，积极指导学生们从事戏剧活动。李光荣的《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介绍了联大剧团成立会、联大中文系演出《风雪夜归人》及联大剧艺社演出《凯旋》时，闻一多的讲话、评价及指导。王松声、李凌的《闻一多和戏剧》、^[12]李光荣的《闻一多在昆明的戏剧活动》^[13]及雄朝隽的《闻一多在昆明纪实》^[14]对这一时期闻一多的活动也各有述评。其中，《闻一多和戏剧》讲述了王松声从老师闻一多那里得到启发指导，成功创作演出了在各界引起强烈共鸣的街头剧《凯旋》的详细过程，亲历人王松声的回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抗战时期《原野》的成功演出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大盛事，当时闻一多、何以会邀请曹禺远赴昆明执导《原野》，这既是曹禺也是文学史研究者的一大困惑，李光荣的《蛮性：救治现代柔弱人性的灵丹——论曹禺和闻一多戏剧合作的基点》^[15]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理解。文章认为，“闻一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1939年夏天，邀请曹禺来昆明导演《原野》，在个人感情上是对老校友所创作的戏剧的喜爱，在剧目选择上是对《原野》精神内涵的深刻把握”。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屡遭侵略?曹禺和闻一多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人性柔弱。怎样才能救治现代柔弱的人性?曹禺和闻一多又不约而同地说：蛮性。于是，两位文化大师成功地合作了《原野》的演出”。

关于对闻一多戏剧实践的研究，还应指出几篇时间跨度较大的文章。吴继金的《多才多艺的闻一多》^[16]、李光荣的《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对当今戏剧创作的启示》^[17]均涉及了闻一多不同时期的戏剧活动，尤其是王松声、李凌的《闻一多和戏剧》^[18]不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和当事人的述评，对于研究闻一多生平及戏剧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孑人的《醒世丹心韵侠惊史碧血文雄——纪念闻一多专栏序篇》^[19]则汇集了闻一多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的舞台设计活动。

二

闻一多从戏剧实践出发，结合对艺术和现实的思考，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戏剧观，他的戏剧理论既体现在专门的评论之中，也散见于相关文章、讲话当中，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探讨。

赵佳聪的《闻一多戏剧观探析》^[20]对闻一多的戏剧理论进行了整体性探析，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论述：一、做“主动”的“新君子”，改革戏剧。闻一多的戏剧观与人生观紧密不可分割。二、“桥梁”与“纯形”的辩证统一。闻一多既要把戏剧作为“桥梁”又要追求“纯形”，“这并非自相矛盾，而是提出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艺术的超功利性和功利性得到了辩证统一”。在闻一多戏剧观对康德美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闻一多的观点与王尔德美学的本质差异上，该文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松声、李凌的《闻一多和戏剧》认为：“和他的爱国思想一样，闻一多对戏剧的认识也有个发展升华的过程。”该文按时间顺序，通过对闻一多的《戏剧的歧途》、《宣传与艺术》等文章及讲话的分析，梳理出闻一多戏剧认识的变化线索：起初，虽承认戏剧改造社会的功能，但更强调戏剧的艺术价值是纯洁的；在抗战中，更加积极于戏剧的现实功利作用，进而希望艺术家们重视现实，艺术要为现实服务；联大时期，已经把文学艺术看做是进行革命的战斗工具，并倡导戏剧连接城市与农村、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桥梁作用。

有研究者敏锐地发现了《戏剧的歧途》在闻一多文论中的独特意义，专门撰文对此进行分析。吴仁援的《“我们要的是戏”——论闻一多剧评〈戏剧的歧途〉》^[21]认为，目前对该剧评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剧评“对当时中国戏剧艺术发展倾向的针砭作用以及它给予今日中国戏剧艺术如何提高的启迪意义，至今尚未充分认识与肯定”。由此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一、戏是要讲“身份”的，闻一多的批评并非要完全在戏剧创作中排斥思想性、社会性，而是提醒人们重视戏剧自身的独特价值；二、戏是要求“纯形”的，闻一多高度重视形式的本体价值，强调的是如何适应形式、掌握形式、得心应手地运用形式，反对走向“伪浪漫主义”；三、戏是要能“表演”的，闻一多反思、批评中国现代剧作家不懂戏剧的规律与特征，呼吁戏剧创作应强调综合性、表演性；四、戏是要有“生活”的，闻一多的戏剧观同人生观一样是积极入世、重视“批评生活”的。该文从戏剧的本体价值、审美效应、综合艺术、社会影响等方面入手，对《戏剧的歧途》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论析，对闻一多戏剧理论在当时的积极意义和对中国戏剧发展的启迪作用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戏剧的思想与情感、社会意义与本体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田美丽的《论闻一多强力情感文艺批评观》^[22]指出，闻一多在《戏剧的歧途》里表达了对戏剧中“思想大于情感的做法”的不满。论者将闻一多的剧评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艺都是为了社会改造的目的注重作品思想的传达，而相对漠视艺术的情感因素，从而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怪圈中不能自拔。闻一多对文艺情感方面的强调，正是对这种偏颇的矫正”。季玢的《纯形的涅槃世界——解读闻一多的〈戏剧的歧途〉》^[23]也认为，“闻一多在众人被易卜生的强力征服的情境下保持了一种审慎态度和清醒意识，他生发了对仅从‘思想’角度来认识戏剧的思维方式的担忧”，为解决这一问题，闻一多的策略就是解除戏剧身上的历史重负，还戏剧本来面目，推崇的是遵循艺术发展规律的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批评”，他的“纯形”是一种综合各种艺术之后的“纯形”。

部分研究者还从文化角度阐述了对闻一多戏剧观的理解。杨洪承、王丽娜在《闻一多的诗歌文化精神论——从诗人的文化价值取向谈起》^[24]中论及，中国传统的戏曲不为正式学堂重视，而闻一多对欧风中的现代话剧情有独钟，其文化的取舍倾向可见一斑；同时，闻一多的《戏剧的歧途》等文章，在写作的原则和视界上体现了文化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刘介民的《论闻一多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25]认为，闻一多在接受西方现代戏剧上的观点与鲁迅“拿来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予’，只是‘送出’，有‘取’，没有‘拿来’，不能算是开发意识，也不可能进行文化转化。闻一多从心态上研究，为他的多元文化观增添了具有说服力的内涵”。

三

闻一多一生的创作、研究非常丰富，而戏剧也与闻一多的其他活动密切相关。戏剧与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尤其为研究者所重视。

闻一多在创作《死水》期间多次说过，写诗要“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他的诗歌创作也体现了对戏剧技巧的成功运用。许霆的《中国戏剧独白体新诗的范例：解读闻一多〈天安门〉和卞之琳〈酸梅汤〉》^[26]将二者的诗相对照，分析了诗中的戏剧情境、人物的内心动作，探寻了“诗人含而不露或曰戏剧独白中所包含的深刻主题和哲理思想”。许霆还在《新诗戏剧化体式例释》^[27]一文中，对闻一多、卞之琳等创作的优秀新诗予以例释，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新诗戏剧化体式的典型类别是新诗戏剧独白体、新诗戏剧旁白体、新诗抒情诗剧体和新诗戏剧对白体”。

“新诗的戏剧化”理论虽然不是闻一多最早提出的，但在实践上闻一多却被认为是最早的探索者。李征宙在《闻一多文体论》^[28]中论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闻一多先生诗歌的戏剧化是指他的诗歌在语言、传达感情的方法、情节的构成上都明显带有戏剧的某些特点，而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将阅读的诗转化为口诵的直观诗，或者说是将文字的诗转化为可感的诗。”文章指出，闻一多的诗歌按戏剧台词分类可分成独白型诗歌和旁白型诗歌两类，闻一多还直接写过一些在形式上近似戏剧的诗歌。对于闻一多在新诗的戏剧化文本模式上的积极探索，该文认为，“当前，研讨闻一多的诗歌文本体式对推动新诗形式的民族化、多样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楚辞》中《九歌》古歌舞剧的研究和改编，是闻一多将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戏剧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李思乐的《一项别开生面的古籍研究工作——谈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29]指出，对于《九歌》长期以来结构上的悬疑，闻一多进一步肯定了《东皇太一》、《礼魂》是迎、送神曲，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肯定《九歌》是祭歌。该文认为，闻一多重视其文学价值，而不仅是校勘、训诂，闻一多重视古代历史、社会及文学研究，看重的是“这民族、这文化”的历史。苏志宏的《闻一多和〈九歌〉研究》^[30]由“从‘神话的九歌’到‘经典的九歌’”、“‘楚辞九歌’是祭祀‘东皇太一’的‘国家级’祭祀乐舞”、“由宗教仪式转化为艺术表演”、“《九歌》的舞台美学描述”等方面展开分析论述，在“‘对言体’的戏曲过程有关论点”一节中，文章还指出了闻一多的创新之处和策略。论者认为，闻一多《九歌》研究的意义除表现在解读和阐释的文化向度上之外，还体现在方法论上，“闻一多从戏曲角色分配的角度，以‘对言体’的形式重构《九歌》的内涵和意义，为跳出道学窠臼的《九歌》乃至《楚辞》的重新理解和阐释，筚路蓝缕地辟出一条舞台美学的感悟领会之途，对后来的楚辞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光荣在《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31]中则认为，闻一多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严格地说是改编剧本，“在闻一多看来，是恢复，即恢复楚国《九歌》的演出原貌”。因而认为《悬解》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学术价值。该文从情节安排、结构改动、角色增设、歌词串联、舞台串联几方面总结分析了闻一多的主要工作。在《彝族歌舞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32]一文中，李光荣还将闻一多对《九歌》的研究、改编与对彝族歌舞的关注联系起来，提出：“《〈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不仅是闻一多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最后成果，而且体现了闻一多《楚辞》研究的最高成就。而《悬解》的诞生却与一台彝族歌舞相联，要是闻一多没观看彝族歌舞，就不会有创作《悬解》的强烈冲动。”文章“探讨了彝族歌舞与《悬解》的关系，分析了对《悬解》产生影响的原因，论述了闻一多改编《九歌》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比较分析，说明少数民族文学(文艺)对汉族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出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种现象”。

回顾闻一多与戏剧的联系，既有闻一多亲自编剧参与演出，也有指导开展戏剧活动，既有对戏剧理论的深入探索，也有将戏剧与其他创作研究的融会贯通，戏剧在闻一多的创作研究以及工作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闻一多也为戏剧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李光荣在《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对当今戏剧创作的启示》^[33]中指出：“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对当今戏剧创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重视戏剧的宣传功能，发挥戏剧的艺术特性，强调剧本创作，注意向古代和民间学习，看重舞台设计等。”“闻一多与戏剧”这一领域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挖掘和拓展。

【注释】

[1]商金林：《闻一多研究述评》，1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2]郭道晖，孙敦恒：《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许毓峰等编《闻一多研究资料》上卷，142～17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

[3]孙敦恒：《在清华求学时的闻一多》，陆耀东、赵慧、陈国恩主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36～4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4]吴继金：《多才多艺的闻一多》，《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12期。

[5]刘介民：《论闻一多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6]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7]闻黎明：《闻一多与胡适》，《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

[8]闻黎明：《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9]闻黎明：《闻一多与胡适》，《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

[10]李光荣：《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学术探索》2001年第6期。

[11]余嘉华：《闻一多与圭山彝族舞踊会——对有关史实的一点辨正》，《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12]王松声、李凌：《闻一多和戏剧》，赵慧主编《回忆纪念闻一多》，309～326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

[13]李光荣：《闻一多在昆明的戏剧活动》，《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

[14]雄朝隽：《闻一多在昆明纪实》，余嘉华、雄朝隽编《闻一多研究文集》，352～393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

[15]李光荣：《蛮性：救治现代柔弱人性的灵丹——论曹禺和闻一多戏剧合作的基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6]吴继金：《多才多艺的闻一多》，《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12期。

[17]李光荣：《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对当今戏剧创作的启示》，《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8]王松声、李凌：《闻一多和戏剧》，赵慧主编《回忆纪念闻一多》，309～326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

[19]孑人：《醒世丹心韵侠惊史碧血文雄——纪念闻一多专栏序篇》，《新文化史料》1999年第4期。

[20]赵佳聪：《闻一多戏剧观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21]吴仁援：《“我们要的是戏”——论闻一多剧评〈戏剧的歧途〉》，《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2]田美丽：《论闻一多强力情感文艺批评观》，《江汉论坛》2003年第4期。

[23]季玢：《纯形的涅槃世界——解读闻一多的〈戏剧的歧途〉》，《戏剧文学》2005年第1期。

[24]杨洪承、王丽娜：《闻一多的诗歌文化精神论——从诗人的文化价值取向谈起》，《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5]刘介民：《论闻一多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6]许霆：《中国戏剧独白体新诗的范例：解读闻一多〈天安门〉和卞之琳〈酸梅汤〉》，《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27]许霆：《新诗戏剧化体式例释》，《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8]李征宙：《闻一多文体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9]李思乐：《一项别开生面的古籍研究工作——谈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季镇淮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182～18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30]苏志宏：《闻一多和〈九歌〉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31]李光荣：《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学术探索》2001年第6期。

[32]李光荣：《彝族歌舞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33]李光荣：《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对当今戏剧创作的启示》，《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