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立意与研究综述

一、选题立意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力量的增强在于群众组织的扩大。近代上海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思想文化更新，推动了社团这一群众组织的发展。社团组织的发展繁荣，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的普遍组织力量，维系了特殊政治格局下上海发展变化的弹性互动。近代上海的社团组织制度随着时代变迁，趋于民主和开放。社团组织活动随着市民觉悟，逐步普及和深入。社团组织是观察近代上海社会活力的重要视点，其开展的维护经济秩序、传播科学文化、促进政治革新、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管理意义。

开埠以后，近代上海迫于外力的作用，被动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征程。西方资本主义租界的分割治理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使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各种碰撞、矛盾和投机使近代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上海却从一个不起眼的滨海县城，发展成为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被西人称之为“东方的巴黎”“太平洋西岸的纽约”。近代上海迅速发展的原因何在？仁智各见，但有一个条件是基本的，那就是发展环境的开放稳定和社会关系的有序互动。这座充满碰撞、矛盾和投机的“冒险家乐园”，是如何维护社会发展环境而不致社会秩序崩溃的？本书认为，发达的社团组织构成了近代上海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缓冲网络，维系了社会大局在各种冲击震荡中保持着坚韧的发展动力。

近代上海社团的活跃发展是推动和维护近代上海不断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对这一特征的认识和深入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对社团组织社会管理意义的研究，仍处于开拓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时代的巨变和意识形态的超强指导，使社团组织这一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重要构件被有意无意地作为历史的“附庸”尘封了起来，因为当时是宣传革命主流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得以启动，是从对商会这样的主要社团进行单体研究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空间逐步松绑，在探讨社会改革的诸多思考中，学者开始运用“市民社会”作为解释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社团研究逐步升温。上海近代社团的历史轨迹、历史作用和历史特点，也见诸上海近代史研究的各类著作中，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史料也逐步得到收集、整理、出版，为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必要基础。这也是选择本论题的一个前提条件。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理顺社会各方面关系、更新社会管理观念。从根本上说，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社会和谐是人的关系的优化组合。社团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表征，它体现着人们高度的自组织意识和主动的社会整合精神。各个时代的社团组织既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又是推演社会变化的基本载体。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育成长和空前活跃的社会角色，推动了上海近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表达了历史的进步意义。近代上海社团通过与政府和民众的关联互动，协调了近代上海非常复杂的社会矛盾，维系了中西对撞情况下的社会活力，成为近代上海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因素之一。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发展及其社会管理意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丰富我们今天思考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我们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需要充分借鉴中外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和历史经验。近代上海社会发展是我国近代化历程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缩影，其融汇社会各种能量的社团组织及其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的作用，是我们进行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历史鉴源。

选题的过程中笔者一直思索着以下几个问题：

（1）一定历史时期政府和民众关系的序态，既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轨迹。封建社会讲求的是政府对民众直接的思想和行为控制，奉行等级鲜明的上下尊卑和人伦差序制度，社会结构和管理手段是上下直线控制型的，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对话平台，社会缓冲地带狭小，僵、乱两极波动，缺乏弹性活力，因而历史活动循环徘徊，缓慢僵化。近代社会高扬民主、平等、自由理念，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制定和维护社会运行规则，营造交流平台，开展社会对话，汲取民间智慧，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应该是平等互动型的。政府应鼓励和扶植社团组织发育壮大，使之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互动的纽带和矛盾冲突的安全阀门。这样，社会发展易于活力充沛，张弛有度。

（2）社团组织的发展是近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商品、市场、城市的推动下，近代社会历史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分工协作的特性，社会分化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组织形态。近代市场在利益主体面前的姿态是平等的，摈弃等级差序之分，以利益为纽带，人们追求自己平等的权利和利益实现方式。适应于这种多元共存和平等交往的追求，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超越了传统社会的身份体制，培育出人们普遍的权利、责任、义务意识。市民社会的平等观念必然产生主动维权的行为，通过实践活动积极影响国家的塑造和政府决策。市民社会认为国家是为民众提供保障和发展条件而存在的，其职能主要是消除影响正常公共生活的障碍，扩大社会的公民空间，而不是干涉社会公共生活。各种社团组织的发展正是这一社会近代化的结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在政府、社团、民众相互关系演化的基础上展开的。

（3）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我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从历史文明演进的语境来认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交流、交融的历史。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我国发展最快的条约口岸，其发展历程首当中西文化交流、交汇的要冲，演绎了上海近代化历程的独特道路。近代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发展条件，走在了我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前头，其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上海的近代化历程具有多方面理解我国近代社会演变的标本意义，以至于有些中外历史学家把上海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钥匙^[1]和走向现代化的门户^[2]。

（4）近代上海社团的社会管理意义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社团自身的组织建设和章程对社团成员的服务和规范作用；二是社团之间对行业和民间矛盾有组织的协调和控制作用；三是社团与政府之间对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的沟通和反馈作用。社团是一定范围内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的社会阶层自愿成立的民间组织，使分散的社会个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个体行为的社会观念，成为执行社会计划和实施社会管理的民间组织基础。

二、研究综述

由于近代上海城市令人惊叹的变化，及其发展历史的特殊性，20世纪初期，就有中外学人开始从学术上关注上海、研究上海了。近代上海的租界制度、人文生活、战争难民、上海移民、社会变迁、工商贸易、帮会、同乡会、各业行会、城市风情、城市百态、城市阶层，等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这说明人们想从各个方面了解上海、解读上海、评论上海，也说明了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变迁之巨大及对其认识之复杂。上海特殊的历史进程浓缩了近代中国的特殊经历，把历史的冲击和回应理论演绎得动人心魄。这可能是近代上海不长的百年历程，竟成就了“近代上海史”这一显学的原因，甚至现在有称之为“上海学”^[3]的。

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指南》，这是介绍当时上海各种情况的小册子，记载包括租界设立、经历战事、区域特点、人口情况、外国人数、公益团体、工商贸易、交通金融、园林环境等等知识和数据，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

1906年，苏格兰人戴义思的回忆录《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在伦敦出版（Dyce Charles：My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Residence in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1870—1900.London，Chapman ＆Hall，1906）。戴义思1870年来到上海，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书中记述了他1870—1900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情况，其中包括西人老板与中国买办及其他职员的情况，西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用洋泾浜英语与华人进行交流的生活细节等等，再现了上海开埠后三界分立，中外杂陈的城市面貌。

1924年，王揖唐所著《上海租界问题》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分析了上海租界从华洋分居演变为华洋杂处的过程以及租界与割让地的区别等问题。

1928年，西方人在上海开办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美国人卜舫济的《上海简史》（F.L.Hawks Pott：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Kelly ＆Walsh，Limited，1928），记述了上海租界创设以后经历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小刀会占领上海、1854年土地章程、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辛亥起义等。穿插介绍了上海的市政、教育、工业等情况。作者独到地总结了近代上海历史的五大转折点：租界由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居；甲午战争以后由商业城市变为工业城市；义和团运动以后对黄浦江的疏浚，使上海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公共租界的中立政策，提高了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它有时成了政治难民的避难所，有时成为这个国家秘密政治会议的场所；在学生的鼓动下，租界华人对当局的抗议暴动，对参政权的要求，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等^[4]。卜舫济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见证了近代上海沧桑巨变历程，著作记述尊重事实、简明扼要，成为一本外国人了解上海的入门书，影响相当广泛。中国学者岑德彰在1931年将此书编译为中文，是我们了解当时上海社会秩序演变的有用资料。

1932年，夏晋麟所著的《上海租界问题》由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历述上海租界起源、土地章程演变、会审公堂与临时法院、推广租界与界外道路、治理租界与工部局等问题。

1933年，徐公肃、丘瑾璋合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出版，作者依据公共租界有关档案、文书和多种中西文资料，系统地讨论了公共租界制度的由来和嬗变过程，分析了影响这一制度变化的多方面因素。

1936年，阮笃成所著《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由法云书屋出版，书中认为，从国际法的原则出发，租界制度是一种畸形制度，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租界的存在，有损于中国的权利。这些研究提高了上海华人对上海社会环境的理性认识，为华人认清形势、发展自己、凝聚力量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1941年，纽约出版巴内特的《经济上的上海：政治人质》（Robert W.Barnett：Economic Shanghai：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New York，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1941），研究的是日本占领上海华界的开头四年，即通常所说孤岛时期上海的命运，特别研究了对上海的经济影响和上海的经济秩序。

20世纪30年代，柳亚子为馆长的上海通志馆启动了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于1934年、1935年分别出版了4期《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涉及近代上海沿革、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社会事业等方方面面，开启了我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先河^[5]，为研究近代上海各方面的历史留下了珍贵资料。

对近代上海这座外国人享有特权的开放城市，外国人对其关注和研究可谓是情有独钟。早在19世纪末西人就开始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认识、解释上海^[6]，例如进行实证研究。1881年，曾任法租界总董的米乐就发表过研究上海的论文《上海之法租界》；1882年，华洋通闻报馆出版History of the Shanghai Recreation Fund（《上海娱乐事业基金史》）；1889年，北华捷报馆出版了麦克伦编写的Story of Shanghai（《上海史话》）等。

新中国成立以前，外国人研究近代上海的论著还有：研究上海市民生活的《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研究》（Yang，Simao ＆Tao，L.K：A Study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Working Families in Shanghai.Peking，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es，1931）、《上海两难民营研究》（Cheng，Swen Lan：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Fu Shin and the Tsung，Sung Refugee Camps in Shanghai，University of Shanghai，1936）。研究上海市政的《上海外国居留地行政概论》（满铁庶务调查课，大连出版，1926）、《上海法租界》（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Paris，Recueil Sirev，1934）。研究近代上海经济的《上海之通货》（《上海之通货》，内山书店出版，1928）、《上海港》（织冈芳太郎：《上海港》，三井物产上海支店，1929）等等，以外国人的观点对近代上海的经济、政治、社会进行了研究和描绘。

西方学者的著作对晚清上海历史作了多方面研究，他们对近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予以了特别关注，对晚清上海地方社团组织发起的自治运动的研究尤其深入。例如，伊懋可的著作分析了近代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原因与过程，以及自治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对李平书、苏本炎、郁怀智等自治领导人的身份、职业进行了研究，还分析了地方自治政府的组成特点及其与租界的影响关系。作者认为，总工程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机构，上海地方士绅非常投入地从事城市的事务，在地方当局默许的前提下，进行自治努力，在削弱帝国专制统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7]。这些都成为研究近代上海社会史可资借鉴的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里，历史研究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上海史和社团组织研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上海史和社团研究主要选择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课题，学术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面窄量少，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出版了一些史料整理方面的汇编，还是有意义的。关于近代上海社团的研究，日本学者根岸佶1951年出版的《上海之基尔特》（日本评论社1951年版），是国外研究上海社团组织的开拓性著作，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上述中外研究对近代上海城市历史的多方面记载和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展开近代上海历史研究的层面，包括对城市社团组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概括来说，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摸索和陷入僵化的时期，没有专题意义上的近代社团研究。近代社团通常被作为一个革命与否的角色融化在革命史中，各个地方的社团是作为一个一般概念进行认识的，没有进行具有地方特点和作为城市管理整合因素意义的专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进程，社团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专题逐步得到重视和确立。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命题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理论范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特色”意识成为探索发展路径的思想支点，时势推动我国近代史研究开拓了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近代上海社团组织作为近代上海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和动力，成为上海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阶段的近代上海社团研究，也是作为整体城市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

1990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模式的发展历程，利益主体多元化不但成为明显的事实，而且被承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利益和矛盾逐步凸显，社会协调方式和管理创新成为改革开放有序发展的重要社会课题。在此背景下，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因势传播，社团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逐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近代社团研究也从通史范围内脱壳而出，被确立为专题领域，并渐趋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时的社团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上探讨社团组织在中国近代产生、演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历史作用，针对地方特色的社团研究仍然有待深入。这种情况下，上海社团被包含在中国社团的大概念中，出现于中国社团史和诸如商会史、慈善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上海是我国特殊近代化历程中的特殊区域，是中西方文化和制度直接交汇、交流、交锋乃至交融的城市，这里得近代西方文明之先、见近代西方制度之明，当然也对西方侵略有最切身的感受，在屈辱、忍耐、学习、借鉴、蜕变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城市风格。这里是近代社团发展比较充分的城市，也是近代社团比较集中、数量较多的地方，承载着推动上海近代化的重要职能。但是，对近代上海社团在上海近代化历史上的独特作用并没有给予上海近代特色的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的历史意义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的历史启示还没有被深入关注和研讨。

基于以上研究情况，本人对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研究观点做如下梳理：

（一）近代上海社团革命意义的研究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规定着不同的历史研究任务。改革开放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使阶级分析法成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对近代社团的研究当然也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的。阶级分析法主要表现近代社团在革命史中的意义，例如，对不同阶级组成的社团在革命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行为的研究等。这个时期对社团的研究注重社团组织的阶级构成和思想演变，选择的研究对象也多是革命社团的革命活动，诸如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团的革命历史研究。虽然从革命精神、革命态度、革命行为的角度研究近代社团是适应于一定历史背景的，但革命范式的研究导致了对近代社团范畴的选择化及对社团意义和内涵认识的简单化。

以阶级斗争范式对近代上海社团的介绍，除包括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革命史的教材里面，也有一些论文涉及此题。李时岳在《史学月刊》1959年第八期上发表的《論光复会》，张允侯1964年发表于《历史教学》第八期的《江西改造社》，严家炎1978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二期的《评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是改革开放前讨论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几篇代表作。从社团的选择上可以明显看出革命社团的倾向。《论光复会》论述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怎样走上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道路的。《江西改造社》说明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群江西青年组织进步社团的经历，并在上海设立分社的情况。《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则辨明的是左翼文学界对20年代我国革命性质的不同判断。章开沅、刘望龄发表于《江汉学报》1961年第二期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对资产阶级团体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不同表现进行了阶级性格的分析，为理解近代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妥协态度提供了一个仍然从阶级观念出发的认识角度。总之，从革命角度选择社团进行研究是那个时期的常态。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张允侯等编著的《五四时期的社团》是研究近代社团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书中包含的都是革命性质的社团，这可能也是革命化语境的一种反映。

（二）近代上海社团近代化意义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代化视角代替阶级分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对社团的研究也开始转向社团自身的近代化状况和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这个时期的社团研究主要是探讨近代社团与我国早期现代化或曰近代化历程的关系。现代化视角的上海社团研究超越了革命意义研究的眼界，扩大了研究范围，丰富了研究内涵，大大提升了社团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为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

章开沅的《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提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研究要拓宽领域，开放视野。文章总结了1981年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研究状况，强调学界应增进各种学术观点的相互交流，改进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历史角色进行具体分析。朱英的《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对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新的探究，文章认为这是一场以商会为代表的商业资产阶级反对美国蓄意迫害华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运动，超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范畴，是民族近代化觉醒的表征之一，对老问题进行了新解释。李子文的《简论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正面论述了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主要代表上海总商会的民主政治追求，提出了政权合法性的近代政治理念，并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追求，进行了虽不成功但仍然是历史性的尝试。这是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近代化意义上的具体研究。桑兵的《辛亥时期的学生与国民会——兼论学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一文（《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88年第3期），揭示了近代上海民间社团为争取民权应运而生的历史轨迹，旨在表达近代社团的近代化意蕴。文章论述了近代上海学生社团以民主民权反对专制皇权的历史，认为以1900年上海成立的中国国会（1900年7月26日，变法派80余人在上海张园集会，成立中国国会，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8]）为发端的近代上海的民主政治社团登上了主动追求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舞台。马敏的《名不副实的主干载体——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近代化中的角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一文，探讨了早期资产阶级与我国近代化历程的相互关系，明确地以现代化视角观察近代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历史作用，论述了近代资产阶级与我国近代化关系的历史变迁。何毅亭的《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探讨了上海总商会的创立过程和组织结构，论述了上海总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领袖团体领导抵制美货运动、支持辛亥革命、参加五四运动以及为争取华人在租界的权利同上海租界当局进行斗争的情况，文章把上海总商会看作上海华商的综合团体，已经具有了自主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初步意识。1987年熊月之发表的《论上海租界的双重作用》（《史林》1987年第3期），突破以往研究中对租界全盘否定的倾向，对租界所起的作用给予一定的肯定，很有新意，对我们理解近代上海各种经济和社会团体的历史作用有新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以现代化分析模式研究上海近代史、并涉及对上海近代社团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87年），对上海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多有述评，是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上海断代史。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第一个中国人撰写的上海地方通史，在上海史的研究对象、历史阶段的划分、上海在国内外的地位，以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评价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运用大量统计数字，对清代、民国时期上海人口、分布地区、人口密度、职业籍贯、性别年龄，以及外侨人口等情况做了广泛考察。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社团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摈弃了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观点，倡导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不但研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研究租界的演变，也研究租界的复杂影响以及上海人民在上海的创造性活动和上海城市的特点等。

（三）近代上海社团的社会意义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引入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市民社会语境下的近代社团研究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主要从近代社团的产生和发展、近代社团的性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近代社团的功能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展开。市民社会理论视域大大拓展了近代社团研究界面，使近代社团研究从经济面走向社会面、从利益驱动面走向社会文明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上海近代社团有个性化的研究，如对商会、工会、行会、自由职业团体等的深入研究；也有包含在上海近代城市史中对其进行关联研究，从而对近代上海都市面貌进行综合展现。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涉及上海近代社团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著作很多，这里择其要者进行梳理。

黄美真的《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一文，主要论述的是工人社团在抗日战争形势下开展的活动。该文论述了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上海工人的政治倾向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中，显示出特殊的重要作用。围绕着对上海工运的领导权，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政党、社团都曾对工人组织做过大量工作、开展过大量的活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的变化，工人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显示出新的特点。

姚会元的《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通过对近代上海商会平复几件金融事件的案例考察，认为近代商会的产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既迎合了传统官本位社会的风气，又顺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缓和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巨大社会冲突，在官商间敷设了一条由此及彼的“渡槽”。论文对近代上海商会较中国其他城市的商会组织在稳定市场方面所起更为明显的作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朱英的《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一文，粗线条地论述了中国民间社团在整个20世纪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与社团发展兴衰荣枯的关系，旨在说明社团的发展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该论文认为，20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开始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社团进行整顿，并进行控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社团趋于萎缩沉寂；改革开放后社团重新复苏与发展。该文还认为，民间社团的产生与发展，与经济多元化和自由社会空间的形成和扩大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关系很大。该文认为，我国的民间社团大多不是以对抗政府作为目的的，而是抱着与政府协作的态度开展经济或社会活动。该文认为，从性质上看，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的发展具有市民社会的一些特征。

谢俊美的《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一文认为，鸦片战争前上海的会馆公所基本上属于封建商业社团性质，鸦片战后已初步具有向近代产业社团组织转化的诸多因素。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区域性色彩逐渐淡化，日益发展成为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团体组织，对抵制外国侵略、促进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会馆公所的区域性、排他性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上海众多帮派势力的存在，成为近代上海阴暗面之一。20年代后，会馆公所为同业公会所取代，其组织结构和活动形式都逐步走向近代化。

熊志勇的《清末社团与兵营异动》（《中州学刊》2001第1期）认为，社团向军界的广泛渗透，乃近世社会变迁之重要标识。清末社团与军界互动，是深化社会政治动员和转型社会突破“瓶颈”的必然要求。非正式组织网络化的社会互动，扩大了军人与民间社会的沟通，对正统的军事科层控制构成严重挑战。

张伟平的《我国普通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教育社团评释》（《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年第2期）一文阐述，20世纪初年普通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是由近代教育社团的殚精竭虑和不遗余力进行推动的结果。

张剑的《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试图揭示，留美学生认为国家建设取代政治革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建设需要掌握建设之知识，培养建设之技能与精神。美国作为他们建设祖国的模本，其无处不有的社团组织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近代社团是富国强兵、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建设方案之一。他们广泛组织学生会和学术性社团等，提高民主经验与演说辩论能力，培养公平竞争心理，团结专门同志砥砺学问，以发展中国学术，为祖国建设进行知识积累。留美学界社团组织的发展及其特征，是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联姻的产儿，是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社团建国方案的尝试，切合了当时国内文化建设的需要，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基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仲红卫的《论清末民初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及特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认为，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以各种学会、社团以及报纸、杂志等文学性刊物的兴盛为中心，上海等主要城市逐渐形成了文学公共领域的雏形，但是，清末民初的文学公共领域有与18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公共领域不相同的若干特征，具有明显的社会组织功能。

陆兴龙的《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变化》（《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详述了近代上海不同时期社团组织的数量，发展演变的大致过程，分析了这些社团组织在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功能。同时，对这些社团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随着近代上海移民阶层的市民化过程，以移民为主体的地缘性社团逐步向市民行业性社团转化，社团的功能也从主要扶助困难同乡向进行行业管理发展。该文认为，社团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社会整合力量，既具有扶助弱势群体的功能，也具有服务强势群体的作用，以合群之力、联手互助的形式适应并推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同时，社团组织形态从传统逐步走向近代化，最终演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团。

艾萍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近代社团组织》（《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3期）一文，论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新的职业群体不断出现，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明显，而政治状况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社会整合力弱化，这些形势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该文认为，社团组织的发展对于城市近代化、公共领域成长、民族意识增强以及政治和社会互动都有重要意义。该文得出结论，如果政府不能为社团组织的正常发展提供适宜的政治环境，社会运动的爆发将成为必然。而社会运动的不断爆发，折射的恰恰是社会处于转型期具有的不成熟特征。

彭善民的《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文章论述，在近代上海都市公共卫生的发展中，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工商社团和业余组织，在时疫救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相比较，民间组织表现出较强的自愿性、灵活性和主动性，效率较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民间组织自我治理的独特优势，在工作的细致和深入程度上，民间组织的亲和力是政府的强制政策所不能企及的，弥补了大量政府工作的空白和漏洞，取得了很好的卫生治理效果。该文还揭示，民间组织由于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常常影响它们更进一步的开展工作。

乔兆红的《上海商会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史林》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上海商会是近代上海工商业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商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论述了，上海总商会以“保商”“振商”为宗旨，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协助政府进行工作，在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起到了“领袖众商”的作用。

方平的《清末民间社团的发展空间及其限度——以上海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一文论述了，清末最后十年间，上海地区各种类型的新式社团蜂拥而起，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些社团虽然宗旨不一，所务各异，但大多出发于“维持公益”，开展了各种形式有益于社会稳定的组织活动。这种活动增强了城市各阶层的社会联系，丰富了城市的公共生活，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促进了社团自身的发展。该文认为，民间社团的勃兴及其组织活动的繁荣，缘于民间各阶层实力的增强和市民“合群”意识的提升。但又认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专制状况、封建文化影响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近代上海民间社团的自主性是不充分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度的。

樊卫国的《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一文，主要对晚清会馆公所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市场化协调和服务机制、总商会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刻论述。该文认为，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在民间社会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和社会声望，对近代上海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和秩序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社会意义的相关论著主要有：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书，突破传统史学框架，对近代上海城市的市民群体、阶级与劳资问题、帮会与上海社会，以及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特点、规律，上海与内地、与外国的关系，上海城市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内外贸易、交通、金融、工业结构的演变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近代上海政治制度、市政管理、政治力量、上海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认同等，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一部近代上海史研究的力作。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是第一本综合研究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的专著。全面阐释了上海总商会形成、发展的近代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对上海总商会在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上海近代史上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述评，清楚描绘了上海总商会的近代发展演变轨迹，对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历史作用具有个案意义。

刘健清《社团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认为，近代社团组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而产生的。近代以来，我国出现过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两次社团热以及民国初年的政党热。1920年以后，我国社团形成了分属国共两党领导的中国特色政党社团制度。由于近代中国缺乏雄厚的工业和市场经济基础，现代民主社团的基本因素——公民意识普遍缺少。著作采用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综合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中国社团政党的产生演变规律及其在不同时空上的社会功能。

王世刚主编的《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一部研究中国社团通史的专著，按时序述论中国社团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时代际遇。近代以后的章节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多有涉及，显示出近代上海社团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历史作用上，都占有全国社团的主导地位。

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2）］、《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8）］等是研究近代中国社团组织产生、发展的重要文章。张玉法从不同的立场研究了我国近代社团的历史原因和作用。他把社团作为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认为通商、传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外在动力，而社团、政党是内在动力，社团政党的兴起是西洋文化影响的结果，给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增添了无比的动力。

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是最近研究近代上海社会史的学术专著。著作认为，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全国最大的“都市文化场”和“社会舆论场”，生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市民社会和最具活力的公共领域。近代上海公共领域是上海绅商市民指评事政、谋求自治的“公共空间”，也是沪地“新知识人”或“新文化人”表达“公共意志”和“公共意见”的社会舞台。专著第三章《民间社团与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认为，民间社团以谋求团体成员乃至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和福祉为指归，具有契约性、民主性、非官方性等多重特征。社团组织的不断涌现与社团组织活动的繁盛，折射出的是社会自主意识的高涨与民间实力的增长，不仅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也为上海的民间社会开辟了更为宽广的活动空间，极大地促发了近代上海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市民群体的近代意识，提升了社会发展的文明秩序。

改革开放后，我国调整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也引起了海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化研究的热潮。美国学者是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力量。美国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论著多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对近代上海城市的政治、社会史进行多面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主要有：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韩起澜的《姐妹们和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顾德曼的《上海同乡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Berkeley 1995年）、卢汉超的《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裴宜理《上海工潮：中国劳工政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韩起澜《创造中国的社会群体：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琳德《上海：从市镇到条约口岸，1074—185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古德曼《出生地、城市与国家：1853—1937年上海的地方网络》（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魏斐德《警戒上海（1927—1937）》（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马丁《上海青帮：1919—1937年的政治与有组织犯罪》（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这些论著对上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上海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变迁方面，包括同乡组织、帮会组织、移民组织等社团在近代上海发展中的经历和作用，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1990年以来，对于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有深入进展，城市结构、城市人群、城市治理、城市运行等社会内容受到重视。关于移民、公共生活、习俗风尚、城市心理、商会、行业组织、民间团体、同乡会、帮会、上海与腹地关系、传媒与受众、近代与传统等问题得到关注，研究课题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

通过以上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关上海社团组织研究的梳理，可以得出判断：1990年以来，特别是新世纪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以后，近现代的社会结构和社团组织研究成为近现代史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不断向广度开拓和深度掘进。关于近代上海社团历史的研究，广度的开拓体现在，不仅对革命团体进行研究，而且把经济团体、生活团体、公益团体、职业团体、风俗团体、秘密团体、宗教团体等等纳入研究范畴，本着“历史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原因”的求实态度研究历史的本体；深度的掘进体现在，对各类社团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不仅分析其有形的成分、结构、规章、行为等架构，而且考究其无形的心态、情感、策略、渊源等方面。在政府、社团、民众的关系研究上，思想呈现出相当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市民社会思想、民主价值理念、国家权力边界、社会活力指数等概念也被引用为理论解释框架。对上海租界这一“殖民主义的载体”也进行更多的历史功能考察。

但是，目前看来，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社会管理意义的探析仍然是新的课题和薄弱环节，有待进行进一步研究。

推动社会的变动和更新，甚至为了社会的更新而动员社团成员参与可能引起剧烈震荡的社会革命，是不是社团的社会管理作用？稳定与活力、维持与求新在社会管理上怎样界定？譬如，工人和青年社团，为了改变阶级和国家命运而进行的打破旧秩序的团体行动，在社会管理的语境中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可以把“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员和参与”作为社会管理的本质功能？这是研究社团组织社会管理意义需要创新的社会管理理论问题。

三、基本概念

（一）社团的概念

社团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团涵盖一切社会组织，包括政府、公司、商社、自然群体在内；狭义的社团是指按一定规则和章程自主成立的、为公共利益进行活动的民众团体。本论题中的社团是指后者。“社团，是指由一定数量的自然人或团体、法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自愿成立并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式组织活动的相对稳定的群众团体。”^[9]“社团一般指具有某种共同属性或关系的个人集合体。”^[10]

社团组织包括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等。它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一般具有非盈利和民间化两种基本组织特征。^[11]

社团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市民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共同需要，首先社团有为组织成员谋取社会利益的服务功能；其次，政府基于社会协同管理的需要，可以发挥社团组织服务国家利益的社会管理功能。归纳起来，社团组织的主要功能有：一是服务社团成员求发展的需要，包括增长知识技能、进行社会交往、得到社会承认以及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等；二是保护成员权益，包括对个人利益及群体利益的保护；三是维护社会和生产秩序，负有对社团成员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四是社会协调和沟通作用，包括政府和民众的桥梁作用、关联矛盾的协调作用、经济和社会信息的沟通作用、开展社会公益的作用等。

社团组织的自愿性、社团活动的自觉性是社团组织发挥功能的优势。建立在自愿参与基础上的社团成员，对社团的组织制度、价值取向是理解认同的，社团的章程、规则对社团成员具有约束力。社团成员自身利益的发展与集体利益的维护是相关的，能够积极接受社团的管理。社团组织的自愿性提高社团活动的积极性，社团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二）社会管理的概念

对社会管理的含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综合管理，包括政治管理、经济管理、思想文化管理和社会生活管理等。狭义的社会管理特指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思想文化管理相并列的社会生活管理。本文的社会管理含义是指狭义上的社会管理。对于狭义的社会管理也有一些侧重点不同的表述。

“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12]在这里，“维系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各方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为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是社会管理的直接目的。

另一种社会管理的表述是，“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3]这里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强调社会管理贯穿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把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在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统一的理解。这一概念还指出了社会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而且包括社会组织。

本书论述的近代上海社团的社会管理意义，一是指在近代上海社会环境中社团组织及其社会活动对社团成员所具有的联络思想感情、规范行业行为、调解成员矛盾、服务行业发展、表达成员诉求、维护成员利益等内向管理功能；二是社团组织及其社会活动，通过服务社会民众和社会环境所具有的吸引飘散个体、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益、改良社会风气、动员社会力量、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治安等外向管理功能。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通过服务、沟通、协调、监督、控制、宣传、动员等机制表现出来。

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与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社团的社会管理功能没有政府的权威性高，但具有更为平等的认同性；没有政府的管控力度大，但具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没有政府的管理手段强，但具有自发的管理普遍性；没有政府管控的资源多，但具有高度的管理灵活性；没有政府管理的强制力，但具有明显的管理民主性；没有政府管理的宏观性，但具有切实的管理微观性。这些特点对补充政府管理范畴、弥补政府管理不足、充实政府管理效能、提高政府管理效率，能起到重要的扶助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延伸管理作用。

四、理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14]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5]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揭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植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6]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7]，以是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历史过程之“现实的基础”作为唯物史观与“过去一切历史观”的根本区别。^[18]

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本质在于，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基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这一理论用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受生产力决定并与生产力相互制约的“交往形式”来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开来。把“市民社会”界定为“交往形式”，说明了从商品交往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社团组织是市场经济的组织基础。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实的条件下，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列宁主义指出，公共职能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动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19]，社会主义政府管理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政府管理必须发扬民主才具有合法性，社会主义政府的公共职能主要是应对市场失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国家应该积极支持和调动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西方市民社会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面貌的变化，我国理论界不断探索和借鉴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作为观察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理论模式成为学界热点之一，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建设一个“市民社会”^[20]，并且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一些因素，如社会组织的涌现等，“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21]市民社会理论也被用来作为研究近现代史的解析框架之一。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称之为独立于行政性关系之外的社会生活，认为市民社会的存在是公民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市民社会的成长。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起源于西方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文艺复兴后含义扩展，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社会状态。霍布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人们为了结束相互敌对的自然状态通过订立契约结成的^[22]。洛克也是市民社会契约论者。启蒙以后，市民社会是指社会世俗的公共生活，以区别于宗教社会。18世纪始，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指资本主义经济生活，重点强调私人领域的社会活动，以与政治的、公共的社会领域相对应，这也是近代市民社会的一般含义，特指社会的私域生活。

苏格兰思想家亚当·福格森被认为是首先从近代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福格森对当时的国家“侵蚀”私人社会领域的趋势感到不安，把市民社会看做是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是防护私人生活不受国家干涉，自主的社会组织是防护的屏障。

黑格尔以辩证思维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统一起来，认为“市民社会”是前国家的理念发展阶段，理念的本质是从“市民社会”提升到国家，^[23]社会组织应该与国家目标统一起来。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市民社会”问题有较多研究。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这是他与马克思市民社会不同的地方。他提出了上层建筑两个层面的思想：一个被称作“市民社会”，即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即国家。他认为，这两个层面在执行“领导”职能时是一致的，统治集团的领导职能是通过国家和“市民社会”来执行的。所以在葛兰西那里，国家包含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也是“国家”^[24]。葛兰西的理论给分析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见解，也给分析社团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社团组织的发展本身意味着现代国家的社会化。

西方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西欧的现代化就是“市民社会”从政治和宗教领域分化出来的结果，把市民社会指称为自愿团体、市场交换和自主领域的合法化等特征。

法国社会历史学家涂尔干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行政权力之外的具有自身联系的社会实体。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劳动分工少，社会关系狭隘，社会整合需要强制的规范制度才能实现，否则，社会就会很分散。在工业化社会中，社会关系广泛，国家强制力量逐渐被各种关系代替。高度发达和专门化的劳动分工使社会成员相互依赖，也使有机的团结得到固定。涂尔干把行政性联系称为机械的联系，把社会分工形成的社会关系称为“有机的”联系，“市民社会”是这种有机联系的总体。

概而言之，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与国家相互作用的社会生活领域，特别强调私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主和自由。

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观点，把“市民社会”首先理解为经济基础的范畴，近代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是社团组织的基本原因。同时借鉴葛兰西的“社会组织执行国家职能”的思想，把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社会作用，作为国家管理职能的延伸或社会自主管理、自我维护的属性。